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海：少子化與安倍經濟學

（編者按：剛在大選中獲勝的安倍晉三開始了其新的任期，但他面臨的日本仍舊是那個日本，少子化、老齡化的社會已經成了日本的痼疾，影響到日本社會和經濟的方方面面，但這顯然不是一個在短期內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面對這樣的日本，安倍計將安出？****）

從2014年聖誕夜的下午開始，第三次安倍內閣就將正式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了。雖然在上週末舉行的 “突然襲擊式”的眾議院選舉遭到了來自在野黨和部分市民團體的批判，安倍和他的領導下的自民黨依然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從而奠定了安倍本人夢寐以求的長期執政的基礎。然而，這一次創下了戰後以來最低投票率的選舉，以及自民黨席位的若干減少，也顯示出選民對安倍新一屆內閣的施政的壓力正在加大。畢竟，自民黨在競選造勢的宣傳中可是言之鑿鑿地宣稱“經濟復興的道路舍安倍經濟學無他”的。可是，就在選舉前有安倍經濟學能否真正見效，更確切一點的説，就是多數的日本國民是否能夠均沾經濟政策的實惠。所以，在數據上的經濟增長之外，普通國民的就業是否穩定，收入水平是否能有增長，更是檢驗安倍的競選許諾能否兑現的硬指標。儘管，安倍在選舉政治上面顯示出了勢如破竹般的強勢，但日本經濟的表現卻出乎意料的糟糕。本年度連續三個季度的GDP負增長，尤其是第三季度的—7.9%的數據，迫使安倍不得不暫緩將税率增加到10%。日本的經濟界普遍認為，這是消費税率增加和日銀追加流動性緩和政策所產生的副作用。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Saul Rogoff）和普林斯頓大學的保羅·克魯格曼等美國經濟學家，近來亦對“安倍經濟學”的前景表達了不樂觀的預期。

寥落的唐津站前。

安倍在2012年提出“安倍經濟學”概念時，所宣揚的“三支箭”中的二支“大膽的金融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至今已經被強力推動了2年多，實際上的效果卻是如此的差強人意。而他鼓吹的“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迄今為止也沒有看到任何起色。安倍在向國民解釋“物價上漲”和“提高消費税率”的必要性時候，不停地許諾，物價一上漲，企業的利潤一有起色，肯定會給普通僱員加工資。國民的收入增加了，就會有更多的錢用來消費和投資。這便是，安倍晉三所主張的“全民參與的成長戰略”的核心內容。可是，除了在增發貨幣的推動下的股市上揚使得大企業和少數富裕階層受益外，日本普通工薪階層的實際工資水平卻連續十五個月下滑，累計減少了3到4個百分點。據自民黨幹事長谷垣禎一向媒體透露，安倍本人對此也深感苦惱。他認為：“安倍經濟學應該能夠增加就業，增加收入的啊”。為此，他在宣佈勝選之後，立即召集日本經團聯的頭頭腦腦們開會，當面要求他們切實地給自己的員工們加工資。據NHK的報道，這在日本的歷史上還是頭一遭。但是，對於安倍這種努力的實際效果，日本的社會輿論總體上持懷疑的態度。

其中的癥結誠如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首席證券經濟師河野龍太郎所指出的，隨着日本的進一步高齡化和勞動人口的繼續減少，安倍目前推行的貨幣政策絕不會產生真正的有效需求，而只可能導致在設備和基礎設施上的無效重複投資。而在就業方面，正如日銀總裁黑田東明所保證的那樣，從2013年以來，日本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3.5%的低水平（所謂結構性失業率），幾乎近似於理想的“完全就業”。可是，即便如此，日本的經濟增長依然是停滯不前。這是因為，在日本這麼一個高度少子、老齡化的社會中，不但經濟的“生產性”無從提高，由消費帶動的內需增長也是無從談起的。按照日銀的推算，今後兩年日本GDP的潛在增長率大概僅有0.2%-0.3%，前景一片黯淡。事實上，安倍經濟學原本的目的是為了強行下壓日本的薪資水平，再利用日元的貶值，好讓那些早就搬遷到海外的企業重新返回日本國內設廠，從而實現根本上的產業復興和經濟結構改革。可是，眼下人口問題成為了阻擋安倍實現自己改革宏願的一個巨大障礙。

