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樓市一降價消費者就鬧事 政府袖手旁觀
王石説，近年在美國遊學時，他曾擔心自己會熬出抑鬱症，但他也想通了很多事，例如萬科要少用能人，例如在中國如何“不行賄”把生意做下去。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劉硯青 |北京報道
17歲參軍、33歲創業、40歲公司上市、47歲飛滑翔傘、52歲登頂珠峯、54歲徒步北極、60歲海外遊學。王石説，如果自己可以活到70歲，就去戈壁灘辦農場。因為“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活得精彩”。
雖然他自稱是個張牙舞爪的人，但即便是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他卻仍能處之淡然。“創業那些年，壓力非常大，但是睡眠一直很好，越是困難時期，睡眠越好。”然而初到哈佛遊學的那段時間，王石每天都會熬夜寫作業、看筆記，而且經常一熬就熬到4點。“即便強迫自己躺在牀上休息，卻無論怎麼都睡不着。”
王石説，他甚至曾經擔心自己會熬出抑鬱症。
“第一學期感到腦袋累，擔心自己神經衰弱，但置身學習環境中，發現封存的思維竟重新開動了，就好像給生鏽的機器灌了潤滑油，激發出新的活力。”王石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園接受《中國經濟週刊》專訪時説，從2011年開始的遊學經歷，為他帶來了一個旁觀自己、旁觀中國企業、旁觀中國商業文化的新維度。
萬科要少用能人
今年3月，王石推出他的新書《大道當然》，記錄這種新的思考維度，很多年輕人追捧此書。王石在書中説，辭去總經理最初那段時間，他嚐到了各種失落感。“那種感覺就好像前一天還意氣風發、指點江山，第二天就讓你拄根枴棍去公園散步。”王石説，剛卸任那幾天，出於這種失落，他會在新任總經理彙報工作時，總忍不住插話、打斷、干預，不知不覺扮演起“垂簾聽政”的角色。
“到第三個星期，總經理再彙報時，我發現他眼裏不再放光，看樣子是想：‘與其來做彙報，還不如直接聽指示。’……他很快已經沒有最初的那種衝勁了……”王石在書中寫道，“我的問題到底出在什麼地方？……既然是自願交權，為什麼還不放心？因為覺得他們會犯錯。”
自認從創業至今一直在犯錯的王石很清楚，犯錯是成長的必經之路。為了讓新的接班人親自經歷、進步成長，他必須徹底放手。於是，為了疏遠自己和管理層的距離，王石決定離開公司登山探險。用他自己的話説就是“去大自然創新空間來釋放、折騰、證明自己”。
不過，王石雖然離開了公司，卻堅持着“少用能人”的用人原則。
“雖然我自己是個能人，但我認為辦企業應該少用能人。”王石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園接受《中國經濟週刊》專訪時笑着解釋，“什麼叫能人，就是能人所不能之人。企業在急速發展的過程中，肯定急需能人，但是往往破壞企業各項規章制度的，也恰好就是這個能人。”
“這種人作為發明家是好樣的，作為創業家也會是好樣的，但作為企業的管理者卻不合適，因為能人喜歡打破常規，不喜歡遵守規章制度。”王石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作為萬科的掌門人，他也曾經用過能人，但幾十年來的經驗告訴她，能人帶給企業的殺傷力往往大於貢獻。
“個人創業往往要充分張揚個性才有可能成功。但是作為一名職業經理人，就要服從公司的統籌安排，淡化與公司整體發展不太協調的東西。”王石説。
樓市一降價消費者就鬧事，
緣於中國同情弱者
到了哈佛以後，王石學會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自己原來所處的生活環境。“抽離出原來的環境，你會更心平氣和、更理性地看待很多事情。如果説原來更多是一種着急，現在就會發覺其實中國的改變和進步已經很大。如果説原來更多的是期待從制度上有所改變，現在則學會了從文化的角度去探索差異。”王石説。談到中西方的文化差異，王石最突出的感受在契約精神上。
“很多人都認為我們中國沒有契約精神。但實際上，我們不但有契約精神，還出現得很早。3000多年前的地契本身就是一種契約精神，但是我們的契約精神和西方契約精神從文化來講有很大的差異。”王石對《中國經濟週刊》表示。
“西方信奉在契約面前一律平等，而中國的契約精神，是基於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在他看來，中國的傳統是同情弱者，這個傳統也體現在對契約的執行上。
“雖然契約中規定了買賣雙方的價格，但它背後還會暗藏一個補償機制，這個補償機制不是説你如果不能履行我該怎麼懲罰你，而是一旦賣方有了贖還意願的時候，贖還的價值是原來的價值。為什麼樓市一降價消費者就鬧事？為什麼這時政府採取的態度基本是袖手旁觀？因為雖然按照契約精神來講，買賣已經成了，但是我們中國歷史文化傳承下來的，還有一個原則，叫做同情弱者原則。”王石説。
在王石看來，傳統社會對心理的影響很難在一兩代人的時間裏消失，尤其在被動現代化的後發國家，契約精神的發展並不與社會流動性的增加同步，因此很多人嘗試着用傳統社會的方法應付現代社會的挑戰。
“中國人做生意，講究先建立交情。一起喝酒、唱歌，成為熟人，彼此認可人品、價值觀甚至家庭出身，那就可以一起合作了。現在很多企業家疲於應酬，甚至都沒時間花在企業內部管理和戰略規劃上，就是因為需要維護的關係太多了。甚至對很多中小民營企業來説，企業能做多大，取決於企業主能維持多大的社會關係。”王石説。
“契約精神應該體現在現代社會交往的各個層面，自由個體之間自願簽訂的契約，就是一份需要每個簽署人遵守的神聖約定。這份約定是平等的，不能因為身份地位或者親疏遠近的不同而在執行中打折扣。而國家的責任，不是在個體之間尋找需要保護的弱者或親者，而是保證其能夠得到執行和遵守。”
“想不行賄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
