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拿工資28%做養老金 事業單位都得賺黑心錢
◆“我們當前的養老金繳費年限是15年，可是養老金的平均支取年限卻是25年，這十年的差額去哪裏找是個問題，早晚會失衡。”
◆ “世界上有雷鋒，但是沒有雷鋒精神，凡是講義工，背後就有‘時間銀行’。今天我為你服務，明天你為我服務。”
◆“如果要求所有事業單位都像企業一樣拿職工工資總額的28%來做基本養老保險和職業年金，所有的事業單位就都得黑着心去賺錢了。”
2013年，“清華版”養老改革方案轟動一時，作為主要參與者的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也被輿論推上風口浪尖。一句“50歲退休，65歲領養老金，男的去養老院當園丁，女的去洗衣服”，讓她被網友冠以“叫獸”“磚家”的惡名。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雖然機關事業養老保險改革最終方案還未出爐，但是個人繳費已成定論，事業單位繳費“無來源”和“高費率”將成為改革難點。楊燕綏日前在北京大學賽思論壇上認為，事業單位本身的公益性質決定了其不能按照一般企業的做法進行養老金改革。
“十幾萬字報告被壓縮成十幾個字去炒作，媒體沒道理”
“媒體把我十幾萬字的報告壓縮成十幾個字去炒作，是媒體沒有道理”。在談到去年媒體對自己的報道時，楊燕綏認為，“50歲退休，65歲領養老金，都去當園丁和洗衣工”，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我並不是在説要大家都50歲退休，我實際是在説50、60歲的人不能退休，但是我們就得為他們搭建發展的平台。”她認為，這就是漸進式的延遲退休，涉及到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現代服務業的構建，以及養老服務產業職業培訓的發展，是一個綜合發展時間表問題。
在談到為什麼要去做養老院園丁，楊燕綏表示，“做園丁的意思是説，那些從第一、第二產業出來的40、50人員，如果政府為他們提供一個很好的政策支持和職業培訓，他們就能光榮地轉向服務業工作。”
楊燕綏介紹，在世界銀行裏，把50、60的人稱為年輕的老人，所以很多深度老齡化的國家大量的工作是在促進他們就業的問題。
她認為，當前政府的就業政策應該彈性一點，支持50、60歲的人去補充第三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如果他們從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夠嗆，能不能做輕體力呢？不做全職工作，能不能做兼職？能不能同意企業不為他們交公積金，企業不就更願意僱用他們了麼？”
楊燕綏估算，當前國內的老年服務有3000到4000萬崗位需求，可是目前只有100多萬人從業。“現在每年動不動就有七八百萬大學生畢業生，加上每年累計下來的未就業大學生就有2000萬。這邊沒人，那邊擁擠，隔海相望，就差跳海了，政府卻不搭橋。所以説就業不是總量問題，是結構性問題。
她提到不久前在廣州黃田區一個養老院，看到很多年輕人都在那裏工作。“他們聽説我是讓人們去養老院當園丁的楊教授，都很高興。他們每月拿五到六千，在廣州不算高，但是工作很開心很認真，所以我們的‘園丁’是要培育的。”
楊燕綏認為，政府應該承擔起培育整個社會養老文化和養老產業的責任，“如果讓50、60的人覺得政府只是想讓他們去給老年人端屎盆子，他們是不會想幹的。”
“世界上有雷鋒，但是沒有雷鋒精神，凡是講義工，背後就有‘時間銀行’。今天我為你服務，明天你為我服務。”她認為，在未來的養老產業中必須形成一個“時間銀行”的制度，這是她提出的“以老養老”方案的基礎。
在她看來，這種設計已經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實現，“去年我在香港的灣仔區老年護理中心看到，都是二三十歲的人在當司機、拎箱子、配餐，四五十歲的人負責十幾張病牀的護理工作，五六十歲的人在中心端着勺子做飯，七八十歲的人到點兒就來吃飯，吃完飯還要給那些卧牀老人去送飯。因為在他們心裏，今天我給他們送飯，明天別人就給我送飯。”
“今年兩會，一晚就有60多個委員簽名反對當前的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
“今年兩會期間，有一個提案，一晚上就有60多個政協委員簽名，很多都是大學校長，他們要求反對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實際上，他們並不是反對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本身，而是反對按照目前這種狀態去改革。”楊燕綏表示。
她認為，讓這些大學校長們反對的原因是，如果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單位需要承擔的44%費率從哪裏來的問題。“為什麼校長們都反對？他們聽到這些就嚇死了。讓每個員工拿出16%去交養老保險，這個還好解決。企業員工可以交，為什麼他們不能交？然而，讓這些事業單位要交剩下的工資總額28%的費率，就是這些校長們擔憂的問題。”
