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禁止街道招商 上海壯士斷腕

“明年元旦起，上海城區所有街道停止招商引資不準有例外”；“街道停止招商後，日常運作經費由各區（縣）財政預算全額撥付”；“建立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社區工作人員隊伍及社區工作者職業化考評體系，合理設定薪酬標準，處於就業年齡段的社區主要工作骨幹符合一定條件（一定工作年限及考核合格），實行事業崗位和事業待遇”……

以上一系列眼下在全國絕無僅有的“上海舉措”，旨在全面創新上海社會治理 ，推動街道工作重心切實轉移到社區管理和服務上來，其根本目的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和羣眾基礎。

街道本身不是一級政府，系城區政府的派出機構。從全國大中小城市看，街道工作任務重、責任大，但人權、事權、財權、物權與任務責任極不匹配。這是一個長期性困擾，從改革開放算起，至少已經困擾了30餘年。如何破題，惟有改革。改革很痛，涉及利益調整和利益重塑無數。此前，全國大中小城市（包括上海）一起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願意率先去面對這個“燙手山竽”。

上海歸終率先破題改革，緣於去年年底習大大對上海的“殷殷期望”。習大大責成上海率先“走出一條符合特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來”。為落實習大大指令，上海市委將此項改革探索任務列為今年市委“一號課題”，並將其上升為“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羣眾基礎和執政地位”之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

從今年初開始，“一號課題”多角度、多層次調研歷時10個月，在排除各種既得利益幹（阻）擾的前提下，市委出台“1+6”文件，以此確立上海創新社會治理的政策框架。12月26日，市委召開“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電視電話會議。會議的最大看點（創新了歷史）是全市萬餘名街鎮居村的“小巷總理”和“村官”悉數參加。會議設90個分會場，宣讀“1+6”文件時，9各分會場都不時爆發出“哦哦”的驚歎。會後，所有接受媒體採訪的的“小巷總理”和“村官”都強調聽了“1+6”文件心頭為之一振。

所謂“1+6”文件之“1”，指《關於進一步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意見》，而“6”則涵蓋了深化上海街道體制改革、完善居民區治理體系、完善村級治理體系、組織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深化拓展社會管理提升城市綜合管理效能、社區工作者管理等6項實施意見和管理辦法 。截止筆者寫此短文時，“1+6”文件的原文尚待公開發布，但僅從各分會場不時爆發出“哦哦”的驚歎，我們已可確信，“1+6”文件決非泛泛而談，而是“有血有肉”分量較足。

要讓馬兒跑，就得給馬兒喂足草料。經費有了財政保障，幹居委會工作只要盡責盡心幹出了成效，就可成為“事業人”。“事業人”做到一定年限並考核合格，還可轉為公務員編制，全國高校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一條主要的求職新通道由此在上海率先打開。

此項系列性改革的最大壯士斷腕之舉，是停止街道招商引資不設例外，以及街道、社區的日常運作經費由區（縣）財政全額保障。國內招商引資始於改革開放之初，最初分為省、市（區）、縣（區）三級，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後濫殤至街道（鄉鎮）、居委會（行政村）五級。如此“泛市場化”歪風一度越刮越甚，帶來一系列社會惡果及如今糾偏之成本極高之後果。然而，這一刀非砍不可，而且務必一刀見血，徹底了斷。否則，如下一系列矛盾無法真正緩解，更談何破解：

其一，若街道繼續不務正業，熱衷於經濟創收，“惟GDP至上”，街道之“主業”——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必然疏忽和荒廢。長此而往，城市居民對社區服務不足、不夠、失職、怠職的不滿，自然上升為對黨和政府的不滿。

其二，由於街道社區日常運行經費的大頭依賴“街道企業”創收解決，甚至區級政府還常常向街道伸手“揩油”，街道勢必由“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中心”蜕變為“創收中心”。如是，街道私設“小金庫”成為普遍現象，“賬外賬”成為街道“三公消費”的灰色渠道，“街道企業”成為街道向下亂伸手的“搖錢樹”。習大大政風肅紀已初見成效，可如果不切斷街道“小金庫”之來源，“小金庫”整治自要回潮。要永久剷除街道“小金庫”和“賬外賬”，必須率先停止街道招商引資熱衷於“搞副業”之利益衝動……假如此後患不除，貫徹八項規定之成果不可能永續鞏固。

其三，街道所在區位有好有壞，歷史形成的各項可用於“經商”的資源有多有少，這就導致各街道自搞的“綜合福利”有厚薄之分。街道之間的“福利落差”又導致不同街道的幹部之間心態失衡、行為失序，有些“不甘心”的意志薄弱者，自然要亂伸手出問題。

