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談售樓處被砸：特警袖手旁觀
原標題：王石的自我審判
“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
本刊記者/劉炎迅 丁塵馨
王石穿着一套深藍色的西服，白色的襯衫，沒有花紋，簡簡單單。助手拿來幾瓶礦泉水，他立即説，換玻璃杯吧，那樣更環保一些。他反覆要求助手調整他身後落地窗的窗簾的開合位置，避免窗外的光太強，干擾他説話。
採訪中，他試圖掌握主動，無論是面對質疑，還是讚美，他都按照自己的邏輯，展開敍述或者反思。
王石説，他的自我省思是從2008年開始的。這之前，他是另一個王石。
在三年內，他比自己的計劃提前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峯的計劃，2007年萬科更是銷售業績大幅翻番，王石享受着名和利皆無比得意的人生境界。2008年兩次“失言”，把飄在雲端的王石瞬間“歸零”，那之後，57年的人生才進入了一個向內思考的階段。
2011年開始的出國遊學，為這個內省的視角增加了另一個旁觀自己和中國企業的維度。遊學3年、一本《大道當然》，仍不足以道盡這幾年來他對自己細細的審視。
4月12日，在萬科的大樓裏，王石主動向《中國新聞週刊》提出，“先把他的光環去掉，帶有批判性的反思成功人士，對他和企業的自我成長，才更有意義。”
你狗屁都不是
(一)
黃仁宇的那本《萬曆十五年》，是王石最喜歡的讀物之一。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專訪的時間裏，他不止一次提及此書，頗有感慨。
2014年4月12日這天上午，北京東三環，在萬科大都市27樓一套暗黑系裝修風格的樣板間裏，王石提及萬曆往事，唏噓之餘，不過是在鋪墊另一個年份。那是2008年，對王石來説，這或許可以稱為他的“萬曆十五年”，一個“最危險的時刻”。
這一年，王石和他的萬科，已經走過24個年頭，一路也有坎坷，但走得總體很順。也算是見過風浪之人，對自己駕馭風浪的能力，很自信。
但王石想不到的是，這一年隨後的麻煩，讓他差一點翻船，他也開始對自己的“應對能力”和“心理適應力”，重新“審判”。
首當其衝的是“捐款門”。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動全國。剛剛成立的萬科企業公民辦公室緊急向災區捐款200萬元人民幣。
晚上9點36分，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上回答網友提問。
5月14日，有網友跑到王石博客裏質疑：“你也太虛偽了，面對這麼大的災難，在各界紛紛解囊的情況下，仍一毛不拔，還談什麼社會責任？”在眾多網友看來，萬科此前捐出去的200萬，對於這家首屈一指的房地產大佬級企業而言，依舊被視為“一毛不拔”。
王石立即回覆：“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5月15日凌晨，王石熬夜回覆：“不少帖子列出捐款超過1000萬的企業名單，呼籲萬科再多捐點，”“但作為董事長，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合適的，這是董事會授權管理層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合適的數額。”他還説，萬科內部還規定，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
王石顯然誤判了當時的局勢，一天之內，“王石成了十惡不赦的吝嗇小人”，“雖然登上珠峯，但是你的高度還沒有墳頭高”，作為一個資深網民，王石這時感到，這是“萬科史上最大一次輿論危機”。
網民攻擊名人，我已經很熟悉了，比方説餘秋雨啊，比如其他人，其他人或許説我不上網了，但我覺得這個態度是不對的。不能封閉自己。
(富人，很容易成為仇富者的反擊對象，)這個我是有思想準備的，關鍵是你反什麼東西……當時有人恨不得把你打死，這個就已經不是語言暴力了，你可以感覺到。而且當時關於捐款的問題有人已經開始圍攻一些跨國公司、實體的(公司)，已經有實際的暴力了。你可以感覺到現在年輕人變得(越來越躁動和不理性)……真正讓我感到沮喪的，是對我捐款的帖子鋪天蓋地的謾罵。因為這裏主要是80後，這讓我非常非常沮喪。我發現這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阻力不是來源於權力機構，不是來源於老一輩，而是來源於年輕人。我們再回顧一下這個帖子，我到底説了什麼？你們這樣直接罵祖宗八代。其中最典型的一句就是：你雖然登上了珠峯，但你登上的是物理高度，你的道德高度還沒有墳頭高——這是年輕人説的啊。
