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韌性是中國成功的秘訣？

【今年中國經濟最重要的關鍵詞無疑是“新常態”，對其解讀五花八門，相當一部分專家、媒體對經濟增長前景做出負面預言。然而，在張軍教授看來，他們指出的種種問題並不新鮮，甚至一直存在。那麼中國克服這些困難、獲得成功的秘訣究竟是什麼？****】

很多人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深表悲觀，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出現了鉅額債務、過度投資、生產過剩，以及所謂的“鬼城”。但這些都不是新問題。自1978年以來，這些問題都以不同形式存在，並影響着中國經濟，而且在東亞其他轉型成功經濟體——比如台灣、韓國，甚至日本——的快速增長時期也出現過。

自鄧小平推動 “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7%。韓國和台灣只花了40年時間，就完成了從低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轉變。那麼，這些經濟體是如何既保持長時間快速增長，又克服了在此過程中面臨的嚴重問題的？答案很簡單：韌性。

經濟發展是一個錯綜複雜的過程，其間充滿了挑戰與風險、成功與失敗、外部衝擊與內部震盪。負面影響如不斷上升的債務佔GDP（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產能過剩，都不可避免。

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在崛起的過程中適當地回應挑戰，其經濟增長和發展就會停滯。比如，拉丁美洲和南亞的很多國家就陷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因為它們沒能及時調整增長模式。

相比之下，東亞經濟體不斷調整自身的增長戰略並實施了持續的體制改革，目標不是直接解決所面臨的問題，而是引入新的、更高效的經濟活動，將債務轉化為資產，使得經濟產能得到最大化利用。

從這個意義上説，東亞經濟體已經接受了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説的“創造性破壞”過程，經濟結構不斷從內部得到調整。此外，東亞經濟體通過實施漸進式改革，促進甚至激勵了新的、更具活力的經濟增長點，淘汰了舊的、低效的經濟增長源，加快了 “創造性破壞”進程。

比如，中國1980年代對鄉鎮企業和村辦企業的鼓勵，帶動了非農領域的增長，這部分推動了生產率提升的農業改革。同理，1990年代，面對國有企業長期虧損、對房地產的過度投資，中國通過在更具活力領域實施刺激增長的體制改革、抵消國有企業的資本回報率下降，應對了不良債務和未完成建設項目帶來的問題。

因此，韌性”成為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與市場之間互動的主要特點。實際上，已故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曾表示，政策和市場體系的動態互動是東亞經濟體成功的關鍵。比如，在中國，地方機構要求更多自主權，促使中央政府實施財政分權，這有助於推動區域競爭，並維持一個日益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環境。

產業政策的形成也體現了這樣的動態互動。在中國，雖然大量充滿活力的小生產商正蓬勃發展，但政策制定者在促進產業發展和升級上幾乎沒有干預，這就讓引導產業升級的責任落在了市場頭上，這確保了小生產商在擴張產業領域時能發揮關鍵性作用。

在東亞，地方政府是“韌性”體現的另一個主體。首先，它們負責公共資本支出，推動中國基礎設施改善，並令私人投資者獲得合理回報。這促進了地方企業，特別是創新型中小規模企業，實現增長和繁榮的目標。其次，為了實現該目標，地方政府也幫助企業進入全球生產鏈。浙江省和廣東省兩省地方政府在此方面一直做得特別成功，這兩個省的經濟指標也理所當然排在中國最強省份前列。

最後，地方政府也有強烈的意願支持制度創新，在遭遇結構性挑戰時，地方政府能夠在地方上靈活處理，以掃除那些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經過三年的經濟增長放緩和債務上升，中國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幸運的是，中國似乎正選擇一條靈活的自我調整的道路。去年以來中國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希望該計劃有助於中國趨於接近並最終跨越高收入門檻。而這條道路將有助於改革的成功推進。

（本文12月26日刊載於捷克世界報業辛迪加，標題為“China’s Growth Secret”，觀察者網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