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2014年周邊外交盤點——東降西攜南進北升
歲末年終，算賬是咱中國人的傳統。國家、企業、家庭、個人概不例外。
國家算賬，自然少不了外交。新華社“行進中國精彩故事盤點2014”，給中國外交算賬的標題叫《打造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遺憾的是惜墨如金，整本賬單隻有總目缺乏科目，全文不足3000字，讀來很不過癮。
於是乎，筆者也想算筆賬，只是切口很小，僅梳理周邊外交這一局部，借觀察者網這一平台，與眾網友一起分享我國外交日臻成熟老道之喜悦。
“東降”
馬年初，習大大親自出席中央周邊外交工作會議。會議形成三大重要戰略共識：第一，深耕、精耕中國周邊；第二，會議重新定義的“周邊”，跨越傳統概念下與中國接壤抑或毗鄰的周邊國家，而是具有戰略縱深的“大周邊”諸多國家；第三，注重周邊外交三個平衡：一是陸海平衡，二是東西平衡，三是南北平衡。以形成東西聯動、陸海互補，南北遙相呼應之態勢。
既然是“大周邊”。太平洋東岸的美國自然是周邊外交之重。當然，美國不但是中國的“周邊”，亦是中國的“近邊”，從橫須賀到沖繩列島，再到菲律賓，美國軍艦飛機導彈年復一年地替中國“義務守衞東大門”。
所謂“東降”，首先是對美國咄咄逼人的“亞太再平衡”降點“虛火”。中國使用的一味主要“降火藥”叫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味藥，由習大大與奧巴馬加州莊園會晤時首先開出。這是一味充滿了東方哲學智慧的“中藥”，其主要成分叫“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奧巴馬信“西藥”，對習大大開出的這味“中藥”曾存戒心，但也不好公開拒絕“服用”。好在這味習式“中藥”藥性温潤，並且帶有揮發性，只要放置在了奧巴馬的案頭，其日日散發的“芳香味”，註定對奧巴馬有潛移默化之“藥效”。這不，到了2014年的夏天，克里造訪中國，為奧巴馬出席北京APEC峯會及訪華打前站。儘管表態時依然扭扭捏捏不較痛快，但克里還是代表美方初步認同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味“中藥”。
北京APEC，奧巴馬如期而至。在中美元首“瀛台散步”時，奧巴馬初步與習大大就共同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達成諸多共識。在中美的棋局裏，中方似乎已佔得先機。
中美瀛台會
中美目前具有的對話機制（從戰略層到事務層）不下百餘個，在古今中外大國關係中絕無僅有，但具體的“對話效果”差別很大。元首之間共識增加，許多事兒推進起來就順當不少。
於是美國開始“有限度”幫助中國遣返逃美貪官；中美就儘快恢復和結束《信息技術協定》擴大產品範圍談判達成共識；中美達成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中美簽署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的諒解備忘錄；中美就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發表聯合聲明，共同就各自在2030來要達到的減排目標作出量化承諾；中美決定加快雙邊投資協定判進程……
除此之外，從去年下半年起，由美國主導的美日、美菲、美澳軍事演習皆有所收斂；就緩解中日東海主權衝突，美方也悄然加大了對安倍內閣的“施壓”。在人權、人民幣匯率、貿易戰、網絡管控等領域，美方對中國的橫蠻無理也稍有降温。還有，對中方在南海島礁步步為營的“填海造陸”行動，美方雖心裏極不爽快，但與過去相比，也算是剋制。
在烏克蘭危機、油價暴跌、俄美、俄歐對抗、中東恐怖升級等諸多重大國際熱點事件中，至少在明面上，美方未對中國作徒勞無效的“過分要求”。
2014年是中美自1979年建交至今全方位交往最為密集、多樣的一年。僅從兩國經貿關係之單一視角，2014年前11個月中國對外貿易增幅大抵只有全年計劃目標的一半，但中美經貿合作總額增幅依然可達6.5%左右，全年有望突破7%的增幅。