(二)
王石2008年的危險時刻，除了“捐款門”，還交織着“拐點論”引發的麻煩震盪，這個麻煩，從2007年底就開始發酵了。
200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十週年，正是從那十年前，時任總理朱鎔基大刀闊斧全面啓動了中國商品房住宅市場，作為刺激國內投資消費的主要手段。這之後經歷了互聯網泡沫破裂、美國經濟衰退、“非典”等事件，這些不利因素，都沒有阻擋中國住宅市場的迅猛發展。房價也一路瘋長。
萬科也在瘋狂生長，這一年，根據萬科公開的年報，“公司去年全年銷售面積合計613.7萬平方米，銷售金額合計523.6億元。”相比三年前，翻了5.7倍。
這看起來是王石最好的年份。此時，時任戰略和投資管理部總經理的劉榮先，經過市場調研，交給王石一組數據：“深圳、上海、北京、成都、武漢等大城市都出現了市場開始下行的明顯信號，成交量環比下滑20%-30%……結論：全局式市場調整不可避免。”
12月，王石對外宣佈，萬科不拿“地王”，管理層也調整了開工計劃：全集團將2008年的計劃開工調低近20%，不久，再次壓低23%，同時，萬科開始調價，最開始的一個樓盤，是廣州萬科金色康苑項目，每平米均價比周邊樓盤低3000-4000元。
4天后，王石參加清華大學“中英低收入人羣住房解決方案比較研究的活動”，有記者問：“樓市拐點是否出現了？”
王石説：“我認可你關於‘拐點論’的説法。”此言一出，觸動很多人的蛋糕，一時輿論譁然。地產圈內的反彈最明顯，很多開發商大罵王石“胡説八道”。
另一層壓力，來自各地政府。2008年5月，某城市召集開發商開會，沒有請萬科。王石知道，會議的內容不過8個字可以概括：不許降價，遠離萬科。同時，在幾個重點城市，政府派出調查組，進駐萬科查税、查賬。
在杭州，因為降價，已經買了萬科房子的業主，衝砸售樓處。
“拐點論”一出，我已經感覺到公司的生存危機了。我們是房地產開發商，一講到降價，在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城市已經開始有人在砸萬科的售樓處了，我們感覺到要出事，就通知了有關部門，有關部門派了特警去，但特警站在旁邊袖手旁觀……很明顯這就是地方政府的一個態度。
你想這是個法治社會，法制是基本的底線，有人在破壞公共秩序，他卻站在旁邊不干涉。當時萬科全部樓盤都被砸成這樣，這公司還怎麼做？
我感到這樣下去會出現大問題的。顯然這不僅是一個地方政府對你公司的表態而已：之前地方政府要談房地產行政問題，召集房地產商來座談，一定是請萬科去的，現在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開會，排除萬科，而且是明確地講，就是要遠離萬科。你公司的這個業務本來就是千絲萬縷跟政府有關係的，你説如果地方政府是這樣的態度，這樣公司還怎麼生存？政府已經非常明確地告訴你，當然不是每個政府，你的擔心是，它會蔓延。因為地方的利益非常明確，那時候大家都不希望降價，你降價了!往後咱可怎麼幹啊。
包括同行，同行也都不喜歡降價，可萬科降價了，要麼你要降你就悄悄降吧，你還説我，作為大哥你怎麼把我們拋棄了你跑了。很多的同行中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在公開場合已經是公開指責，説萬科怎麼樣、萬科怎麼樣、萬科怎麼樣。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意外。
萬科一直是行業裏的領跑者，一直屬於各個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可你這時候非常不被認可了，還有一種無形的被孤立。這是我從來沒感到過的，孤立、無助……但是這個還不讓我覺得沮喪。
那一年，南京市政府又給萬科開了四千萬罰款單，為什麼，因為降價。這就是物價局開的。我們一般認為你物價局更應該管的是哄抬物價啊，但物價局説你降價是為了壟斷。這就是萬科當時的地位。
這就是那一年，你原來自認為在社會上的位置，你公司的位置，整個蕩然無存。那年之前，我很自信，公司過了500億，爬山完成了七大洲。但是到了那年底，就是重新審視，就覺得這個情緒是到了非常戲劇性的(時刻)。
這個就是我當時的一個情緒。我沒有隱瞞，也非常明確抱着準備辭職的心態。而且我也知道，一旦辭職，我唯一的保護傘就沒有了!
