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城市人均GDP進高收入行列 百姓收入增長緩慢

高人均GDP城市“虛胖”待治

據世行人均GDP達12616美元就屬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我國已有42個城市進入發達行列

林小昭

在廣州工作、來自閩南安溪的陳先生如今依然清晰地記得小時候很多好玩的故事。上世紀80年代末，他還在上幼兒園，當時經常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番客”(閩南語，指華僑)回來，每家只要給個十塊錢，大家都十分滿足。

“那個時候我們幼兒園、小學的小朋友，一到六一兒童節，就會發一兩塊錢，都是華僑給的。”陳先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由於閩南是華人華僑最主要祖籍地，那個時候只要哪家有在海外的“番客”親戚，日子都很滋潤，很多人爭着到新加坡等地打工，或者嫁到那裏。村裏的宗祠、宮廟翻修、獎學金也基本靠僑胞捐獻。

但現如今，下南洋已經不再讓人羨慕。“現在你們祖地經濟發展好了，這次修庵，主要靠你們了。”一位老華僑説。

中國多城進入發達狀態

這種變化的背後，正是中國經濟過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廣東、福建的一些城市如廈門、廣州與新加坡等地差距的大大縮小。來自安溪龍門的林永輝老人有個女兒在上世紀80年代嫁到新加坡，而兩個兒子則在廈門創業。“她在新加坡只是工薪階層，在廈門這兩個孩子日子要比新加坡好多了。”

統計顯示，2013年，中國GDP達568845億元，人均GDP達6700美元左右，而很多城市都遠遠超過了這個平均線。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人均GDP達到12616美元的國家，就屬於高收入國家。我國目前已經有42個地級及地級以上城市進入到發達行列。

這些城市包括天津、北京和上海三大直轄市，這也是中國各省份中目前進入到世界銀行高收入標準的三個省份。其中天津的人均GDP達16419美元，在省份中名列榜首，在地級及以上城市排名第16位。

在地級市(地區)層面，新疆的克拉瑪依名列榜首，人均GDP達到了36670美元。緊隨其後的是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其人均GDP也達到了31870美元。這兩個城市主要是因為石油、煤炭的開採而發展。與之類似的還有東營、大慶、阿拉善、包頭、烏海、榆林等城市和地區，這些城市大多是北方能源城市。

在能源城市之外，深圳、蘇州、無錫、廣州、大連、珠海、長沙、南京、佛山、杭州、寧波、常州、青島、武漢、瀋陽、廈門這些一二線城市以及威海、鎮江、中山、淄博、煙台、舟山等三線城市均名列其中。大體而言，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山東、遼寧以及中西部的一些省會大城。

在縣級城市層面，目前進入中國百強縣的很多縣也都突破了這個標準。《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從晉江統計局獲得一份關於2011年全國十強縣縣域經濟比較的資料發現，這些縣市在2011年人均GDP已突破12616美元大關。其中江蘇崑山市以54390美元名列榜首，若按照這兩年的增長率，這一數據預計超過6萬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之憂

不過，儘管這些城市從人均GDP方面已經進入到高收入狀態，但離真正的發達狀態還很遠。

廈門大學經濟學副教授丁長髮就多次對本報分析説，很多國家和地區在人均GDP跨過世行的這個標準時，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做得比較好，收入分配和居民社會保障等都很不錯，公共產品的供給很充足。比如韓國，有強大的品牌影響力和創新能力，收入分配、國民保障都做得很好。但目前在我國這些發達省份與韓國等地相比差距十分明顯。

例如，這些城市人均GDP如此之高的背後，乃是聚集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和資源，而這些人口往往並沒有被納入統計數據中。以廣州為例，統計的常住人口是1200多萬，但廣州實際居住人口已經超過了1600萬。而目前廣東大概有3000多萬外來人口，這部分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務仍然比較差。

GDP不斷上漲，甚至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標準，但老百姓的收入增長緩慢，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遠低於國際水平，這是被很多市民詬病的地方。例如崑山2011年人均GDP達到人民幣336132元，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35190元，幾乎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此，與國際上動輒55%的佔比相去甚遠。

這一局面的背後，主要跟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關，由於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因此經濟增長不能惠及到最廣大的老百姓。譬如，類似榆林、鄂爾多斯這樣的能源城市，大量的GDP增長靠央企和國企推動。

在武漢、重慶等大部分城市，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來自於投資。在基礎設施和房產投資等的拉動下，各大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量也隨之高漲。像重慶和天津甚至投資總量都突破了萬億大關，中西部不少城市的投資額逼近了經濟總量。

而即使是在一些沿海製造業城市，也正面臨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惑。張燕生和肖耿兩位學者對佛山的研究文章指出，與中國其他城市一樣，佛山當前也面臨一系列的挑戰：龐大的地方債務、銀行信貸錯配導致的資金逃離實體經濟而追逐暴利、工業污染導致的環境風險與失衡等等。這些結構性挑戰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即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後所面臨的增長難題。

“經濟總量上去了，人均GDP上去了，但不等於生活水平提高了。”佛山市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朱偉堅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很多老百姓會覺得並沒有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這説明目前在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

前述文章還稱，在產業方面，佛山面臨困境的直接誘因是內外需階段性降温；根本原因是長期以來依據低成本勞動力、廉價土地、犧牲環境等條件形成的粗放型生產，以及主要依賴要素投入量增加而換取產出增長的外延式增長，兩者結合在國際化產業鏈中低端形成的綜合比較優勢，難以為繼。

而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關鍵還在於產業轉型。廣東省經濟學會會長王珺曾指出，有什麼樣的產業，就決定着勞動者有什麼樣的收入，而什麼樣的收入水平就決定居民的消費狀況。

以深圳為例，目前深圳的投資率在各大城市中是最低的，僅為17.2%，去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資僅為358.34億元，但深圳的經濟總量卻雄踞全國第四。廣東省政協委員、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告訴本報記者，深圳如此低的投資率已經保持了很多年，深圳早已經走過了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動力的階段。目前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未來型產業的佈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體現出了強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