“東降”的第二個目標，是降日本色厲內荏之“邪火”。得益於中方在處理對日關係時的有理、有據、有節之方略，外加美國對日本之“敲打”，以及中韓關係升格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中韓自貿區談判完成對日本造成的強烈刺激，中日之間在北京APEC峯會之前達成“四點共識”，為安倍在APEC峯會期間“面晤”習大大開闢了通道。
真正能決定東北亞地緣政治平衡的關係國家是中、美、俄，韓日次之。中俄“背靠背”、中美緩和、中韓熱絡，日本在中國外交中的分量就自然減輕，朝核問題繼續惡化的勢頭亦能有所遏制。只要日本不甘心被“邊緣化”，適當緩解日中關係，就只能成為安倍內閣的一個無可迴避的主要外交方向。
評估日本的“邪火”是否有所收斂，從日方對釣魚島、東海防空識別區、中國海軍編隊沿日本週邊繞圈海訓報道的炒作強度明顯降温就可體察一二。此外，中國香港特區上演“佔中”鬧劇，日本亦比較識相，其官方未就此公開説三道四自討沒趣。
台灣“服貿鬧劇”，以及國民黨在台島“地方選舉大敗”，由於美國的收斂和日本的知趣，台獨勢力也未敢過分鬧騰。到了去年歲未，美國國會批准售台四條護衞艦，但畢竟只是老艦，台海軍事實力天平依舊越來越向大陸傾斜。
“西攜”
“西攜”分為正西和西南兩個方向。“攜”乃指此兩個方向周邊諸國與中國攜手合作，共搭中國快速穩健發展之快車也。
正西方向：習大大與李克強總理分別造訪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實現了中方主要領導人兩年之內對出訪中亞國家的全覆蓋。在“一帶一路”戰略牽引和主導下，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得到全面提升，顯著擴展了中國“西進戰略”的實施空間。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啓動資金1000億美元），絲路基金（啓動資金400億美元），中國與歐亞經濟合作基金正式開始籌建。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C線正式通氣、D線全面啓動。商談10年、好事多磨的“上合組織”道路運輸便利化協議終得簽署。“上合組織”擴大成員國計劃正式啓動。中國與多箇中亞國家在對方國家合建工（產）業園區的方案開始進入土建施工。即便是陷入動亂的非“上合組織”成員國烏克蘭，中烏經貿、軍貿合作也未受多少影響。
“一帶一路”由習大大代表中國提出不過一年多時間，沿線50多個國家以不同方式積極與中方接洽，願將各自的發展戰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方案進行實質性對接。
在中方主導下，中國與中東南歐國家舉行總理峯會，16國領導人悉數到場，欲搭乘中國發展之快車，顯示中國正穩步收復東歐國家“失地”。
在西南方向：巴基斯坦新任總理謝里夫訪華，中巴關係進一步鞏固。印度新總理莫迪上台後，習大大與莫迪在多個國際多邊外交場合多次面晤，雙方一致同意續沿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大方向，發展更加緊密、更為務實的“合作伙伴”關係。以中印簽署鐵路建設合作備忘錄（涉及印度新線建設1700餘公里），中印務實合作掀開新的一頁。中方倡議建設“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得到緬孟兩國積極回應，印度態度雖不夠明朗，但亦未提出不同意見。
2014年，習大大到訪斯里蘭卡，令斯方“舉國感動”，中國與斯里蘭卡關係得到進一步強化，中斯共同興建斯方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重大突破，雙方開啓中斯自貿區談判，開建科倫坡“港口城”項目，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標誌性進展之一。
2014年，習大大出訪馬爾代夫，中馬一致同意將兩國關係提升至“全面友好合作伙伴關係”級別，多個合作項目順勢展開。