當時還交織着“拐點論”，地方政府會保護你麼？你的同行會保護你麼？一旦你辭職了，你所在的公司(會保護你嗎？)因為你的言論已經影響了公司的正常經營，影響了公司的整體形象，公司就是想保護你，可公司還自身難保呢。
我很清楚，一旦辭職，我的社會位置也是非常岌岌可危。
什麼事兒都是帶有偶然性的，你的社會地位也是如此。
(三)
2008年，關於萬科的謠言時有泛起，有的風傳萬科資金鍊斷裂，有的説萬科向銀行申請30億貸款遭拒，還有些網絡帖子直接説“萬科破產”“負債110億元資產，多處財產被銀行查封，各地已經低價放盤”。
5月15日，網絡上的爆烈情緒繼續蔓延，包括麥當勞、可口可樂在內的諸多跨國公司，也遭到謾罵，與萬科一樣，它們也被認為捐的太少，“這麼吝嗇？”甚至開始有人發起號召，去砸店，讓這些“鐵公雞”企業統統滾出中國。
王石看到這些消息，十分悲觀，甚至“做好了可能被亂棍打死的心理準備”。
已經有很多朋友勸我，你這時候就避一避吧，我説“我避什麼避？那就是宿命”。
那年剛好公司安排專門的人跟我三年拍紀錄片，從2007年一直跟到2010年。我記得很清楚，在北川回來的路上，攝影師忽然對我説，“你要不要對網民，做個道歉？”我即刻反駁，“我道什麼歉？我沒什麼錯，為什麼要道歉？”而第二天，鳳凰衞視正好對我有一個採訪，採訪當中，沒有任何的預示下，主持人突然説，“哎，王總，如果有個機會讓你向觀眾道歉，你介不介意？”我一愣，但馬上跟他説，“我不介意”。當時的情況下，張口就説出來了，就是“無條件道歉”。
這很戲劇性。就在一念之間，昨天還是很情緒化地説，根本不考慮道歉，怎麼今天就又道歉了呢？因為我感到了鳳凰衞視的誠意，非常明確。他就希望你講出來，換句話説，他在替你做公關，你感受到了那種誠意。
你看看我是怎麼道歉的：我説，第一個來講，因為我的言行紛擾了大家的注意力，影響了抗震救災，所以我道歉……我做了幾個道歉，但是完全沒有就這個帖子道歉。到現在，我對這個帖子也沒有道過歉。
捐款門後，王石依然頻繁上網，但公司對他的博客、微博設置了看守系統，避免他的不慎言論，再次影響萬科形象。比如那一年，他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翻閲蔣介石日記，看完後心有所感，就在網上發表了對蔣介石的評價，原本想一評、二評、三評，結果一評剛發送出去，就被公司相關同事刪除了。
2008年年底，王石公開説了一些話，其中有“三個感謝”，他第一個要感謝的，是那些罵他的網民，“給我歸零，讓我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了這個社會。”第二個感謝，就是那四千萬的罰款單，“讓我們知道如何來認識現在這個社會，如何來面對政府的政策，面對消費者的情緒。”第三個感謝，是拐點論風波，“讓我們萬科經歷了一次非常好的考驗，讓我們知道下一步應該往哪走。”
經歷這些之後，2008年對萬科的意義是什麼呢？總結來講，第一，從公共關係來説，這一次緊急公共關係的處理，是一個非常失敗的案例。你不是個獨立知識分子，要去堅持自己的觀點，否定了自己的觀點就沒有了存在價值，不是的，你是一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你的言論可能影響到股價，可能影響到銷售，可能影響到公司的正常運轉，這種情況就必須要緊急公關來處理。顯然當時你沒太在意，覺得它就是個言論，等意識到的時候再來採取措施已經來不及了。所以作為一個董事長，這事兒不可以隨心所欲，因為它可能是顛覆性的。
對我自己呢，是一次重新審視。重新審視了自己，你會發現，你可能因為一句話就狗屁不是了。
這些事剛開始時你的情緒是失落的，但反過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你發現，是不是自己太自以為是了？你是不是太自信了？是不是太覺得因為你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反而也許在這個道德里面你是最低的？
當你認識到了這樣的一個社會，它是這樣一個狀態以後，反而會從傳統文化去反思：我們的民族根基到底在什麼地方？那我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這樣你就更知道，從某種角度上説，這個民族的啓蒙遠遠沒有完成。你自己是被啓蒙的，所以你得更知道自己該扮演什麼角色，而不是要扮演那個一呼百應的人。因為不但你沒有一呼百應，反而你成了被一呼百應的對象。你要更多去做一些最基礎的工作。
就是在2009年，我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學商業院的邀請，開始在香港科技大學商業院講課。那之後也逐步減少了在大學或是論壇上的公開講演，而更多是先來完善自己，對自己的重新認識和理論的提高。
更多地去和學生交流，去重視下一代。這種交流不是你一個公開講演完了就走了，更多是你要重新反思自己、認識自己，同時和下一代和學生進行交流，挑戰自己——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對的，不但一言一行仍要堅持，更重要的是要講策略，策略地做你認為對的事情。