其四，各級都熱衷招商引資，所引進項目的技術含金量自然層層遞減。街道可用土地資源本身就十分有限，大量低水平的項目佔用土地資源必帶來兩大惡果：第一，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用地無從着落，被擠佔甚至侵佔成為常態。如此這般，廣大居民皆看在眼裏、怨在心裏，最終都轉變為對政府之“積怨”。第二，街道招商引資項目普遍層次低，對城市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功能轉型帶來嚴重干擾。如此相背而行，浪費的糟蹋城市土地資源，惡化城市生態環境，破壞城建規劃，抬高城市轉型升級成本，積累和放大城市社會管理頑症。

其五，街道日常運作經費缺乏正當保障，底下居民委會日常運作經費自然不可能足額撥付。街道熱衷於自搞“綜合福利”，底下居委會自會各顯神通上行下效。於是，走進全國大多數城區的社區尤其是公建不足的“中老齡社區”，各居民委會無不破牆建房出租，佔用社區綠地私設停車場之類用於出租，搞得社區雞犬不寧，居民怨聲載道。

其六，居委會若熱衷於“創收自力”必失控為“創收自肥”。於是居委會之間，各居委會幹部之間，亦互相攀比福利待遇。當居委會幹部把心思用在了“創收自肥”上，服務居民流於形式也就不奇怪了。

其七，街道與居委會皆熱衷於招商引資和“社區副業”，針對居民家庭的亂搭亂建就理不直氣不壯。以至於，街道與社區綜合治理的隊伍越來越多，人員越來越雜，治理成本越來越高，但監管難度亦越監越大。

有鑑於此，停止街道招商引資改為全額吃“皇糧”，堪稱最終率先在上海破解上述七大頑症的“頂層設計”。考慮到此項改革的範圍最終會覆蓋至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城市，筆者以為，從基層社會治理與執政之關係，停止街道招商引資的現實價值和歷史價值，很可能不亞於當年江澤民啓動、胡錦濤掃尾的“禁止軍隊經商”的歷史價值。

此項系列性改革的最大壯士斷腕之舉，是停止街道招商引資不設例外。

由“1+6”文件所涵蓋的“上海舉措”，直接面對的是如下現實：即隨着上海經濟加快轉型發展，人口數量快速增長，社會結構趨於多元，羣眾利益訴求複雜多樣，信息傳播方式深刻變革，傳統社會管理面臨嚴峻挑戰。這樣的挑戰既是上海的亦是全國性的。

從現有滬媒及新華社的公開報道着手分析，筆者以為，濃縮着市委一號課題政治責任和政治擔當的“1+6”文件，至少有三條主線貫穿其中，共同構成“1+6”文件之“魂”：

第一，創新社會治理和加強基層隊伍建設，既然事關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當然要充分秉持黨的領導這個根本原則。越是社會治理複雜多元，越要加強黨的領導，凸顯黨在創新社會治理中的主導和指導作用。充分依託黨整合社會資源能力，運用好黨協調各方力量之能量，調動和發揮好社區黨組織的工和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二，既然基層黨組織是創新社會治理之基，就得緊緊牽住基層黨建這個牛鼻子，並與單位黨建、行業黨建、區域黨建、“新經濟黨建設”、“新業態黨建”、“商務樓宇黨建”形成互聯互補與互動，形成區域範圍內社會治理、社區管理、城市建設、城市運營、生活生產安全之黨建聯動。

其三，基層黨建尤其是社區黨建要充分發揮作用，重點是改變社區黨組織不同程度存在的軟弱渙散現狀。書記強，基層黨組織強；基層黨組織強，社區組織就強；社區組織強，工作得當得法，社區就井然有序、居民方能安居樂業。能否在特大型城市的社會治理方面闖出一條新路？這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一種考驗和提升。

説基層是黨的執政之基，在於黨執政形同打造和維護好一座“金字塔”。塔基是執政的羣眾認可，塔尖駕馭方向決定基調，塔腰負責貫徹執行。察習近平總書記兩年來的執政理路，塔腰和塔尖的修復加固重在反腐敗、改作風，以求儘快革除多年積累之弊；塔基治理則致力於強身健體夯實基礎。鑑於創新社會治理是全國城鄉面臨的共同挑戰，“上海舉措”與上海自貿區試驗一樣具有試點意義。一旦試點趨於成熟，其治理理路及核心做法，必如“自貿區試驗”那樣，在更大範圍推廣複製。

此外，許多人強烈期待推進政改，筆者想説，政改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創新社會治理對於執政黨和全社會而言，就係不折不扣的政改內容之一而不僅僅是單純的“社改”。脱離了政治，單純的社會管理創新壓根就不能獨立存在。

每天，我們每個人平均有一半左右的時間生活在社區。當黨的工作精力重新聚焦基層和社區之時，諸位，甭管你從事的是什麼職業，千萬莫以為這事與我無關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