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數以上受訪者願意生二孩 財力精力成絆腳石
馬年春節剛過，元宵節接踵而來。在家人團圓、親友相聚的傳統節日裏，一個話題牽動着眾人神經：“單獨兩孩”放開後，是否再生一個？
今年，生育新政將在各地漸次推開。繼浙江、江西、安徽率先實施“單獨兩孩”政策後，北京、天津、江蘇、廣西等地也給出時間表。“催生”的鼓點似乎越來越密。“生，還是不生？”“單獨”夫婦們拿定主意了嗎？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準備好了嗎？
“一個太少，兩個正好”
就家庭幸福和家庭發展而言，多項調查均表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願意生二孩”
“我還能趕上生二孩的‘末班車’！”自從今年1月安徽省宣佈實施“單獨兩孩”政策，春節期間，已有一女的“70後”小張就開始少沾煙酒，“封山育林”。“我是獨生子，愛人有姐姐。每逢過年，岳母家都比我家更熱鬧。”除了有人氣，獨子教育是更大動因。“一個孩子太孤單。缺少手足之情，兒童會缺少很多心理體驗，比如成就感、挫折感、信任感。”小張認為，“給孩子生個兄弟姐妹，對培養健康人格有好處。”
告別兄弟姐妹和叔伯姑嬸，獨生子女家庭改變的不僅是孩子的成長生態，還有傳統的養老模式。“出門一把鎖，進門一盞燈。”3年前，母親病逝，父親成了獨居老人。面對空巢老父日益突出的精神贍養、看病陪護等需求，公司白領趙佳常常感到力不從心。
“遇上父母重病，才領會什麼叫‘獨木難撐’。”趙佳痛切地説。父親最近患上膀胱癌，在北京友誼醫院做手術。半夜排隊掛專家號、辦理住院手續、陪做各種術前檢查、照料術後生活起居—身為獨生女的她，飽嘗沒有兄弟姐妹分憂解難的孤苦。“不能讓我的今天成為女兒的明天。我考慮再生一個。”
“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認為，他們缺少親情、遇到困難無助，傷亡風險難以迴避。計劃生育40餘年來，我國已經累積1.5億多的獨生子女。相關數據表明，每1000個孩子，成長到25歲，大概5%的人會夭折。到55歲前，約12%的人會死亡。而獨生子女的意外傷亡，不僅是家庭災難，也是社會之痛。
“除夕晚上，看到年輕人放鞭炮，我倆的眼淚不約而同地往下淌……”在北京西城區展覽路街道的新希望家園裏，徐阿姨緩緩地説，“兒子走了9年了，當時只有29歲。每到春節，侄子、外甥們要拉我倆去他們家過年。都推辭了，不想觸景傷懷。如今，我經常‘現身説法’，告誡他們：‘要麼不生，要麼生倆！"
“一個太少，兩個正好。”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指出，就家庭幸福和家庭發展而言，多項調查均表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願意生二孩”。
財力、精力成“絆腳石”
育兒成本高漲，“生不起”；職場競爭激烈，“不敢生”；生育觀念轉變，“不願生”；爸爸們更願多生一個
“心動”是否“行動”？不同收入、不同職業、不同文化、不同性別等人羣，選擇不同。
“生兒容易，養兒難。”36歲的高斌是北京一家網絡媒體的編輯，月收入1萬多元。由於沒有老人幫忙，妻子產後辭職在家。“養一個孩子都不輕鬆，何況兩個？”符合“單獨兩孩”條件的他粗略算了一筆賬：兒子今年4歲，入托民辦幼兒園，每月托兒費花掉他收入的1/4。如果再生一個，去大醫院產檢和分娩猶如“趕春運”，請位月嫂不下6000元，奶粉、紙尿褲、衣服、玩具，樣樣都不少花錢，後面還有入托難、擇校貴—“育兒成本太高，生不起。”
“添丁不僅是‘添雙筷子’，更考驗一個家庭的經濟能力。”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紹説，生育選擇的制約因素首推養育成本，對成本的認識取決於收入水平。
《2013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月收入2萬元以上的受訪者，生二孩的意願非常強烈，達到71.4%。月收入不到2000元者，想生二胎的不足一半。
