諾獎得主稱2015是中國世紀元年 人大教授：遠遠沒到
“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提前出版的美國《名利場》雜誌2015年1月號刊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這篇文章，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爭論。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26日對《環球時報》表示，現在的中國不過是“1872年的美國”，當年美國GDP按購買力平價第一次超越英國，而世界進入“美國世紀”要到一戰以後，因此，中國世紀的元年還遠遠沒有到來。
2015年會成為“中國世紀元年”嗎？贊成者認為，除了中國GDP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趕上美國外，還有其他“類中國世紀”現象出現，比如倡導亞太自貿區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推行“一帶一路”戰略、主辦世界互聯網大會等。
反對者則認為，近期中國經濟增長“已經看到上限”，甚至稱“好像不久中國時代就要結束似的”。26日，中國社科院發表2015年世界經濟黃皮書，認為明年中國仍極可能延續過去多年的慣性，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的《中國世紀》一文編譯如下：
在書寫2014年的歷史時，需要留意一個幾乎被忽視的重大事實：2014年是美國能夠號稱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最後一年。中國經濟以拔得頭籌之勢進入2015年，並很可能長時間執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國已經回到了它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間裏所佔據的地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資料圖）
中美世界觀判若雲泥
比較不同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件很難的事情。基於所能作出的最準確判斷，各技術委員會最終拿出了被稱為“購買力平價”的估值，從而得以比較不同國家的收入水平。雖然這些數據不夠精確，但它們的確為評估不同經濟體的相對規模提供了一個良好基礎。2014年初，進行此類評估的世界銀行各國購買力比較項目公佈了新數據（這項工作是如此複雜，以至於20年來一共只出過3份報告）。與往年相比，今年春天公佈的最新數據更具爭議，從某些方面來説也更加意義重大。而它之所以更具爭議，也恰恰是因其意義非凡。新數據顯示，中國將以遠遠超乎所有人預料的速度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即將於2014年底實現這一目標。
爭議的根源會令許多美國人感到驚訝——它很能説明中美之間的巨大差異以及美國“以己度人”的危害。美國非常渴望成為第一，也很享受這一地位。相比之下，中國對此則沒有這麼熱衷。有報道説，中方與會者甚至威脅要退出相關技術討論。一方面，中國並不想成為“出頭鳥”——當第一是有代價的，意味着要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繳納更多會費，意味着揹負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的壓力，也很可能促使中國老百姓思考國家是否應該把更多財富花費在民生上面。另一方面，中國十分清楚美國心中對於世界第一的執著，很擔心美國一旦不再是第一會有何反應。
當然，中國在很多方面早就超過了美國，比如出口和家庭儲蓄。在儲蓄和投資佔其GDP近一半的情況下，中國擔心儲蓄太多，正如美國擔心儲蓄太少一樣。在其他領域，比如製造業，中國直到近幾年才趕超美國。而在專利數量方面，中國仍落後於美國，但差距正在縮小。
美國仍然能與中國爭鋒的領域並不都是美國最想讓人關注的領域。美中兩國在不平等程度上差不多（美國是最不平等的發達國家）。中國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超過美國，而美國坐牢的人口比例（每10萬人中有超過700人坐牢）則遠超中國。從總量上看，中國在2007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污染國；而從人均水平來看，美國仍然超過中國。美國仍是世界第一大軍事強國，花在軍隊上的錢超過排在其後面的10個國家的總和（這並不意味着美國總是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軍事力量）。但一直以來，美國真正的實力更多倚仗的是“軟實力”，特別是經濟影響力，而不是軍事上的硬實力。這一點很重要，應該謹記。
美國稱霸靠的是經濟