簡言之，2014年中國正西與西南兩個方向的“周邊外交”範圍擴大、縱深延長，操作遊刃有餘，落子深謀遠慮，牢牢把握着雙邊與多邊合作的大方向和主動權。
“南進”
“南進”之“進”，指的是中國在處理與“南鄰”關係時的積極有為，其深度和廣度尤其值得梳理回味：
其一，南海島礁主權紛爭出現階段性降温，開始淡出全球和區域輿論的焦點。這中間有三個層面之看點：一是經習大大與阿基諾三世借APEC峯會舉行“短暫”的“懷柔會晤”，菲律賓的對華折騰因“和者寡”，尤其是美國對菲口惠多而實至少，令菲方消停了不少；
二是“981鑽井平台對峙”，中越雙方“各退一步”，越共總書記特使訪華，兩國總理在東盟“10+1”峯會等多個外交場合會晤，俞正聲出訪越南。美國對越施行“胡蘿蔔（以美越軍事合作作誘餌）加大棒（支持越南異見勢力）既拉又打政策，也令越南領導層有所清醒和警覺，而中國外交攻勢所形成的“中國勢場”及“中國中心”之事實，令越南逐步看清自身在東南亞的實際分量。以上因素共同發酵，使得中越關係在朝修復方向前行。在多個國際多邊外交場合，越南至少在口頭上作出表態，願意“積極參與由中國主導的諸多亞太經濟合作發展多邊機制安排”，以避免被進一步的冷落和孤立。
此外，還是在南海問題上，另三個主權聲索國印尼、馬來、文萊就擱置爭議共同發展與中國達成新的默契，均埋頭與中國發展更為深入的經貿合作關係。至於在東南亞有相當話語分量的新加坡，我們已然看到，至少在南海問題上，其立場選擇變得更為“中立”。
前年黃巖島事件爆發後，筆者曾在《外交觀察》季刊撰文預判，認定我國行將在西沙、南沙海域掀起一輪規模空前的“填海造陸”作業。果不其然，從組建三沙市起步，到事實收復黃巖島、掌控禮樂灘，再到南沙“填海造陸”進展神速，所謂南海問題，目前基本上只剩南沙問題（東沙歸中國台灣控制，自家人的事慢慢來；西沙歸中方控制；中沙也已歸我們事實控制）待解。就本質而言，南沙問題的解決速度，並非取決於由美國挑頭的域外勢力的干擾與攪局，也不取決於越菲買了多少先進武器，而是取決於中國“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定力和實際發展速度。就此，我們不妨思考，為何中方“得寸進尺”但南海局勢卻朝着逐步緩和的態勢走？其內在機理又是什麼？
其二，中國與東盟戰略合作關係迎來新契機。中國與東盟就共同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達成新共識，就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及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雙雙啓動，中國與東盟構建命運共同體戰略議題開始進入商談階段。中國與東盟一致同意，從2014年起至2023年間，打造中國東盟FTA升級版，將雙方經貿合作由目前的“黃金十年”升格為“鑽石十年”。
有利於中國的東南亞大趨勢、大格局所致，除菲律賓外，其餘東盟九國包括越南，皆參與了由中國“控大股”的“亞投行”籌建。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正在形成由“量”到“質”的轉變。這裏最值得提上一筆的是中泰鐵路合作。英拉下台巴育上台，中泰“高鐵換大米”計劃一度擱淺，中國及海外都有人為此幸災樂禍。未曾想，巴育一脱掉“軍裝”轉為“名正言順”的民選政府領導人後，立即恢復“高鐵換大米”計劃，從北京回到國內，巴育發表“中國在高速發展，我們在內鬥”的切膚感言……
其三，中國外交魅力之輻射一路南進。借G20峯會，習大大訪問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斐濟。G20峯會的東道主是澳大利亞，但眾星所拱之“月”卻是中國。阿博特總理一度被認為是“倚美排華”的右冀代表人物。可就是這阿博特，與習大大的互動配合默契。中澳領導人共同宣佈終結中澳FTA談判，加大全方位經貿合作力度。在雙方收穫一大堆具體合作成果的同時，阿博特總理提議下屆G20峯會由北京舉辦，除日本之外，包括美國在內其餘19國一致認可該提議。這一結果令正與澳方就出口蒼龍級潛艇進入意向商談的安倍尷尬不已。
