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禁令致隱性收入減少 或引發公務員辭職潮

原標題：中央禁令致隱性收入減少 或引發公務員辭職潮

近來，伴隨着中共從嚴治吏的縱深推進，“公務員漲工資”相關話題持續引爆輿論。其實，當下公務員的牢騷已遠不止於薪資待遇方面，人際關係複雜、晉升體系不健全等沉痾，也成為這些“體制內人”的困惑。從公務員不好當的集體呼聲，到辭職下海的個體行動，囊括700萬成員的中國“金飯碗”一族，正在經歷着五味雜陳的痛與癢。

“從嚴治吏”撩動的痛與癢

“去年全年的過節費都取消了，而往年大概在3500元左右，這對於收入水平較低的西部公務員來講，是一筆不小的經濟來源。”甘肅省某市税務局科員嚴開向中新網記者談道，此外，月餅等一些和節日有關的禮品也不再發放。

在交通運輸部某直屬海事局工作的葛星談道，2013年，自己的基本工資有所降低，一些正常的加班費被扣減，津貼大不如前，過年過節的米、油等福利也消失不見，“我們單位雙職工家庭的收入基本降至往年一人的收入水平”。

這並非孤例，福利減少成為中國公務員的年度記憶。剛剛過去的一年，伴隨十餘道中央禁令的頒佈，公務員系統內叫“苦”聲日漸高漲，其中不少人聲稱各種福利和收入明顯減少，漲工資的集體訴求再次被輿論聚焦，爭議四起。

部分福利取消、隱性收入減少，這無疑戳中公務員羣體的痛點。連日來，不少青年基層公務員發帖稱，一大羣基層公務員薪水低、壓力大、被誤解。近期一項涵蓋中國東、中、西部100位公務員的調查也顯示，有93位受訪者表示“公務員不好當”。

中共從嚴整頓吏治，戳中公務員痛點的同時，也撩動一些公務員的“癢點”。上述調查顯示，部分人甚至開始考慮離職轉型。而事實上，廣東等地一些公務員已經離職下海。有觀點甚至指出，這或將引發新一輪公務員辭職潮。

觀察人士認為，這一論斷雖有炒作之嫌，但“公務員不好當”由一開始的矯情已逐步成真，中央禁令逐漸剝奪了公務員羣體的“超國民待遇”，讓其“含金量”不斷萎縮。

外媒指出，中國公務員的“不好當”是慣出毛病後的撒嬌。中國官場“規定”不斷，無非是對權力屬性的迴歸，官員的違法違規“好處”到了自我了斷的時候。人民日報連續三天刊文指出，其實是“讓貪官不好貪，庸官不好混，壞官不好受”。

“公務員羣體灰色收入確實比較多，過去由於管制比較寬鬆，所以問題沒有凸顯出來。中央八項決定嚴格貫徹之後，一些被掩蓋的深層次問題就慢慢浮現出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向中新網記者分析。在他看來，公務員管理尚需更為嚴格的制度約束。

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制度性缺陷

在近日召開的地方兩會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呼籲給公務員加薪。但這並沒有獲得太多認同。媒體日前抽樣2000條網民發言顯示，反對公務員漲薪的意見超過半數，佔據62.3%。這與“超半數公務員認為自己工資待遇低”形成鮮明對比。

“中央出台各項規定和禁令，並不是去限制和降低公務員的合法收入，而是規範公務人員的收入和職務消費等，與公務員漲工資沒有必然聯繫。”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人力資源研究室主任高文書指出，不能説國家不允許腐敗、不允許有灰色收入，就必須要提高公務員工資。

其實，每一次有關公務員漲工資的呼籲，幾乎都會引來社會輿論的一片質疑之聲；而長時間不漲工資，又在公務員羣體內部帶來一片抱怨之聲。

對此，高文書向中新網記者談道，這是因為在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背景下，輿論擔心會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同時，很多人都認為公務員已是高收入羣體，不僅工資高，還有一定灰色收入，不應給他們提高工資。

“如果漲工資的話，就應該剝離其他一些不應該享受的福利。”國家行政學院社會與文化學部副主任馬慶鈺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指出，這是一項配套的系統性改革。

不少基層公務員指出，反對公務員加薪，是把“貪官”和“公務員”混為一談。高文書也表示，“在討論公務員工資問題的時候，要依據客觀事實説話，不能主觀臆斷，更不能將公務員和貪腐的官員等同起來。”

“實際上，目前我國公務員工資僅僅是與社會平均工資基本持平而已。而且從變化趨勢看，近年來公務員工資是相對下降的。”高文書列舉了公務員薪酬在全部19個行業中的排名，2008年為第8位，2009年為第9位，2010年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近年來我國物價、房價和社會平均工資都上漲了很多，但公務員工資基本沒有調整，這顯然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不相符。”他舉例説，2003年中國公務員工資相當於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1.10倍，2007年為1.12倍，但2010年只有1.05倍，2011年進一步下降到1.01倍。

“這表明，公務員工資並沒有隨社會平均工資的上升而同步提高。”在高文書看來，中國公務員薪酬制度的主要問題是，至今仍沒有形成公務員工資水平調查比較機制和動態調整制度。

公務員羣體的體制內困惑

其實，當下公務員的牢騷已遠不止於薪資待遇方面，晉升無望也成為這些“體制內人”的集體困惑。

“公務員的晉升通道很窄，基本上只能在本部門‘向上走’。想要升職的話，一方面要排隊熬時間，另一方面還要趕超同級的同事。至於如何趕超，很大程度靠的是和領導的關係。”嚴開給自己8年時間，希望能升一級，在他看來，這已經是比較樂觀的預期。

汪玉凱指出，目前，公務員晉升的公平競爭機制還沒有得以真正體現，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任人唯親的官員選任現狀，這影響了公務員羣體的工作積極性。

除了晉升的壓力，複雜微妙的“辦公室政治”也成為公務員羣體不得不面對的一大困擾。受訪的大部分公務員坦言，這是一項勞神費力的“額外任務”，導致部分人“只唯上不唯下、只唯權不唯民”。

李傑曾是江蘇泰州的一名公務員，在他看來，相比於企事業單位，政府機關的人際關係更為敏感，晉升壓力使同事之間明爭暗鬥，依年齡和地域形成各種圈層，外地人員常會深感處境艱難，而和領導相處的諸多門道，也讓性情耿直的自己苦不堪言。

“有報道説，落馬貪官記不住誰送了禮，但對誰沒送禮記得很清楚。這雖有點誇張，但有時候就是這樣。幫領導擦桌子、打水等勤快的，就會受到重視，分配的任務輕鬆簡單，要是稍微怠慢一點，可能會被有意無意為難。”他説。

去年年底，李傑辭去公職，回到老家山東成為一名教師，“以前做公務員時，別人都當我是幹部，很能滿足虛榮心，現在做了相對普通的老師，雖然地位不如以前，但工作環境簡單，感覺舒心很多。”

分析指出，一些有才能的公務員得不到應有的賞識和待遇，反映出當前幹部體制改革的緊迫性。1993年，中國開始實施國家公務員制度。20年來，從“鐵飯碗”到“金飯碗”，這一羣體備受追捧，迄今已有700餘萬成員。分析指出，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羣體，在從嚴整頓吏治的過程中，如何完善公務員管理體系，既不失之於寬，又不偏執於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