全球經濟力量以前也曾經歷過顯著的“結構性轉變”，因此美國對這種變化有所瞭解。在200年前的拿破崙戰爭之後，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大英帝國的版圖橫跨地球四分之一。英鎊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和黃金一樣可靠。英國（有時是與盟友一起）強制施行了自己的貿易規則。它可以區別對待進口的印度紡織品，強迫印度購買英國的布料。英國及其盟友也可以堅持要求中國對鴉片開放市場，而當中國認識到鴉片的毀滅性危害並試圖關閉邊境口岸時，列強又發動了兩次戰爭以維持這種產品的自由流通。
英國的霸主地位持續了一百年，甚至延續到19世紀70年代美國在經濟上超過英國之後。這種時間差一向存在（就像美中兩國一樣）。轉折點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依靠美國的幫助才戰勝了德國。戰後，英國主動卸下了擔子，而美國不情願地挑起了重任。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盡其所能構建了戰後世界秩序，以避免再次爆發世界大戰，但國內的孤立主義致使美國從未加入國際聯盟。在經濟領域，美國堅持我行我素，通過了《斯穆特-霍利關税法》，終結了一個全球貿易的繁榮時代。英國保住了自己的帝國，但英鎊逐漸讓位於美元。最終，經濟現實起了決定性作用。眾多美國公司成為跨國企業，美國文化明顯佔據了優勢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又一個決定性事件。在戰爭中受到重創的英國很快就失去了幾乎所有殖民地。這一次，美國確實承擔起了領導職責。它在創建聯合國和制定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而聯合國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為新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奠定了基礎。然而美國在其他方面並未盡責。美國並未像凱恩斯所主張的那樣，創制一種原本可以大大促進世界經濟穩定的全球儲備貨幣，而是把短期私利擺在第一位，愚蠢地認為只要使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就能從中獲利。美元的地位好壞參半：它使美國能以低息貸款，因為其他國家需要把美元放入外匯儲備，但與此同時，美元會升值（高於應有價值），從而導致或加劇貿易逆差和經濟疲軟。
資料圖：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
二戰後的45年間，全球政治被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主宰。對於如何組織管理經濟和社會以及政治和經濟權利的相對重要性，它們分別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最終，蘇聯體制失敗了，部分原因在於缺乏民主監督所導致的內部腐敗。蘇聯的軍事力量曾經強大得令人望而生畏，而它的軟實力卻日益成為笑柄。如今的世界被唯一的超級大國所主宰，而這個超級大國仍在繼續其巨大的軍事投入。不過，美國不僅是個軍事超級大國，也是個經濟超級大國。
美接連犯錯動搖根基
美國接下來犯了兩大錯誤。首先，它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勝利意味着其所支持的一切全部獲勝。然而對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來説，貧困以及左派長期倡導的經濟權利依然是首要問題；第二個錯誤是，從柏林牆倒塌到雷曼兄弟破產這段短暫的時期內，美國利用單邊統治地位追求自己狹隘的經濟利益，更準確地説是那些跨國企業和大銀行的經濟利益，而不是建立穩定的世界新秩序。美國在1994年推動建立的貿易體系以及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是如此不平衡，以至於在五年後舉行會議計劃出台另一項貿易協議時，西雅圖發生了騷亂。一邊就自由和公平貿易高談闊論，一邊又堅持補貼本國的富裕農民，令美國顯得虛偽而自私。
而且，美國從未充分認識到其諸多鼠目寸光之舉所帶來的後果。它的本意是擴大和加強其主導地位，但從長期來看卻適得其反。20世紀90年代的東亞危機期間，日本推出“宮澤計劃”，豪擲巨資幫助陷入衰退和蕭條的經濟體擺脱困境，而美國財政部卻竭力從中破壞。美國還在這些國家推行財政緊縮和高利率政策，拒絕救助陷入困境的銀行，這與美國財政部官員在2008年危機後所倡導的政策截然相反。即便是在東亞危機過去15年後的今天，只要提起美國當初所扮演的角色，仍會引起亞洲各國政府對其虛偽行徑的憤怒指責。
資料圖：美國西雅圖騷亂。
美國應正視中國崛起
現在中國成了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為什麼要擔心？文章認為，從某個角度來説，其實不需要擔心。世界經濟並非零和遊戲，中國與美國的發展是互補的。中國如果加速發展，就會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而美國也會繁榮。當然，如果問問那些因為中國而失去工作的製造業工人就知道，這樣的説法多少有些誇張。但這一現實不僅與另一個國家的崛起有關，也與美國自己國內的經濟政策有關。
從另一個角度來説，中國崛起為第一大經濟體確實是件大事，美國需要認識到其產生的影響。