在她看來，很多事業單位都是公益組織，事實上經營成本本來應該是財政提供，但是國家財政並沒有這麼做。“讓他們自己找飯吃已經不錯了，還讓他們去掙錢去為員工交養老保險。這些組織和企業不一樣 ，企業可以把這些算在企業成本里，雖然企業競爭力和效益下降，但是起碼能生存。”
“如果要求所有事業單位都像企業一樣拿職工工資總額的28%來做基本養老保險和職業年金，所有的事業單位就都得黑着心去賺錢了。”楊燕綏坦言，事業單位本身的性質決定了，不能按照一般企業的做法進行養老金改革。
除了事業單位本身無法解決28%費率的來源問題之外，楊燕綏認為，不能讓機關事業單位員工簡單併入當前城鎮職工養老體系的原因，是個人賬户空賬記錄長期存在的問題。到去年底，我國職工個人空賬記錄已經達到2.6萬億，雖然每年國家的報告中都説養老金結餘3個億，但這3個億是挪用個人賬户結餘的結果。
簡單的讓機關事業單位加入到企業養老保險體系中，只會讓現在的企業養老體系更加失衡，也無益於事業單位的改革。她認為，“如果按照以往6.3%的參保率增長速度，到2025年養老金賬户都是平衡的，但是現在50歲的人羣是在大比例增加的，這些人在迅速地退休，馬上面臨領取養老金的問題。所以今後的參保增長率肯定是下降的，如果按照千分之七在下降，可能2020年就不平衡了。”
對於佔工資總額8%的個人賬户而言，她認為，應該把這個8%分開，4%交社會統籌，4%進個人賬户，企業再交4%，按照收益率3.5%，繳費30年，領取15年。“這個時候需要通過減低税費率，推動國企紅利去補以前個人賬户的空賬。機關事業單位改革按減一增一，費率每年減一個點，職業年金每年增一個點，按照這樣的結構，20年基本平衡，推動全國養老金制度走進二元制結構，這樣機關事業單位沒吃虧，全國制度也有所改善。”
“中國老齡化速度像劉翔，但不是一下子變老的，是政府以前沒看見”
楊燕綏介紹，從官方數據來看，西方國家在90年代大都已經進入深度老齡社會。從進入老齡社會，到進入深度老齡社會，他們平均用了45年時間。美國從進入老齡化，到明年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用了65年。
“西方的老齡化45年才走了一步，但是中國的速度卻像劉翔，45年裏跨了3步，原來是18個人工作養1個老人，到10個養1個，後來5個養1個，現在一下子就到了3個養1個的階段。”她認為，老齡化速度過快與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但並不是全部原因。
“去年三月，一個省會城市的社保局長給我打電話，讓我幫他們分析一下問題，他們去年申請退休的女性是2012年女性的150%還多。”楊燕綏認為這個現象非常可怕，從去年開始的“50歲現象”是一個苦果。如果是西方國家會提前20年看到這個問題，然後不斷地討論怎麼解決，而我們則顯得毫無防備，才會覺得國家一下子老了。
之所以會出現“50歲現象”，她認為與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之後，1963年出現的生育高峯有關。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口減少，每年的人均增長率是千分之二；然而，1963年的人口增長率是千分之29，然後就是按照千分之27、28發展了10年。2013年，是當年出生人口滿50歲，所以中國當年就會出現一個瘋狂的50歲退休高峯。
“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人均預期壽命增長比傳統統計學發展要快，2006年的數據還是71歲，今年最新的數據即將公佈，已經接近76歲了。”楊燕綏認為，之所以我國老齡化速度如此之快，是因為我們50歲的人太多了，這個年齡段的人是陡增的，現在50、60歲的人多，將來70、80歲的人比例就大，這就是中國在人均壽命上要面對的一個現象。
楊燕綏看來，一個國家在進入超級老齡社會之前，必須做好三個準備，叫“有備而老”，第一，養老資產必須全面；第二，養老服務體系必須健全；第三，老年社會文化必須健康。
根據2010年的統計結果，我國49%靠家庭養老，24%靠養老金，5%是低保。她表示，“只有2%靠自己勞動來養老，從這個統計我非常同情我們的年輕人，家裏養完老，還要出去繳税費為別人養老，還要給自己養孩子和房子，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還有多少餘地呢？”
與中國的養老結構相反，楊燕綏介紹，從OECD（經合組織）國家老齡人口的資產結構來看，老齡社會老人收入最好的就是三三比，也就是説老年人1/3靠社會互助，有養老金；1/3自己有經營，還能納税；1/3有財產，還有資本立得。
“三年我養房，兩年房養我，但是房產的殘值怎麼保護，使用權問題，價格波動問題，嘗受風險問題。政府必須拿出方案來，才能真正發揮以房養老的作用。”她認為，改善老年人的資產結構，政府應該做的是幫助窮人租房，限價給工薪層買首住房，允許投資，抑制投機。
此外，她認為政府還應該從中等收入的養老機構退出，該給地就給地，該建房就建房，該給税優就給税優。最基本的養老層次由政府去做，政府要做的是打造鏈條，提供最底層服務，這是政府在養老服務裏的角色和投資體制。
“我也不願延遲退休，因為國家所有的政策都是鼓勵提前的”
“我已經到退休年齡了，就我這身板，如果讓我現在退休，多少養老產業的人圍着我轉，我兼十個公司的獨立董事都沒有問題。我還能理直氣壯地拿着養老金。”去年，曾經有媒體找楊燕綏去做電視節目談延遲退休，她要求自己可以在節目中表達自己不願意延遲退休，最後節目不了了之。