如果你覺得所做的別人不理解，你卻硬要往上面湊，那叫魯莽。對於年輕人，要更有耐心：為什麼他不理解你呢？為什麼不但不理解你還要反對你呢？除了你公共關係失敗之外，你還要知道這個民族文化傳統的東西。你要意識到，並從另外的角度進行反思。簡單來講就是一種平均主義，而平均主義的背後就是同情弱者原則。從這個角度理解了中國傳統文化就理解了現在的一些社會現象：你萬科，你王石，是弱者呢還是強着呢？很簡單，你是強者，但你把自己放在一個弱者的地位那就是你的問題。比如説從利益衝突來看政府關係，在消費者砸你售樓處的時候，誰是強者誰是弱者，當然你是強者了，消費者是弱者。
通過中國傳統文化，你就試圖梳理，那中國的傳統裏，中國的企業精神是什麼？中國的企業精神就是同情弱者，“情理情理”，“情”是在前面的。所以我回去看以前看的書，人家書裏講得很清楚了。
這其實是個文化的問題，而你卻鑽牛角尖把它鑽成了政治化的、一個意識形態化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豁然開朗了。你會覺得，首先還是修煉不夠啊，要學習啊，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就去西方學習了。
所以，這樣大背景下的2008年，對我個人、對萬科都非常的關鍵。真是悟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原來很多情況下我潔身自好，比如不行賄，可你發現光潔身自好是不行的，因為你王石的言行，你對社會的影響比你想象的要大;萬科對行業的影響、對社會的影響比你想象的還要大，你必須要有社會擔當，你要承擔這個責任。
不是顧忌，更多感到一份責任，得有點擔當。你必須和這個社會、和這個時代共進退，而不是你跟別人講我就是這樣，就是潔身自好，你們企業這樣做，我不這樣做。
如果説我和一般企業家有什麼不同的，那就是我有自省能力。
我越發覺得，中國目前這個轉型期更多不是需要勇氣，不是需要什麼新的見解，不是需要更多新觀點，而是更多的需要智慧。
我到底要什麼？
(四)
3月30日，晚7點，王石和馮侖坐在北大東門附近的英傑報告館，與周其仁教授一起，對談。
周其仁教授是個名人，早年遊學美國，一肚子學問，説話還幽默，是個可愛的老頑童。他當着王石和馮侖的面，對着台下近千名觀眾這樣説：“今天來聽王石講座的都是很正確的。你得看看這個人，他講什麼不重要，他不講也可以，因為他的故事擺在這裏。你見精神能量大的企業家，你靠近他會受到感染會受到鼓舞。”
今年3月，王石推出第二本自傳《大道當然(2000-2013)》，記錄着他過去13年裏面臨的“放下與堅持的選擇”，很多年輕人追捧此書。能容納近千人的會館，客滿，兩側過道也站滿了人，一些人拿着王石和馮侖的書，躍躍欲試。
十年前，王石出過一本自傳，記錄自己與萬科的最初20年，該書定名為《道路與夢想》，顯然受到了威廉·曼徹斯特的經典之作《光榮與夢想》的影響。
在《道路與夢想》裏，能看到文藝青年王石的影子，他在描寫1978年初到深圳的情景，很有畫面感：“施工空閒去了一趟沙頭角：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間一塊界碑，冷冷清清。界碑不能越過，內地一側僅有的兩間店鋪擺放着極普通的日用雜貨。”
從1988年萬科改造成股份公司，王石一直是董事長兼總經理。1999年，48歲的王石，終於決定，辭去總經理一職。這不是一時興起，而是王石深思熟慮的決定。
20世紀80年代創立企業時，我的目標很明確：建立一間新型公司……對於如何開拓業務和建立新型企業制度，我的大腦每天都充滿了想法和激情，公司的管理層跟不上我的思路，但另一方面我又時時感到自己半路出家的壓力。畢竟沒有受過工商管理的專業訓練，我一直很想有深造的機會。當時沒什麼危機感，畢竟80年代下海經商一族的文化層面都不高。“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但到了1992年之後，經商下海一族的文化層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本刊注：1992年，大批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受“南巡”講話的影響，紛紛主動下海創業，形成了以陳東昇、田源、郭凡生、馮侖、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等為代表的企業家。92派企業家被認為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權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市場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我開始有危機感——腦中的想法越來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構思的週期要長達半年時間。怎麼了？我不得不反省自己。