首先，美國真正的實力在於軟實力，在於它為其他國家提供的榜樣及其理念的影響力，包括關於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理念。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一，會使其政治和經濟模式以及軟實力模式聲名遠揚。中國的崛起也會令美國模式顯得十分刺眼，因為後者並未惠及美國大多數民眾。如果將通貨膨脹計算在內，普通美國家庭的生活還不如25年前，美國貧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雖然中國社會也很不平等，但大多數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地從經濟發展中獲益。在美國中產階級發展停滯的同時，中國卻使大約5億人擺脱了貧困。一種不能惠及大多數國民的經濟模式也就不能成為他國效仿的榜樣。美國應將中國崛起視為一記警鐘，由此開始推進自身的改革。
其次，如果美國看着中國一步步崛起，覺得世界經濟説到底是一場“零和遊戲”，並以此採取行動的話，美國的軟實力就會進一步遭到削弱。這絕不是“警鐘”的正確含義。美國若把中國的收穫看成是自己的損失，就會竭力進行“遏制”，想方設法限制中國的影響力。此類行動最終將被證明是無用功，而且還會損害人們對美國的信心，損害美國的領導地位。
美國的外交政策屢屢掉進這樣的陷阱。比如美國、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想要達成的所謂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就完全把中國排除在外。亞洲存在着規模龐大、充滿活力的供應鏈，位於不同生產階段的商品在該地區四處流動，而TPP似乎想把中國擠出這條供應鏈。
資料圖：TPP將中國排除在外。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剛剛開始在一些領域承擔起全球責任，美國的態度似乎相當不屑。中國希望在現有國際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美國國會稱，其實老牌俱樂部並不喜歡活躍的新成員——他們可以繼續坐在後排，但他們得不到與其全球經濟角色相匹配的投票權。當二十國集團的其他成員國認為，決定國際經濟組織領導人選的條件應該是能力而非國籍時，美國則堅稱舊秩序已經夠好了，比如世界銀行行長應該繼續由美國人擔任。
還有一個例子是，當中國與法國等國家提出美國應該完成凱恩斯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啓動的那項工作，創造一種國際儲備貨幣的時候（這項建議得到了由聯合國秘書長委派的國際專家委員會的支持），美國從中作梗。
最後一個例子是，中國希望通過新組建的多邊機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幫助，中國在這些機構中將發揮主要乃至主導作用，而美國則尋求阻撓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全球存在數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這一點已經成為廣泛共識，並很可能遠遠超出世界銀行及現有多邊機制的能力範圍。美國需要的不僅僅是更具包容性的世界銀行管理體制，還需要更多資金。在這兩個問題上，美國國會都説了“不”。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和本地區其他許多經濟體開展合作，努力創建亞洲基礎設施基金。而美國則施展手腕，希望這些國家不要加入。
美解決麻煩難離中國
文章稱，美國正面臨一些真正意義上的外交政策挑戰，事實將證明這些都是棘手的問題：伊斯蘭武裝分子、邁入第7個10年的巴以衝突、堅持展示實力（至少在其周邊地區展示實力）的咄咄逼人的俄羅斯，以及核擴散的持續威脅。為解決其中許多問題（即便不是所有問題），美國都將需要中國的合作。
當中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時，美國應該抓住機會，使外交政策的立足點遠離遏制。中美兩國的經濟利益相互交織，緊密關聯。穩定、正常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事關兩國利益。考慮到中國的歷史記憶和自尊心，中國將無法接受現在的全球體系，因為其規則都是由西方制定的，也反映了西方的利益。不管願不願意，美國都必須進行合作——而且應該拿出合作的誠意。與此同時，為繼續維持美國軟實力的價值，美國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解決自身體制的不足——那些腐化的、（坦率地講就是）有利於權貴階層的政治經濟制度。
在新經濟現實的影響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形成。人們無法改變這些經濟現實。但如果用錯誤的方法應對現實，美國就有可能受到反作用力，要麼導致全球體系運轉不良，要麼必須面對一個顯然不希望看到的全球秩序。
（綜合《環球時報》、《參考消息》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