新西蘭與澳大利亞在發展對華關係時，存在相當程度的“同質競爭”。中國與澳大利亞完成自貿談判，同時提升中新關係層級，箇中滋味“澳知、新知、中知”，彼此皆在不言中。
南太島國斐濟，沒有一個全球大國看得上。習大大勞師出訪斐濟，令其舉國感動加感慨。借斐濟之“寶地”，習大大與同中國建交的8個島國元首“相聚甚歡”。中國是數一數二的大國，習大大作為大國領袖，如此“禮賢下士”，説明經貿合作已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國外交立足全球佈局，為打破個別大國試圖圍堵中國，又佈下一枚“冷子”。別看它平時無足輕重，到了關鍵時刻，它或許就會發揮“四兩撥千斤”之奇效！
“北升”
“北升”指中俄、中蒙關係繼續升格、升級。就全局，中俄關系與中美關係的分量足以等量齊觀；就周邊之局部，中俄關系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中之重，中蒙關係則是中國周邊外交致力於“北升”的新突破口。
2014年，習大大再次出訪俄羅斯，普京總統兩次來華會晤習大大。在多個國際多邊外交場合，中俄元首前後單獨會晤多達5次。經中俄元首尤其是普京總統對俄政府部門的大力督促，中俄之間一批以能源合作為首的、久拖不決的大項目取得突破性進展。其合作層次之高，領域之廣泛，內容之豐富，超越了國際觀察家的普遍預期（限於篇幅此處不再作展開）。
烏克蘭危機，國際油價大幅下挫，外資批量逃離俄羅斯，西方對俄製裁，盧布大幅貶值，一系圍繞甚至直接衝着俄羅斯展開的地緣政治變局及經濟金融事件，以及西太平洋方向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俄戰略空間的擠壓，使中俄之間的“背靠背”貼得更緊。在既有“中俄人和”的基礎上，客觀上為中俄政治、軍事、經濟、人文、外交全方位合作及相互倚重，平添了新的天時和地利。在西太戰略方向上，中俄一旦默契聯手，美國縱然有日本這個“小跟班”對其“亞太再平衡戰略”背書，依然力不從心。
2014年的中俄默契，遠遠超出雙邊關係範疇。在“上合組織”、“金磚五國”、APEC峯會、G20峯會、敍利亞危機、伊（朗）核六方會談、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博弈等一系列多邊外交場合，中俄之間恰到好處亦留有各自獨立空間的外交默契達到了歷史新高度。
更為可貴但不易為常人所察的變化是，在中俄多領域、多層次的戰略級與戰術級的緊密互動中，俄羅斯正在悄悄地調整對華政策的基本取向。在筆者看來，它主要集中體現在隱蔽的、雙方皆心照不宣的兩個層面：
其一，俄羅斯對中國與身俱來的戒備心理在悄然弱化，這在中俄達成共建莫斯科至北京7000餘公里跨境高鐵意向上已然表現得相當清晰；
其二，2013年夏習大大在哈薩克斯首提“一帶一路”共建概念，僅一年多時間，“一帶一路”建設即有實質性良好開局，與俄羅斯態度的漸趨明朗頗有關聯。
以往，諸如“一帶一路”這樣的跨區域合作一旦規模化落地，因其足以深刻影響並重塑歐亞尤其是中亞和西亞現有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既有平衡格局，中方不能不“照顧”俄羅斯的情緒，沿線國家尤其是中亞諸國亦不得不慮及俄羅斯的感受。針對中國與中亞諸國的日益密切的合作，以及合作範圍的不斷擴大，俄羅斯經歷了不爽、疑慮、觀望、被動接受、逐漸認同到如今的“部分參與”。產生這種微妙變化並不斷促成變化加快的內在機理是什麼？它同樣很值得我們認真思索，細細回味。
蒙古在蔣介石手裏被前蘇聯“挖走”，建國後，中蒙關係始終隨中蘇關係的起伏而起伏。蘇聯解體後，蒙古步入了持續23年的“相對獨立期”。可是，半生不熟（今後也很難真正成熟）的“民主蒙古”，因與身俱來的地理困境，始終生存在中俄兩個大國的“夾縫”中。其間，美國、日本、歐盟皆想插上一腳，並且“小動作”頻頻。但站在地緣視角鳥瞰，這類“小動作”皆屬“小兒科”級，最多能讓中俄感到不快，無法從根本上令蒙古掙脱中俄的“束縛”而“獨立生存”。