吳曉波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病人”王石》，他看到王石在博客上引用了哈維爾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當時吳曉波並不能真正理解，王石為何會有如此“疾病的憂慮”。後來到了2010年，王石才首次透露，“從1994年到1997年間”，他的心肌功能嚴重有問題，腰椎還有個血管瘤，壓迫左腿神經，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覺，醫生説他隨時可能癱瘓。
但病人王石在辭去總經理的最初日子裏，“作為一個習慣了強勢，又願意親力親為的人，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揮一把的衝動，如果繼續在公司待着，肯定會沒事找事。”
他選擇了疏遠自己和管理層的距離，離開公司，去遊歷西藏，登山探險。而登山者王石，其實早在1998年就誕生了，不過從此時起，他登山之旅更為頻繁了。
(登山和生病)是有關係的，想着趕快去趟西藏，一旦癱瘓，你坐輪椅就不方便了。偶然之餘，也有內在的邏輯驅使，“現代企業不是靠人，而是靠智慧，靠團隊”，你不會放手了就還在那兒坐着，不會的。
其實因為登山它太顯性，登珠峯呢它太引起大家的關注，我最好的成績，其實是飛滑翔傘，我2000年創造的滑翔攀高紀錄，現在還沒人破呢，喜歡探索，喜歡冒險，不僅僅是登山，還有滑雪，還賽艇，還帆船……
我受了很致命的傷，一個是滑雪，一個是滑翔傘，登山來講那都……除了那書裏描寫的，瞬間的很危險之外，都克服過去了。
這從心理學上來講呢，誰都無法否認，誰都有自卑的一面，當然我也有。
男孩子自小都期望有強健體魄，我的自卑也恰在於此，體現在兩點，一是我個子不高，二是我體育不好，雖然我很愛運動。比如説喜歡踢足球，我踢足球踢到45歲才不踢了。我是左撇子。踢左邊鋒。但是我踢的這個水平呢，是中學校隊……板凳隊員。整個我的印象中，在中學時期我就只進過一個球。因為你是板凳隊員你沒有機會的，上場時間太少，你本身水平也就那樣的。而且進的那個球還是偶然，就是正好是打比賽的時候那個對方比較弱，踢左邊鋒的那個主力隊員又遲到了，只好就讓我上，上了還蒙進一個球。糊里糊塗，就是在那個門前的混戰當中，球跑到我這兒來，我就把它踢進去了。這個球是這樣進的。所以主力隊員一來即刻就把我替代下去了。
我還喜歡打排球，我是二傳，因為個子低。所以我後來就發現，雖然我的體型啊，反應能力都不行。但是組織能力還行，因為二傳是核心。
籃球根本就沒打。跑中長跑，介乎於長跑的耐力和短跑的爆發力之間，最辛苦，但我的成績最多也就代表班隊。
處於那個狀態，就是特別憋屈的那種……所以在學校的那些體育運動的尖子，我很羨慕。當然後來在體育運動方面就特別要表現一下自己(笑)。所以登山啊滑雪啊，真的是非常自我，當然你説這裏面有沒有自卑的心態，當然有，那毫無疑問的。
我感覺我的生活在做加法，而不是減法。
你去登山探險，豐富了生活，顯得你與眾不同，甚至實現你兒時的一種夢想，到野外去探險，去實現個人自我的價值，去和大自然親近。從這點來講，這是個人自我的一種表現，非常非常自我，有一種個人英雄主義色彩。
2002年，北大山鷹社五名隊員，在攀登海拔4950米的希夏邦馬峯時，遭遇雪崩遇難。引發了社會對登山價值的討論，而王石堅定的選擇了站在山鷹社這一邊。
如果説探險對這個社會有什麼積極意義？那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到了現代社會，已經是很缺乏探險精神了。比如去登山，2002年北大山鷹社年輕人遇雪崩死亡的事之後，社會不理解他們，90%的帖子都是譴責的，完全把這當成非常負面的東西，説你們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國家、對不起父母，無論哪方面你們做的都是錯的。這不但不是探險精神，都成了一種實用主義——你做這個事情是沒用的。而我個人的英雄主義，如果對社會有積極意義的話，就是讓大家不要太實用主義。人要有一點對自我的不滿足，對未來的好奇，這個行為多少是有點正面意義的。
但這個意義，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副產品，而不是説我為了這個。
(五)
2010年，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邀請王石去給EMBA學員上課，前來邀請的商學院副院長陳慧珠女士説：“你個人的經歷和萬科的經營之道是很好的案例。”
這時的王石，經常在各地論壇講演，分享萬科故事和自己的商業經驗，講多了，自己突然很想正經找所大學，做個商學院老師。這次陳慧珠邀請，一拍即合。
但教了兩個班的課，王石漸漸感到，“僅憑企業家的個人魅力來掩飾學識不足，是對自己、對學生、對學校的不負責任，”於是有了“百戰歸來再讀書”的念頭。
很快就有了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的機會，7月，王石在香港會見了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凱博文教授、助理主任米爾先生。交談中，萬科的經營理念，尤其是“不行賄”是經營底線的理念，得到凱博文的認可：“哈佛歡迎你，來吧!”
