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校教授：沒有最低工資 勞動者會遭資本碾壓

2014年全國部分地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最引人注目的是4月1日起，北京、上海和天津分別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什麼是最低工資標準呢？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現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2004年頒佈施行的《最低工資規定》有專門規定：本規定所稱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國內外對於最低工資標準都一直有爭議，但大多集中在“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多少”和“到底應該是誰制定這個標準”上面。但是，近日在鳳凰網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卻讓人瞠目結舌，宣稱“支持最低工資標準要麼無知要麼無恥”。

適當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對市場的合理干預

要實行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並不就是説市場就是萬能的，並不等於在經濟活動中取消了計劃經濟的因素便可以自動形成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政府幹預市場的原因和前提。我國不斷深化經濟改革的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逐步放權於市場的過程。但是政府職能的轉變並不是政府的完全退出。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改革，並不是要求政府退出，而是要求它轉變職能，包括為市場經濟提供市場規則和保證社會公平等內容。

假設最低工資標準是適度的，當市場工資高於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對於市場來説毫無影響。但這並不是説最低工資標準就是個廢物，就像規定“故意殺人的，將被判處刑罰”一樣，不能説沒有故意殺人這種情況出現，就説“故意殺人的，將被判處刑罰”的規定就是廢物。最低工資標準只是為市場工資設置一條合理的底線。

當市場工資有可能過低而受到最低工資標準干預時，市場就一定受損了嗎？答案是否定的。《最低工資規定》把設置最低工資標準的初衷説的很清楚，即“為了維護勞動者取得勞動報酬的合法權益，保障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資本的逐利性是經濟學公認的，也是市場得到發展的最根本動力。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市場會是什麼場景。在勞動力過剩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對於大多數崗位來説，勞動者是可替代性。也就是説這個崗位，給你幹也可以，給他幹也可以。因此，企業可以今天對你説，1000元一個月，下個月就可以降低為500元一個月。你不滿麼？六字真言——“愛來來，不來滾”，有的是人來應聘。好吧，只能換一家企業了。但是，另一家企業也不是傻瓜啊，對於資本來説，工資就是成本，成本肯定越低越好了，沒有企業會主動給自己增加成本。250元一個月，你不高興——那還是給你六字真言好了。有人要反駁了，你這個觀點不成立，好多企業都是爭先漲工資留住骨幹員工或者是藍領技工啊。殊不知企業漲工資，跟最低工資標準有矛盾麼？骨幹員工或者是藍領技工需要最低工資來保障其個人和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麼？再説，最低工資標準也沒限制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沒有禁止企業漲工資留住普通員工。

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保護下，在資本逐利性的推動下，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將越來越低，將不可避免的受到強勢資本的無情壓榨。一方面，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將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市場也將因為缺乏足夠的購買需求而逐步蕭條，從而使市場本身受損。有人又要反對了，企業家不可能把工人工資降低到無限趨近於零的。歷史一再證明，如果市場真的有那麼理性，那麼遠視，經濟危機就永遠不會發生了。這也是美國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樣採用最低工資標準的根本原因。

適當的最低工資標準有益勞資雙方的交易

不能片面地看待最低工資標準是對人們自願交易的干涉。面對資本的強勢，勞動者永遠是弱勢一方，在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保護，所謂“雙贏的自願交易”是絕對不可能的——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將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市場也將因為缺乏足夠的購買需求而逐步蕭條——誰都贏不了。

最低工資標準阻礙會阻礙勞資雙方的自願交易麼？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企業要運行，相應的崗位就必然存在。在最低工資標準設置合理的情況下，勞動力的邊際成本低於邊際收益，並不會給企業的運營造成不合理的負擔。因此，企業能夠獲得利潤，就不可能因為最低工資標準造成的成本而削減崗位。這是資本的逐利性決定的。而勞動者顯然不會拒絕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因此，説最低工資標準阻礙會阻礙勞資雙方的自願交易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將政府對市場的合理干預比如成拿着刀的流氓更是無稽之談。政府只是站在保護勞動者權利的立場對企業説，你應當給勞動者提供合理的最低工資，並不是阻止勞動者通過勞動獲得報酬的權利。只要最低工資標準合理，勞動力的邊際成本低於邊際收益，就根本不可能出現某學者所稱的強迫企業辭退公認的情況——這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僱傭工人能夠還能有利潤，辭退工人沒有利潤，而適當的最低工資標準只是使成本增加，而不是導致企業沒有利潤。事實上，如果沒有政府的合理干預，勞動者只會遭到資本的無情碾壓，企業也最終因為市場的蕭條而最終衰敗——政府的合理干預不是對勞動者和企業權利的侵犯，而恰恰是對雙方的自由進行合理的調配而達到雙贏局面。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巿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能片面理解為市場決定一切。巿場機制這隻“無形的手”又是一條“無情的鞭子”，在促進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同時，也會由於其自發性、盲目性帶來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這隻“有形之手”來發揮作用，政府必須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適當的最低工資標準對失業影響甚微

