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局局長帶隊幫企業招工：等人上門時代已結束

蘇南地區“等人上門”的招工越來越難，蘇北本地就業的農民工日益增多

人社局長咋成了“招工局長”

本報記者 王偉健

招聘會上“搶工人”

產業向中西部梯度轉移，周邊地區也在吸引外來勞動力，“走出去”才是真正的招工

2月14日，元宵節。上午9點半，江蘇蘇州市吳江區人社局局長王海鷹帶着工作人員，和區裏幾家企業的人事經理一起前往寧夏銀川千里招工。

從2010年開始，每年春節後一上班，吳江區人社局領導都要分別帶隊到中西部8個省市招工。王海鷹説：“每年都要用半個月時間，到中西部去幫企業招工。”

吳江區勞動就業管理中心主任施衞娟是第一批帶隊外出招工的。2月8日，他們一行來到河南鄭州，一起去的有5家企業的人事經理。2月9日一大早，招聘隊伍就來到鄭州火車站附近的招聘會場。到那兒一看就感覺情勢不對，富士康早已把招聘櫃枱擺到了會場入口處，見到應聘者，富士康的工作人員就吆喝起來，並主動迎上前發放招工廣告。“那簡直就是在搶工人。”施衞娟脱口而出。

在這場農村人力資源專場招聘會上，千里迢迢趕來的吳江企業誠意十足，5家企業帶來了20餘個工種的250餘個崗位。現場的招聘海報上，工資、社保、住宿條件等待遇一目瞭然。“列的是最低工資，只要你努力工作，活幹得越多掙得就越多。”羣光電子的管理經理蔡錦宗對求職者説。

“年還沒過完，當天來的應聘者不算太多。”施衞娟説，在數十家招聘企業中，吳江招聘企業以較好的發展潛力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對務工人員產生了較強的吸引力。現場共有80多人達成初步意向。

局長帶隊外出招工，背後有着怎樣的原因？

“今年的用工形勢還是比較嚴峻。”王海鷹説，一方面隨着產業向中西部梯度轉移，原來的勞動力輸出地也開始需要大量工人，例如江蘇宿遷、重慶等地都已出台留住本地勞動力的優惠政策，“等人上門”的招工時代已經結束。另一方面，周邊地區也在盡力吸引外來勞動力，企業工資報酬不斷上漲。

王海鷹介紹，為搶佔 “先機”，2013年底，他們就開始向企業瞭解用工需求和主要勞務基地。“走出去才是真正的招工。”春節前王海鷹到銀川走訪勞務基地，正好遇上當地人社部門在火車站組織返鄉招聘會，“我們帶去的企業4天與近500人當場簽約，滿意而歸。”

“根據年前的摸底，今年吳江區的用工缺口大概在4萬人左右。”王海鷹説，經過努力，目前整體復工率已超90%。

新生代有新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不僅要有活幹還要有尊嚴，企業更人性化、個性化的管理是大勢所趨

王惠凱是位於吳江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羣光電子(蘇州)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他目睹了10多年公司招工情況的變化，他認為招工難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離職多。“今年春節期間就有2000人離職。”

在王惠凱看來，離職高的主要原因在於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短工化。“2005年以前，公司實行高壓式的半軍事化管理，這一代農民工比較珍惜工作，離職率相對低，也比較好管理。”

隨着這一代農民工成長為班組長，90後開始工作併成為工廠主力。“新生代農民工自我意識強，不服從高壓式管理，也不那麼吃苦耐勞。”王惠凱説，班組長是從以前的生產管理方式中過來的，自然會用同樣的方法管理新生代農民工，矛盾因此逐漸增多。他舉例説，車間上班需要穿上笨重的防塵服，不少新生代農民工不服從管理，而班組長們又覺得他們太講究，説話也不注意方式，經常是一頓口角之後工人就離職了。

施衞娟認為，現在不少年輕求職者跳槽隨意，在沒有積累工作經驗、形成熟練崗位技能的情況下，僅僅因為社區偏、上網不方便就跳槽的不在少數。“隨意跳槽不僅對年輕人發展不利，也加重了企業招工成本。”

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少，也造成招工難現象日益突出。王惠凱對此深有感觸：“以前是中介花錢要給企業招工，現在是企業花錢求中介招工。”主被動關係的轉化大約發生在2008年。之後，為吸引工人，除了提高工資，羣光電子還在員工宿舍配了空調、衞浴設備，裝上了免費的WIFI，宿舍區設有醫務室、圖書室、發泄室、籃球場等。

“用人單位招工，確實是一年比一年難。但‘招工難’的背後，凸顯的是社會進步和民工就業觀念的轉變。”施衞娟認為，雖然工資逐年漲，但新生代農民工已不滿足於薪水，而要追求精神文化權益方面的滿足。“新生代農民不僅要求有活幹，還要有尊嚴。” 她表示，更人性化、個性化的管理模式，為員工的生活便利、技能發展和情感需求等提供多方面支持，對企業而言是大勢所趨。

返鄉當“電瓶車工人”

越來越多農民工家門口就業，騎電瓶車上下班。農民工市民化是解決用工荒的根本出路之一

王海鷹等人忙着四處招工，蘇北的泗洪縣也在舉辦招聘會，他們要把返鄉農民工留在本地。

“從今天起，縣裏在縣城衡山大橋南側連續舉辦多場招聘會，有100多家企業擺攤設點，有到縣城務工意向的村民們請到現場報名……”2月10日，泗洪縣龍集鎮龍南村的廣播播起了招聘通知。

王永芳聽到後，騎上電瓶車趕往招聘會現場。王永芳不到30歲，她説她早已厭煩了飄泊的生活，“雖然掙了點錢，但是一年難和家人見上一面。”

招聘會現場，慶邦電子元器件有限公司的廣告牌很是顯眼：月薪最高5000元。“這和我在浙江温州打工差不多。”她對記者説。王永芳拿過筆，麻利地在就業意向表上填下了自己的相關信息。

在當地，像王永芳這樣的返鄉農民工被稱為“電瓶車工人”，因為家離工廠近，騎電瓶車就能上下班。泗洪縣委書記徐德介紹，近年來，縣裏一批工業、商業項目投產運營，創造了大量不同層次的就業崗位。“經過摸底，泗洪現有的企業至少可以提供近2萬個就業崗位。春節前後，縣裏特意舉辦7場大規模的招聘活動……”

雖然大城市有各種好，但王永芳仍然感覺自己無法在城市裏紮下根。“買不起房子，也沒有户口，工作了7年，但我依然感覺格格不入。”她説。

這種疏離感並非她一個人有。記者採訪過不少外來務工人員，絕大多數都説，收入不高，無法把孩子帶到城裏來，也享受不到城市的大多數福利。“我們從事的工作，平時你們也許根本不在乎，只有在你們失去時，才會知道這些工作的重要性。”在南京當快遞員的錢德福説。對他來説，城市只是工作賺錢的地方，農村老家才是他真正的家。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研究員丁大建認為，改變用工荒的根本出路是農民工的市民化。他説，只有把農民工轉變為市民，轉變為城市本地的勞動力供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用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