早在2003年，他去雲南彌勒參加一次企業家論壇，探討企業倫理，他在發言中説，萬科誠信守法，絕不行賄。
但與會的一位民營企業家很坦率地説：“王石先生不行賄，我佩服，但那只是個案，因為在中國不行賄，一事無成，比如説我自己就行賄。”話説完，台下掌聲一片。
你當然是想拿好地，可是拿不到。事後你可以解釋説人家拿到地就是行賄，可在我這兒，你拿不到，不能説是因為你沒行賄，有可能就是沒本事拿不到。
我記得有一次和一位老總在一塊，他年紀比我小，他説大哥，你看，我這(地)做不完，你來挑一個!我知道他當時就是一種顯擺，但我是感到恥辱的。我沒有反思是不是我拿地的時候有什麼問題，我只是很明顯覺得，無論從智商上、能力上、精神上，你遠不如我，但反而在我面前那麼趾高氣揚。我感到受了侮辱。僅此而已。
我沒有考慮，是不是要把我的方法改一改，因為這些是你本身骨子裏的東西，你堅持你認為對的去做。事後總結，説就因為你不行賄，別人都不相信，當時，我不認為不行賄是我獨有的，我以為大家都是這樣。
一些商業非常成熟的發達國家也會有行賄，但這不能成為社會的主流，更不能成為一種堂皇而之的東西。這是讓我感到非常非常詫異。當時一些開發商和政府官員，直接稱兄道弟，吃飯吃鮑魚那種，我都懶於應付這種，我超級不喜歡這些東西，你讓我幹這個然後我拿了一塊地，我不屑於做這個。我寧肯栽在買地上。那咱之後比產品、比專業，所以為什麼，我們最後成功了。
要説家庭背景，我父親是紅軍，我也是紅二代啊，我(當時)岳父是省委副書記。但我要是真靠這個背景做，我有今天麼？
一旦你確定了要做企業家，顯然就會把日本戰後的索尼、松下、豐田，這些企業的成功作為標杆。不僅僅是你的產品得到消費者的認可，提供好的服務，也對這個社會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起到一種積極的引導作用，這就是我的理想主義。
作為萬科，雖然偶然成為了中國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但是我心中的那種目標遠遠沒有達到。而且還是在打基礎階段。
(六)
哈佛學生王石，最初最耗精力的不是白天聽課，也不是週末考試，而是晚飯後的公寓作業。波士頓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的暖氣不足，王石寫作業前，先燒好開水，泡壺咖啡，暖身提神。
為了弄懂英文課堂筆記，王同學不免經常熬個通宵，次日一早，洗把冷水臉，熱一杯牛奶，兩片烤麪包，半個西柚，三分鐘早餐，背上書包，去上課。
在很多人看來，王石這是何苦？放棄舒適的董事長生活，開始寒窗苦讀，生活上做着減法，但王石看重的，是精神上做了加法。王石説：“對我來講，恰好是我成功了，我有時間，我有機會，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恰好是倒過來的，而不是説是因為我不成功，我搏一下。”
留學夢，到了60歲才真正開始。去學校學習，完全是因為我知識不夠，尤其是現代企業方面。因為你到了學校去當老師講課，講的是現代企業制度，而它的邏輯就是西方的，對你來講需要把案例從管理學的邏輯上好好梳理一下，所以首先你不是去當老師，而是要先去當學生，去學習。
管理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你瞭解嗎？剛才説的那個方法是如何去做的——它為什麼要這麼做，這需要從更深的一個層次哲學、宗教，從文化的層面去理解。
因為我沒有這個學歷，這是我要補課的。我到哈佛選的一半以上都是大一、大二的課程，而真正到了三年級、四年級才是去學如何去做的問題。
我比較擅長的是反思、反省，我的反省能力是足夠的。他們説功成名就就夠了，我會説什麼叫功成名就？到底功成名就的標準是什麼？你反省會發現，是這個大時代造就了你，你是比較有運氣而已，但你真的與你的地位相稱麼？舉個簡單的例子，你現在已經是國際化了，國際化未必你一定是業務做到國際上，中國已經是全球的一部分了，免不了你的思維方式、交流、也一定得是國際的，可如果你不能直接用語言去溝通，與對方互相瞭解，這個效率就是大打折扣的。李嘉誠不懂英語，人家也在全世界投資非常成功。可我的邏輯來看，就覺得這個很不爽，我就會很想改變，就要過語言關。
