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智庫聯合報告：5年內中國有望開放資本賬户

【環球網綜合報道】 2月21日，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RDCY)、英國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等三家著名智庫聯合撰寫的《中國資本賬户自由化：來自外國經驗的比較分析》研究報告在京發佈。這是國內首次由中外智庫共同撰寫的關於資本賬户自由化的研究成果。

報告指出，中國對資本賬户自由化的態度是堅定的，已確立了一套與經濟發展、金融市場開放相適應的漸進開放模式。由於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國際化改革為資本有序流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未來五年內中國資本賬户有望全面開放。

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中作為案例分析的幾個國家分別來自不同大洲，其中包括兩個發達國家(瑞典和英國)、四個新興市場經濟體(馬來西亞、毛里求斯、墨西哥和南非)，以及一個由新興經濟體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的國家(以色列)。報告關注了這些國家在開放資本項目之後，匯率、資本流動和通貨膨脹等幾個主要經濟變量如何發生變化，並從中得出八點經驗，值得中國在開放資本賬户進程中吸取和借鑑。這八點經驗分別為：

1. 實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同時保持資本賬户關閉可能導致國內的資產價格泡沫，因為信貸供給將提高，但投資機會維持不變。這是上世紀90 年代初的瑞典銀行體系崩潰背後的關鍵原因。

2. 必須保證國內製度建設到位，確保有能力應對後續效應的情況下，才可以實行 “大爆炸”式的自由化，否則將很可能陷入危機，這是1970 年代以色列第一次嘗試資本項目自由化失敗中獲得的經驗。

3. 墨西哥和以色列的經驗都表明，資本賬户自由化將導致資本大規模流入和流出。關鍵不是資本流動，而是當局如何應對資本流動。

4. 毛里求斯試圖將本國打造為金融中心，這一點與中國對上海的定位很相似，其中涉及到採用彈性匯率的問題，這是毛里求斯盧比能夠成功進行自由化的原因之一。

5. 當局應針對不可預測性有所準備。共同的經驗表明，資本賬户自由化之後的匯率將如何發生變化是無法預測的。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英鎊危機，即取消外匯管制之後其貨幣升值。

6. 在過去的六年裏，全球經濟發展經驗已經對“資本管制通常有害”這一觀念形成挑戰。然而，南非的經驗表明，適度採取資本管制有助於應對經濟週期狀況變化。然而，無論表面上資本管制的幫助有多大，其最終將被去除。毛里求斯的經驗之一，是一旦開始進行改革就千萬不能停止。

7. 幾乎所有國家都經歷過的一個情況是，在資本賬户自由化後通貨膨脹率立即緩解。

8.另一個共同經驗就是：無論是加快現有趨勢(如瑞典或墨西哥) 還是逆轉下降趨勢(如毛里求斯)，放開資本賬户和開放匯率自由浮動都將提高股票價格。

該報告作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塗永紅表示，目前，中國國內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資本賬户開放心存恐懼，擔心資本賬户開放，中國可能會重蹈上世紀90 年代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覆轍，出現金融危機，多年的改革成果毀於一旦。其實，這種擔心誇大了資本賬户開放的風險，沒有將風險與收益、機遇與挑戰統籌起來進行權衡。金融的一大功能就是管理和配置風險，並從中獲得收益和效率。俗話説，藝高人膽大。只要具備了管理資本賬户開放的過硬本領，資本賬户開放的風險就是可控的。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在資本賬户開放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並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資本賬户開放問題上十分審慎。在經常賬户開放後，政府為資本賬户開放整整做了20年的準備，在此期間經歷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多次重大金融危機，從中吸取了不少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建立了一套對資本流動進行有效管理的體制和機制。

“在今天全球化及一體化的世界裏，中國的立場與眾不同。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久將躍居第一。同時也是世界上多種商品的最大進口國和各類製成品最大的出口國。然而，中國的金融市場並不發達，並受到嚴格監管，其資本項目仍未開放”，該報告的另一位作者、英國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首席經濟顧問加布裏埃爾• 斯坦教授如是説，“近些年，中國在這些方面已開始實行較大的改革，中國領導層明確表示中國將繼續致力於金融市場和資本賬户自由化並逐步付諸行動”。斯坦教授還表示，對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進行改革無疑困難重重，但中國可以充分發揮後發優勢，藉助大量的學術報告和會議成果並進行廣泛討論，學習其他國家的具體實踐，從而就如何改革和開放資本賬户做出適合中國國情的論斷。

這份由中英智庫聯合完成的報告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舉行的思想沙龍中首次對外透露。該院執行副院長王文説，這份研究成果是在“大金融”理論的指導下完成的，體現了中國金融思想對世界的影響力。大金融理論能夠為資本賬户自由化進程提供很好的理論支撐。大金融理論所主張的“提升金融效率，確保金融穩定，擁有危機應對能力”，是建立高質量中國金融運行體系的根本保證，也是所有成功的金融開放國家提供的基本經驗。“這應當是中國金融決策者的思考基點，也是中外智庫合作提供可信性決策諮詢的邏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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