無人居住的街道。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在本月初剛剛發佈的2014年度的人口統計數據，日本的人口在這一年減少了21萬，佔總人口的0.17%。其中，14至64歲的勞動力人口減少了1.43%，約113萬4千人，而0—14歲的少年兒童也減少了0.98%,，約16萬1千人。與之相對的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3.44個百分點、達108萬8千人。眼下，日本的老齡化程度已經達到了空前的23%的超高水平，並且這種情況仍在繼續惡化之中。隨着勞動力人口（同時也是納税人口）的日漸減少，和領取年金（退休工資）的老年人口增幅的加速，日本政府在未來肯定會面臨比現在更大的財政和社會壓力。與此同時，在出生率降低和地方人口不斷向東京、大阪等中心都市圈流動的情況下，日本個地方的“老齡化”與“空洞化”（日語成為過疎化）情況變得更為突出。以筆者近期在九州地區所目睹實際情況來説，地方城鎮中出現了大片整日無人居住的鬼屋。筆者曾經搭乘過一班前往呼子水產市場的巴士，來回路上也就只有2、3名乘客，且全都是60開外的老人。一問巴士司機才知道，沿途中小城鎮的居民多數已經搬到了福岡這樣的都市中生活，像這樣沒有什麼乘客的情況已經繼續了十多年了。事實上，近幾年來，筆者在中部、西部日本的其他地方的觀感也大抵類此。像這樣人口凋零，鬼屋成片的地方，安倍所宣稱的振興地方經濟和促進民間投資又從何而來呢？由此可見，出生率低下所導致的“少子化”和不斷加劇的“老齡化”成為了阻礙“安倍經濟學”繼續前進的重大障礙。

日本人口結構的“少子化”和“老齡化”也是伴隨着其經濟發展的步伐逐步積累而成的。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日本也依然是一個人口淨增長速度較快的國家。在由戰後“嬰兒潮”一代所組成的家庭中，生育2-3個孩子的情況仍然較為普遍。可是，隨着7、80年代的經濟泡沫的膨脹，對個人享受的追求突破了對家庭生活的嚮往，由此，不僅日本人的結婚年齡不斷地延後，並且結婚之後依然以自我享受為中心的“丁克家庭”也日益蔓延開去。筆者結識的不少在這個時期結婚的“丁克”夫婦，大都坦言自己不喜歡孩子。然而，即便在經濟泡沫破裂了20年後的今天，“晚婚少育”依然是當今日本人婚姻和生育狀態的主流。當然，這已經和追求個人享樂的價值取向無關了，而是經濟長期不景氣的產物。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中小企業廳的調查結果，在30——40歲適婚年齡段的成年男子中，有固定職業的未婚率為30.6%而打零工的未婚率高達75.6%。中小企業廳的結論是，低收入階層因為生活負擔的壓力而選擇晚育或者絕育。對此，以勝間和代為代表的部分知識界認識主張日本應該應該向歐盟各國學習，加大對生產和保育以及後續的中小學教育方面的資金投入，使得許多不敢生育的青年夫婦可以“放心、安心”地培養後代。

下午五點空蕩蕩的車廂。

平心而論，從2003年開始設立“少子化對策基本法”以來，日本歷屆政府為了扭轉“少子、老齡化”的趨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改善生產和保育條件加大了一定的投入。並且，無論是過去的民主黨政府還是現在的安倍內閣，他們都推出了“子供手當”和“兒童手當”等直接針對經濟困難家庭的育兒補貼。但是，每月每個孩子1萬5千日元的金額，即便是放在當下的中國，也略嫌微薄，更不必説在消費水平高出很多的日本了。實質上，這點杯水車型的補助金並不能給日本的青年夫婦幫多少忙。何況，原本對民主黨時期的擴大社會福利支出政策頗多批評的安倍政權，打心底裏就不喜歡這種的增加福利的辦法。他所喜聞樂見的是讓青年人主動地行動起來，去結婚、去多生孩子。在這個方面，媒體的宣傳鼓動起到不小的作用。

自從安倍重新執政之後，日本的各大媒體就紛紛推出了一類以大都市的姑娘到地方鄉村和地方上的青年相親結婚的節目。在這類節目中，有許多的工作和自身條件都十分優越的都市職業女青年，為了尋找一個“踏實的可以一起共度人生的”伴侶來到九州、乃至沖繩這樣的日本欠發達地區，和當地的農民和漁民青年相親結婚。而且，在每一次節目的最後，這些相親活動幾乎都是皆大歡喜的美滿結局收尾的。還有不少媒體，大力宣傳了現在日本有些社團和非政府組織利用社交媒體組織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支農、幫農，並支持他們最終在農村建立家庭、紮根農村的事蹟。每當筆者看到這些節目中的日本青年們那種對未來滿懷憧憬的表情時，也不得不佩服日本傳媒主動替政府進行政策宣傳的手腕和效率。這種宣傳試圖達到的一個效果，便是希望都市人口向地方和農村的反向流動，以“一石二鳥”的辦法解決“少子老齡化”和“過疎化”此外，大眾傳媒中對於“結婚生育是重要社會責任”的宣傳明顯增多了。自然，那種比較符合自民黨保守心理的把“晚婚晚育”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女性的論調也多了起來。一種非常典型的論調是，日本女性受教育的水平高，是影響生育的要因。不僅如此，在媒體上還常常出現例如“容忍婚外情”，承認“非婚生子”之類有些荒腔走板的論調。當然，這些都是安倍政權以及迎合安倍的大眾媒體所採取的宣傳策略吧。

客觀地來説，即便現在日本的生育率立即回覆到70年代以前的3%左右的水平，目前這麼嚴重的人口結構老齡化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內解決。一個真正可能短期見效的方法，就是放開吸引外國移民，但這與異常封閉且排外的日本社會來説，又是何其的難以接受啊。只不過，日本的經濟狀況是不會給安倍政權留下太多權衡的時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