從經濟學理論來看，工資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的信號，引導企業和個人勞動供給和需求行為。如果勞動力供不應求，工資的上升會刺激一些勞動力參與勞動，增加勞動供給，緩解供求矛盾;反之，工資的下降會刺激一部分勞動者退出勞動力市場，減少供給。如果最低工資標準不合理，遠高於市場工資水平，那麼企業根據勞動力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對等的原理進行僱傭，就可能會產生失業。特別是法定的工資底線過高的話，將使得部分依靠低勞動成本參與競爭的企業難以承擔工資成本，或無利可圖而採取以資本替代勞動的對策，甚至直接退出市場，從而減少就業崗位，使得更多人失業。這一點也正是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時受到批評的主要理由。

據海外網報道，英國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13年12月14日發表了題為《合理的標準》的文章。該文指出，在靈活的經濟體中，最低工資標準就算對就業產生了不良影響，這種影響也非常有限。美國的聯邦最低工資標準大約是收入中位數的38%，在發達國家中處於最低水平。一些研究發現，無論是聯邦最低工資標準還是各州最低工資標準都沒有對就業造成傷害，其他研究認為它們產生了微小的不良影響，但是沒有研究發現它們對就業造成了嚴重的傷害。英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大約是收入中位數的47%，年輕人的最低工資標準比這還低，它們似乎也並未導致很多人失業。但是，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似乎確實對就業造成了衝擊，尤其是在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在發達國家中，法國擁有最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成年人的最低工資標準超過了收入中位數的60%，年輕人的最低工資標準也高於一般水平很多。這就解釋了為何法國年輕人依然面臨着異常之高的失業率：在法國15歲至24歲的年輕人中，有26%處於失業狀態。

因為，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關於最低工資標準，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麼設置更合理的問題。

最低工資標準並不是倒果為因的拔苗助長

最低工資標準並不是為了讓企業有高利潤，而是為了勞動者權益保障和一個健康有序的市場發展遠景。不能把最低工資標準狹隘的理解為政府用最低工資標準去強迫那些還不願意漲工資的企業漲工資。前文一再強調，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可以保證企業勞動力的邊際成本低於邊際收益，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得到合理保障，市場也能得到足夠的消費需求而繁榮發展。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且不論勞動者權益保障，單就企業利益而言，缺乏消費的市場必將衰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企業也將最終衰亡。

談到微利企業，難道一個利潤最終將通過壓榨勞動者的工資來實現的企業，一個勞動者工資無限趨近於零的企業還有存在的必要麼？微利企業的利潤和發展，一方面在於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在於政府的税收優惠(如國務院最近提出擴大小微企業所得税優惠政策實施範圍)和政策(如貸款)扶持。以企業生存為由，通過失業來綁架最低工資標準的企業，無論怎麼削減勞動者工資，都是揚湯止沸——它總不能讓勞動者倒貼錢來實現企業發展吧？

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與壟斷無關

將最低工資標準比喻為政府強制比亞迪賣和寶馬一樣的價，十足像台灣某學者的“高帥富茶葉蛋”——試問有哪個地方的最低工資是以買得起寶馬的上市公司董事長收入為標準？當然，如果是以最近風靡一時，高貴無比的“茶葉蛋”來計算的話，筆者完全同意鳳凰網上該學者的觀點。

美國學者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一書中指出，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只有在地位和官職對所有人開放並且這種不平等對所有人都有利，特別是在對社會中處於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的情況下才符合正義。設置最低工資標準，並不是為了壟斷或者不正當競爭，而是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和市場的有序發展。很顯然，最低工資標準對於處於弱勢的勞動者來説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們所面臨的並不是最低工資標準是否必要的問題，而是如何設置、由誰設置，以及如何貫徹的問題。 (作者系環球網財經特約供稿人，中央黨校法學教授，博導傅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