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政治前提：台灣應強化對“一中”情感

【環球網綜合報道】台灣《旺報》11日社評，原題《馬習會的歷史定位》，全文摘編如下：

春暖花開，柳暗花明，“習馬會”從去年冬的看似胎死腹中，到今年春的出現新機，可説是峯迴路轉。大陸方面接連放出訊息，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出席政協會議受訪表示，“習馬會”核心是要看到“九二共識”與“一中框架”，看見兩岸一家人，看到共同中國夢。“如能這樣，我非常樂見習馬會成局”，陳德銘並樂觀表示，“習馬會”若在第三地舉辦，“挺好的!”

從大陸方面釋放的訊息來看，可以有如下解讀：首先，北京對促成“習馬會”的意願逐漸明顯;其次，“習馬會”最重要的課題是政治前提與民族情感;第三，北京堅持排除APEC國際場合，但願意在“第三地”這個方向上推動，或許，這算是一個讓步，一個很大的“想象空間”;第四，“習馬會”要談什麼，很重要，台灣不應迴避;第五，在會面相互稱謂上，對等的“台灣方面領導人”及“大陸方面領導人”應該是雙方可以接受的底線。

柳暗花明，是前方“又一村”，但這一村，如何順利抵達，前途還是有不少障礙險阻。要排除這些障礙險阻，應該從歷史的高度與縱深來思考。甚麼是歷史高度與縱深？那就是兩岸當局一定要從“習馬會”在兩岸關係發展、東亞區域和平的歷史角色與定位上來思考、推動，才有辦法成功，也才有會的意義。

下個月27日就是汪辜會談的紀念日，21年前，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與海協會汪道涵會長，秉持“對等協商、互惠雙贏”精神，在新加坡簽署了四項協議，史稱“汪辜會談”。汪辜會談的歷史意義，至少有三個層次。首先，在國際格局上，這是全球冷戰基本結束下，東亞冷戰對峙形勢在海峽兩岸的破冰解凍，對照朝韓今日局勢，尤見汪辜會談的里程碑意義。其次，汪辜會談能夠成局，突顯兩岸各自內部政治局勢的變化，如果不是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台灣的民主化與終止動員勘亂時期，迴歸憲政體制，汪辜兩老沒有會的可能，這是兩岸關係破冰與兩岸內部改革的連動。第三，在兩岸關係層次上，汪辜會談是兩岸在1949年隔海分治後，首度由雙方政府授權的團體進行對話協商，並簽署正式協議，開啓了兩岸協商談判的“事務性”階段。

時至今日，汪辜會談的歷史意義與成就已經無庸置疑，但是在當時，絕非如此篤定，當年的民進黨更組織“民進黨國會反對國共統一會談宣達團”，由黨主席施明德率領黨內十多名公職人員前往新加坡抗議，聲稱反對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片面和談”。而在首次汪辜會談之後，兩岸互動更是波折不斷，屢見動盪。

那麼，為何在“國共片面和談”的辱罵聲中，汪辜會談還是奠定了不朽成就？原因無他：其一，政治共識確立，政治基礎初奠，在汪辜會談前，1992年11月兩岸先達成“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如此方為來年汪辜會談奠定基礎。其二，會談內容與發展方向，有利兩岸人民，取得主流民意支持，“片面和談”之説不攻自破。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習馬會”要能成功，一是要有鞏固的政治前提，二是會談內容與方向要能開啓兩岸新局。所謂鞏固的政治前提，大陸方面提出“九二共識”與“一中框架”，就兩岸現實來看，更精確説法應該是指以“九二共識”為基礎與內涵的“一中框架”。所謂的“一中框架”，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國兩區框架”，而“九二共識”則是這個“一中框架”的具體表述。這個政治前提，台灣應該強化對於“一箇中國”的肯認與情感，而大陸方面應該給“各自表述”更寬廣、更具體的討論空間。有了這個加強版的、以“九二共識”、“一中框架”為基礎的政治前提，“習馬會”就在法理情的各個層次上有了更鞏固的基礎，既能顧及兩岸關係的法理與現實基礎、兩岸當局內部的政治課題，又能照應兩岸人民複雜的情感與認同問題。

“習馬會”有了鞏固的政治前提之後，就要在會談內容上大開大闔，追求“習馬會”在兩岸與區域和平的歷史定位，而非任何個別領導人個人的歷史定位而已，或者説，惟有“習馬會”能在兩岸、東亞甚至世界歷史發展上有清晰而堅固的定位，兩岸領導人的歷史定位才得以確立。

如果汪辜會談是兩岸結束冷戰對立、終結“三不”政策，開啓事務性協商的里程碑，那麼，“習馬會”應該是兩岸開啓對等政治對話協商，正視兩岸政治現實，解決兩岸政治定位問題的一個歷史性的起點。有了這樣政治前提與目標定位，“習馬會”又豈有不成局、不成功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