2009年，王石曾和一些朋友發起過一項拒吃魚翅的倡議，然而一位被他拉過來簽字的企業家卻拒絕簽字，理由是：“如果將來跟部長吃飯，部長要吃魚翅，我能説我不吃嗎？我的生意還要不要做了？”
簽了字的王石，並沒有因為不吃魚翅而少做了生意。
王石曾經在“企業家”、“登山者”、“不行賄”中，為自己選擇了“不行賄”做標籤。但是這個選擇背後更多是無奈。 “不行賄是企業家的底線，如今卻成了難得甚至有點不可企及的道德準則。這個社會缺乏誠信，缺乏對基本底線的堅持。不行賄很容易，但想不行賄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不行賄的萬科不僅做成了房地產生意，還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開發商。箇中辛酸，不足為道。”王石説。
談起他崇尚的企業家精神，以及自己最佩服的企業家，王石頭一個想到的是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褚時健。
1999年，71歲的褚時健因貪污罪被判入獄，2002年因嚴重的糖尿病保外就醫後，這位曾經的中國煙草大王在雲南哀牢山承包了2000畝山地種植冰糖橙，10年後成為一代橙王。
“我在2002年專門去哀牢山看過他，問他有沒有遺憾，沒想到老先生只淡淡説了一句‘改革總是要付出代價，犧牲一些人在所難免’。就繼續介紹他的2000畝荒山。”王石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他戴着草帽，穿着圓領衫，腰桿筆直，皮膚黝黑，談笑風生那一年他應該是74歲，可無論怎麼看，他都不像是一個經歷過那麼大人生挫折的老人。”
“我曾經設想退休後要躲到一個島上遠離繁華，卻沒想到這位遭了劫難、承包了2000畝荒山的老人，大談五六年之後果苗掛藤的情況。如果我在他這樣的年紀，有他這樣的經歷，能表現得像他這樣自信堅強豁達嗎？”王石説，十餘年前，他和老人不到一個小時的相處，對於他的後半生具有着重要的啓發。
“我堅信市場的力量”
*《中國經濟週刊》：*您如何看待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身份地位及彼此關係？
*王石：*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國家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甚至連農村的小作坊、小油坊都是集體的，那些所謂私營經濟都是看見城管就跑的，真正出現私營企業是改革開放以後。
短短30年，中國民營企業從零開始，今天以40%的社會資源完成了60%的國內生產總值，承擔着80%的就業。民營企業在創造價值、解決下崗工人再就業問題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們目前確實有很多行業沒有向民營企業開放。
比如在金融方面，國家就不允許房地產行業進入。比如在2008年之後既沒有房地產方面的上市公司，也沒有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擴股。現狀就是這樣，很多市場根本沒有對你開放。
應該説這裏面既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從經濟角度考慮，國家出於風險控制考慮不願意對民營企業實行放管；從政治上考慮就是不能讓民營企業更壯大，所以現在才出現“民進國退”的情況。
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混合經營，提法雖然並不是很新穎，但對於民營企業和國營企業相互關係的認定卻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實際上，民營企業和國營企業並不是兩個水火不容的矛盾對立體。混合制經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麼有效率就怎麼安排，既不再強調民營國營哪個好哪個不好，也不再強調國營是國家主導，而民營就不是。
*《中國經濟週刊》：*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柳傳志説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讓他感到，民營企業最好的時候來了。您又如何看待民營企業的未來？
*王石：*我堅信市場的力量，我相信民營企業從原來的全部國有全部集體一路走到現在，未來一定會佔有更大的比重，因為這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邏輯。
有人説，過去這幾年實際上是“國進民退”。儘管我剛剛説萬科6年來沒擴過一次股，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到萬科的發展。我們不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還在這種“國進民退”的狀況下發展得非常好。反過來，如果再來一次“民進國退”你會怎樣，你準備好了嗎？
我想無論是個人也好、企業也罷，大家都是一樣的，他出問題的時候往往不是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卻通常是在他最順利的時候。
在資源上受限的時候，你可以順利發展；如果資源不再限制你了，你準備好了嗎？你如果沒有準備好，無限的發展空間絕對是一個災難。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提供的，而不是給沒準備好的人提供的。對於那些沒有準備好的人，踏上這個快車那註定是個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