為什麼人們都不願意延遲退休？她認為，“這就需要我們去檢討國家方方面面的政策，最後發現所有的政策都是鼓勵人們提前退休的，幾乎沒有一項鼓勵我們延遲，因為對個人來説，延遲肯定不合算。”
之所以人們理所當然的做出這種選擇，楊燕綏認為，需要從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塊“香餑餑”説起。她介紹，最早我國只是退休幹部一退休就可以領取退休金；到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也一樣了。所以長期以來，我們的企業職工就認為，從工作單位一退休，國家就得支付養老金，他可以拿着養老金再進入勞動力市場。
“我們公共管理把這叫做先搭一個‘早退休’的便車，然後再下車去‘打草’，因為可以拿兩份工資。‘打草’時發現還可以摟一隻兔子，那就是拿着從醫院開出的藥再去賣藥。個人是合算了，公車誰來造？”楊燕綏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正規勞動力市場不能夠健康成長，反而灰色勞動力市場越長越壯的原因。
她介紹，從很多人口社會化或者社會治理比較好的OECD國家的數據來看，他們真正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年齡，法定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和實際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年齡，都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有終身的工資報告制度來進行監測。
“我們過去計劃經濟，勞動局管得很死，但是市場經濟，不代表勞動局功能也沒了，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潑出去了。現在我們的政府對工資報告是沒有制度的。”她認為，西方國家工資報告制是非常嚴格的，通過報告制度可以知道一個人是不是退出勞動力市場，收入沒有的才叫退出勞動力市場。
經過分析，楊燕綏認為，那些養老金結構非常清晰的國家，都是公共賬户和個人賬户結構非常好的國家，男女的實際退休年齡和領取養老金的年齡都晚。比如説10塊錢有3塊錢交到公共賬户，7塊錢交給個人賬户。這些老人為了改善老年生活，也願意延遲退休，因為他掙的錢大部分進了個人賬户，將來可以用來改善個人生活。即使早去世，也可以變成遺產，自己並沒有吃虧。她認為，社會的養老金結構如果夠好，就能夠引導人們延遲退休。
“如果養老金不能保值，就是國家在偷錢”
“養老金的投資是一個公共治理問題，也是一個宏大的策略問題。如果政府有所作為，它絕對不可能不保值。所以，現在別説養老金，就連城鄉居民和職工的儲蓄都不保值，實際上就是政府在偷錢。”楊燕綏認為，為老百姓的養老金保值增值，是政府必須要做的事情。
分析各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之後的制度安排，她認為各國年金、保險、遺產保障的制度安排都不一樣，但是進入深度老齡社會之後，基本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調結構。
“他們都在鞏固基礎養老金，因為很難再增加。在進入超級老齡化之後，一方面增加繳費年限，或者提高領取年齡，加強防範，絕對不允許一個美元發給死去的老人；另一方面就是強化個人賬户管理，讓它的服務到位，讓它保值。”楊燕綏認為，正因為西方國家的政府大都在老齡化社會來臨之前做好了養老金投資的保值方案，才使得全球經濟沒有復甦的情況下，養老金的積累卻在穩定回升。
她分析了西方國家養老金的投資策略，基本上是三分法，即1/3在股票；1/3在債券和銀行保值；1/3投的是實業，就是説這些項目是穩妥掙錢的，讓養老作為機構投資者投進去。
“修公路三年就收回成本了，維護是成本很低的。國外這些行業都是政府在掙錢，為什麼我們只讓那些官宦和私營老闆去掙錢呢？為什麼不能讓養老金進去呢？對那些風險不大，穩賺的，養老金投資完全可以進入。”在楊燕綏看來，為什麼美國的GDP並不高，養老金總額卻這麼高？是因為美國的機構投資者60%以上都是養老基金，才實現了養老金的保值和增值。在用養老金掙錢方面，我們的政府還差比較遠。
但是隻有國家做到養老金的保值增值還是不夠的，在她看來，“我們當前的養老金繳費年限是15年，可是養老金的平均支取年限卻是25年，這十年的差額去哪裏找是個問題，早晚會失衡。”
“吃飯找國家，改善靠自己”，楊燕綏認為，必須建立一個“二元結構”的養老金體系。“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法定70歲退休，但是你現在在法蘭克福、新加坡、瑞士的國際機場，到處可以看到白髮蒼蒼的老人在工作，他為什麼在那裏工作，因為他願意通過工作來改善老年生活。”
她認為，吃飯找國家，是説社會不管怎樣，要讓所有老人能吃上飯，這是政府必須承擔的；改善靠自己，是説老年人通過自助、公助改善生活質量，政府再通過税收減免政策，改善服務系統，保證養老金保值增值來為老年人服務。“這就是把老齡化的風險在兩代人之間，和一個人的兩個階段上進行風險分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