“職場競爭激烈，不敢生。”上班族顧慮更多的還有時間和精力。北京一家知名保險公司的業務主管陳潔説，多生一個孩子，不僅精力“吃不消”，還會影響就業。“產假4個月，逾期了，職位就給別人。”每天早晨8點半，她要到公司打卡。每個季度，要帶領團隊完成考核任務，否則會被降級。陳潔嘆道：“這種狀態，哪有心思再生一個。除非打道回府，做全職媽媽。”
“養兒重在‘質量’。一個孩子養好就夠了。”在“80後”梅麗眼裏，孩子和事業一個都不能少。有個讓自己喜歡投入並收穫成長的工作，有寬厚的丈夫和健康快樂的兒子，是她追求的“自由、生活和家庭”。“其實，獨生子女並不像人們擔心的那樣孤僻、驕縱。只要教育得當，他們一樣出色。”梅麗介紹，近年研究表明，由於父母關注多，獨生子女取得的成就相對高。全球近半數的CEO是獨生子女或家中長子。
“今天的許多女性，價值取向變了，不願多生。”原新説，她們不再把全部期望系在孩子和伴侶身上，而是更多地關注個人發展。
相比之下，男人更願意多要一個孩子。原國家人口計生委組織的“當代擇偶與生育意願研究”調查顯示：49.7%的“爸爸”想要第二個孩子，“媽媽”有此願望的只有43.4%。
此外，婚育年齡推遲、家庭支持系統弱化，也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生育意願。“還生一個？我們可看不動了。”家住北京海淀區的劉老師老來得子，又老來得孫。孫子從小由他和老伴帶大，兒子媳婦工作忙，不時過來看一看。近些年，隨着白髮越來越多，身體“零件老化”，老人漸感精力不濟。“如果兒子再生一個，我和老伴沒力氣帶了。”
緩解“養兒貴”“養兒難”
着手前瞻性政策，幫助家庭降低生養成本，營造一個有利於生育與養育兒童的環境
“生或不生”的選擇題，折射社會焦慮，也凸顯人口發展的時代考題。
“今天，中國的人口發展又走到十字路口。”翟振武表示，如果説當年人口問題的主要矛盾是“增長過快”，今天則面臨雙重壓力：增長壓力之外，更添失衡隱患。
翟振武指出，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就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平均每對夫妻生育孩子數持續下降到目前的1.5—1.6個。同時，伴隨“銀髮社會”的步伐加快，2013年末我國60歲以上老人達到2億，本世紀30年代將達4億。20多年的低生育水平加上快速的老齡化，不僅造成人口結構失衡，加劇養老、就醫等難題，而且導致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縮減，影響國家的競爭力。
“單獨兩孩”不僅對家庭而言有利於分擔養老壓力、減少“失獨”風險，對國家而言也有利於改善人口結構、延緩老齡化速度、保持勞動力規模。
“生育新政利國利民，但在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社會保障等方面，政府的配套支持應及時跟進。”最近，北京婦產醫院產科副主任於松與北京幾家“接生大户”的婦產科主任相遇，大家都感覺今年孕婦尤其多。“我們醫院的醫生們現在超負荷運轉，不少人頸椎、腰椎病發作，累倒了。”於松判斷，“馬寶寶熱”除了人們深厚的屬相情結外，備孕二胎也是一個因素，一些高齡產婦想“搶生”。
“令人擔心的不是‘單獨兩孩’放開後出生人數的短暫反彈，而是若干年後新生兒數量會雪崩式下滑。”原新分析，除了生育率在補償生育結束後自然回落外，還有育齡女性急劇減少的原因。
國際經驗顯示，婦女總和生育率一旦跌至1.5的警戒線下，很難回升。為此，昔日私權範疇的家庭問題，如今已被一些國家作為公共領域的問題給予關注和干預。作為歐洲近年來唯一走出生育率低谷的國家，法國的重要經驗是，投資兒童早期教育，提高母親就業率，協調婦女職業發展和家庭生活的矛盾。
“人口政策必須放眼未來。”原新強調，我國要提高總和生育率到1.8的適度水平，有關政府部門同樣應正視社會焦慮，着手前瞻性政策，幫助家庭降低生養成本，創造一個有利於生育與養育兒童的環境。比如延長產假、增加生育津貼，將義務教育擴大至幼兒教育；完善醫保體系，減少個人自費比例；推進保障房建設，打破許多家庭買不起房的困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