蒙古成為“準民主國家”後，中蒙關係23年走勢總體趨好，但中間隨蒙古政權更迭也有反覆，主要反映在經濟合作的具體項目進展上。而導致這種反覆的主因是蒙古的政治集團在域外勢力不斷誘惑下過於“天真爛漫”。
2014年，很可能將被歷史確認為習大大重構（提升）中蒙關係的分水嶺。2014年，中蒙元首實現互訪，兩國既有合作關係順勢提升至“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層級，帶動一批久拖不決的大項目相繼落地。
在中蒙新的互動中，中方還下了一步頗具中式智慧的好棋。那就是在2014年9月的“上合組織”杜尚別峯會上，經中方事先“做通工作”且安排好必要之“鋪墊”，中俄蒙三國元首次舉行單獨峯會。這場別出心裁之峯會，中方所要的恰恰就是“形式大於內容”而非“內容大於形式”。萬事開頭難，只要第一步邁出去了，自會有第二、第三步梯次跟進，峯會亦將逐漸由虛趨實。中方促成此舉，在現實意義之外，同樣實現了一石兩烏：對於蒙古而言，俄羅斯的“加入”減少了它深化與中方合作的縮手縮腳；對於俄方而言，習大大充分考慮到了普京在俄國內可能面臨的“難處”，給足了普京面子。
更可喜的是，此峯會並非完全務虛。三國元首商定，選擇適當時機，將峯會機制化和定期化。三國一致確認，將中方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俄方的跨歐亞大鐵路、蒙方的“草原之路經濟帶”實現有機對結，共同打造中俄蒙經濟走廊。對中俄蒙三方而言，這是一項多邊區域外交的共同成果，假以時日，有望形成中-俄-蒙戰略犄角之勢；對中方而言，中國北方邊境戰略方向和平合作的既有態勢有望進一步鞏固和強化。
一點感想
即使侷限在周邊，整整一年的外交活動也難以盡數，筆者在梳理大小事件的過程中，有些感想，願一併與讀者分享。
第一，2014年的中國外交，明顯呈現出由元首外交牽引，從周邊外交發力，區域外交、多邊外交、經濟外交（包括中國資本和中國項目大步走向世界，以及金融、貨幣、自貿等方面的突破）、高鐵外交、技術外交、軍事外交、互聯互通外交、基礎設施外交、裝備外交、標準外交、併購外交、人文外交、氣候外交、園區外交、黨務外交、反腐外交等一系列不同等級、不同層次外交的共同發力、有機融合、互為依存之良好態勢。
第二，注重走出去與請進來並重。2014年習大大立足實現“中國夢”之國際戰略視野登高望遠，親自出訪全球18個國家（習大大主政兩年多來，遍訪歐洲、非洲、拉美、北美、中亞、東南亞、東亞、南亞、太洋洲、歐盟等30餘國家和區域國際組織）。其訪問強度、密度、頻度為新中國外交史所罕有，單就去年一年，習大大在北京接待的外國元首、政府總理就超過30餘位。其中的每一次出訪和迎訪都不是一時興起，而是立足於大國外交的落子謀篇。
這足以體現13億人口、5000年文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以前所未有的開闊胸襟、超凡氣度、空前自信、務實心智與世界進行對話與互動。在對話與互動中，互相借鑑、取長補短，影響世界發展，促進中國發展，為未來十年中國更為波瀾壯闊的和平崛起營造新的國際騰挪空間。
第三，豐富多彩的外交實踐，正在有效推動21世紀中國外交理論的創新與升級。中國處理國家間關係的“新、誠、惠、容”理念，以及建立於此理念之上的獨立自主道路觀，和平發展世界觀，義利合一價值觀，和諧共存秩序觀，正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理解和認同，並正在全球範圍形成呼應之勢。
立足於以上“四觀”，2014年的中國外交，注重於向世界展示和“推銷”一個講信義、重情意、揚正義、樹道義的生機勃發之中華。
第四，外交的終極目標首先是服務於本國發展與進步。通過構建廣泛多元的國際合作發展新態勢，改變中國改革開放前36年形成的東快西慢、沿海強內陸弱、南北失衡的現有發展格局，最終形成東西兼顧、南北協調、海陸平衡、多輪驅動的新發展格局。
2014年的中國外交，集意志、力量、資本、智慧、技巧、章法於一爐，精彩紛呈、可圈可點。以上所言，受篇幅所限和目力所及難免掛一漏萬。馬年將逝、羊年將至。筆者深信，羊年的中國外交一定會更具看點，更值得總結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