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造城投資排行榜：萬億户重慶天津高居榜首

中國城市投資排行榜：“萬億户”重慶天津領銜

林小昭

武漢準備5年花2000億英鎊投資城市建設的消息，引發了外界對於中國“大舉造城”的進一步關注。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對各大城市投入產出比進行梳理，發現在基礎設施和房產投資等的拉動下，各大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量也隨之高漲。尤其是重慶和天津甚至投資總量都突破了萬億大關，中西部不少城市的投資額逼近了經濟總量，相比之下，深圳的投資率最低。

如果列一箇中國城市的“投資排行榜”，重慶和天津兩個“萬億元户”無疑高居榜首，緊隨其後的是北京、武漢、上海、南京、西安、長沙、廣州、鄭州、貴陽、深圳，全部超過千億。在如此“豪可敵國”的開支下，地方債務隱憂不容忽視。

中西部：城建拉高投資率

投入產出比是對未來發展和是否

構成邊際效應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發現，目前中西部的投資率(投資/GDP)普遍都比較高。

以中西部的幾個“土豪”城市為例，內陸唯一的直轄市重慶去年全年共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1205.03億元，同比增長19.5%，歷史性跨越了10000億元。這也是目前中國投資總量最高的城市。在投資的帶動下，重慶去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2656.69億元，同比增長12.3%。按此計算，重慶的投資率高達88.5%。

去年武漢完成固定資產投資6001.96億元，比上年增長19.3%，投資率在66.7%左右。

另外幾個中西部大城的投資量也都不小。西北唯一的副省級城市西安，去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5134.56億元，增長24.5%，實現GDP達4884.13億元，投資率高達105%。西南的貴陽去年投資3030.38億元，實現GDP 2085億元，投資率高達145%。此外，鄭州投資率為71%；長沙投資率達64%。

貴州省政府參事、貴州省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鬍曉登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中西部城市化的比率落後東部大概7到8年的時間，因此兩者發展階段有明顯不同。其次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中，中西部的外貿出口量很小，內需增長的幅度也十分有限，因此只能依靠投資拉動。

城建投資在中西部城市佔比很高。一般而言，固定資產投資分為三大領域，即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開發投資和工業投資。前兩者相加即為城市建設投資。

如果説十多年前，內陸城市與深圳、上海等在城市建設方面有巨大鴻溝，如今，差距已經逐漸縮小。

沿海城市：低投資率促轉型

在東部城市中，天津的投資總量一直比較高。去年天津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0121.20億元，在國內各城市中僅次於重慶。去年天津實現GDP達 14370.16億元，投資率也達到70%。

相比之下，另外幾個東部大城的投資率就低很多。例如，北京去年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7032.2億元，實現GDP 19500.6億元，投資率為36%；上海固定資產投資總額5647.79億元，全年實現生產總值21602.12億元，投資率為25.3%。廣州投資率為28.9%；深圳投資率僅為17.2%，在各大城市中最低。

東南沿海城市的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額度也明顯不如中西部。例如經濟總量是武漢兩倍多的上海，去年城市基礎設施完成投資1043.31億元，比武漢還少。

深圳去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資僅為358.34億元。不過以如此低的投資量還能保持比較平穩的經濟增長，深圳的經濟增長質量也在全國各城市中領跑。

廣東省政協委員、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告訴記者，深圳低投資率已經持續很多年，深圳已經走過了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階段。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説，深圳是百分之百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也已十分完備，城市的面積也十分小，基礎設施投資空間已非常小。

投資驅動後隱憂

儘管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十分明顯，但過度依賴投資的隱憂也同時存在。尤其是在城市投資三大領域中，工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的市場主導作用比較強，但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由於市場作用比較小，因此主要以政府投資推動，而地方政府在自身財力有限的情況下，要加大投資的力度，只能繼續通過銀行信貸，而這極有可能進一步推高地方負債和金融風險。

例如，在北京，2013年6月底，北京市本級和區縣本級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餘額6496.32億元，比2010年底增加3325.49億元。廣州目前政府性債務2865億元。在武漢，截至2012年6月30日，債務餘額為2037.05億元，相當於每天要還1億元。重慶也不少，截至2013年12月底，重慶全市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餘額為3070.39億元。

去年六月，審計署對全國15個省及其所屬的15個省會城市、3個直轄市及其所屬的3個市轄區的審計發現，有9個省會城市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最高的達188.95%，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的達219.57%。

地方政府通過地方融資平台大力舉債，地方融資平台造成的政府性債務，第一還款來源是土地出讓收入。

“很多地方的負債最終轉嫁到了老百姓的身上，很多地方居高不下的房地產價格，實際上正是這種負債建設發展的模式導致的。”廣東省財政廳科研所所長黎旭東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