第二點，你到西方學習，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實際上你發現語言的能力怎麼樣是一回事，你的記憶力怎麼樣是一回事，但你真的試圖用他的語言來了解他的文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哈佛讀書期間，王石經歷很多，有趣的比如校園集體裸奔，危險的比如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而現在回憶起來，他似乎對另一件事兒更津津樂道——“佔領華爾街”。
整個運動到最後發現，美國是講民主，但是他公權就是公權，講民主絕對不是你看着的自由，最後官方怎麼來清除華爾街1%佔領行動？我只要到紐約都到那兒去看看，因為我對這個感興趣。最後以公共衞生為由，一夜之間全清光，清光了怎麼辦？
清光之後我又去了，還是那個三角地，當然還是公共的，你不能説一封閉誰都不準去，他不是就禁止了，他用臨時的圍柵欄，圍的跟迷宮似的，你想進去很不好進去。拐來拐去，像個八卦圖，但是沒有不讓你進。
你帶標語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帶帳篷、睡袋和擴音器。此外，不準商業運營，商業運營什麼？很多人得吃喝，吃喝還不準送，比如説志願送，你不能一罐可樂一罐可樂的送吧，你總是一箱一箱送，成箱送不行，這有商業經營嫌疑。
我就發現西方，中國且學呢，不但學習怎麼民主，還得學習怎麼對待民主。
在美國學習期間，王石同學與各種老師聊各種話題，其中一類，是社會和政治類，比如他會到與哈佛大學隔河相望的肯尼迪政府學院，與研究中國問題的託尼·賽奇教授聊天，“談得很投機”，談文革，談改革和“摸着石頭過河”。
中國工商界的企業家沒法迴避的一個話題，就是在這個社會中，你這個階層扮演的是什麼角色。柳傳志前段兒在那兒説在商言商，引起了大家以及媒體議論和反彈。
應該説在商言商是我曾經的口頭禪，中國1949年之後基本就是泛政治化，什麼東西都要和政治掛上鈎，工農兵學商，政治是第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登峯造極，全部談政治。
甚至到現在，很多人習慣性的一談，就是下一步怎麼辦，現在政府怎麼樣，政策怎麼樣，為什麼我們非得關心他們呢？他們的決策對我們產生影響，那我們自己怎麼想法，我們自己怎麼做法？這是我在商言商的本意。到了今天我無改變。
但是我現在不太再用“在商言商”這句話了，不是説我回避什麼，我認為在商言商絕不意味着在商不參政，在商不關心政治，兩回事。
比如説咱們再看看這個政協、人大的構成，有多少商人在裏面，那不是參政麼，那不是議政麼。你本身是個政協委員，你説我在商言商，那不對了，是吧。
真正在商言商，我王石算一個，因為我沒有參加政協會，沒有參加人大。
現在有些人，他一定要和政治有某種聯繫，在他看來這首先是種榮譽，其次是個保護。榮譽可以理解，但你為什麼要尋求保護呢？我們應該獨立我們卻不獨立，已經缺少工商階層的獨立人格了。這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面對未來我們需要智慧，代表工商界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更多聯合提案(議案)，開始關注自身的保護利益，比如醖釀的這個提案——現在沒法來説把這個非法集資罪取消，但是能不能把死刑取消？
中國再往下走當然政治要改革，政治上要適應這樣一個潮流：既要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又要面對現在全球的一個西方文化、一個東方文化，各種各樣的文化怎麼融合的問題。對我們自身呢，我們是什麼？在這樣的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要不要反省我們自己？
(七)
2014年，萬科30週年。王石從劍橋大學回國，幾乎連軸轉的參與各種活動，3月31日，在參加清華大學舉辦的“致敬1984：征程與夢想”論壇上，王石與柳傳志等老友相聚一堂。當着幾千觀眾的面，70歲的柳傳志和63歲的王石比試下腰，柳傳志笑着説：“我相信我柔韌性不比他(王石)差。”引得眾人一片笑聲。
而王石的偶像，86歲的褚時健，也通過視頻，與他們隔空對話。王石十分感慨，不禁回憶起那次與褚時健的哀牢山之會。當時褚時健還在栽苗，和王石暢談5年後的情景，王石望着眼前這個黑瘦的老人，很尊敬，但仍然心裏犯嘀咕：“5年之後你就80歲了……”
當時王石站在哀牢山上，暗自琢磨：“70歲我在哪？75歲在哪？”
他曾經對自己有一個規劃：“75歲是在一個島上，有一棟房子，孤零零的。旁邊有一架直升飛機，這個是對退休生活一個不詳細的規劃，就是一個想象，一想到就是覺得與眾不同。”但當他遇見哀牢山帶着鄉親們種橙子的褚時健，立即感到自己的差距：“他在造福於這個村。”
王石曾讓人帶着攝像機，去雲南哀牢山，找他的商業偶像褚時健做個訪談，視頻裏，褚時健站在山坡上，風吹動白髮，他緩緩地説：“做企業，靠拉關係，整不成。”
王石在最近一次與柳傳志的對談中説，他將會去以色列學習，包括西方文化和農業育種技術，以色列就是工程師、園藝師、律師在搞農業，那樣一個巴掌大的地方成為歐洲的後花園，種蔬菜，種花卉，“70歲如果我還活着，就到戈壁上面辦農場，中國27%土地是戈壁沙漠，300萬平方公里啊。我相信中國的前景會非常好的。這個是對褚老先生的致敬。”
現在我歸結有兩點，一方面是中年的延長，你可以到60歲70歲還很健康。但是不要説你老年了，因為老年的概念就是個消費，從傳統的社會結構來講，你沒有貢獻消費就是個負擔，從生理上來講你已經是多餘的了，你對社會的資源是消耗的。
為什麼我60多歲重新在學習，我就要證明是可以的。很多人見我，問哈佛有老年大學麼？扯。哈佛有中文班麼？扯。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認為？顯然這個觀念要改變。我也在用自己的行為告訴你們，60歲學習新的東西是來得及的，因為你學這個東西掌握這個工具對社會就還有意義，有貢獻。
另一方面你要給年輕人機會，創造一個新的平台去給社會做貢獻。這是我對死亡、對社會進入老年化的一種解讀，談的更積極一點就是推動這個社會。
2008年9月16日，王石跟隨一支登山隊，抵達大本營。進山後幾天，王石和當年那支北大山鷹社希夏邦馬峯登山隊的隊長劉炎林一起，為6年前的遇難好友，建了一個紀念碑。
王石站在碑前，想到了生死。
顯然你去登山了，你就直面死亡，沒法迴避，那種兇險的環境，雪崩，冰裂縫，滑墜，高山缺氧，都可能會讓你致命的。你會半夜頭疼欲裂，睡不着覺，你會想到死亡。
中國人的傳統，死亡是陰陽兩相隔。你在追悼會上就感受到那個氛圍，那個哀樂，是多麼悲哀，給你傳遞的信息就是，這死是太可怕了，這死是太痛苦了，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西方的葬禮，就不一樣，我記得美國WWF的發起人(美國的第二任環保部部長，是尼克松時代的)的追思會上，他的一個老戰友，回憶起他們給尼克松的報告是怎麼來講這個環保法，尼克松把他們叫去了，看了報告，(一拍桌子)，就説這是他媽哪個狗崽子寫的東西，寫成這個樣子!然後那個人説，我就是你説的那個狗崽子。
你想想，這是在葬禮上，大家鬨堂大笑了，特別的幽默。
我認為從生到死，包括人的年老，包括疾病，那都是一個過程，對生命來講，你如果沒有其中的某個過程，你就缺少了一份體驗。你都應該去面對。
需要墓碑嗎？骨灰灑大海里面就可以了。我姊妹，還有父母，我們在一起。生命是什麼？這個可能就是無字碑，對我來講就是這樣的。
萬科博物館9月23日就開張了，我們博物館有一個特色，可以透露一點：沒有王石一個單獨頭像。
(本文相關素材基於本刊記者對王石先生的隨訪、專訪以及論壇錄音，部分內容取自王石自傳《道路與夢想》和《大道當然》。實習生劉晉榮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