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網絡詐騙爆炸式增長 危害遠甚傳銷
目前對電信網絡詐騙的認識還沒有上升到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經濟安全的高度。在缺乏綜合治理體系的情況下,僅靠公安一家“以打為主”,很難從源頭上“撼動”犯罪團伙生存的根基
自5月17日起,江蘇省公安廳聯合省委宣傳部、省綜治辦、教育廳、通信管理局、銀監局,在全省範圍內組織開展防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中宣傳月活動,一大批公安機關破獲的“典型案例”被江蘇地方媒體連續報道。
與此同時,關於電信網絡詐騙的一組最新數據也對外公佈:今年1至4月份接報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同比上升23.5%,佔刑事案件發案總量的10%,造成的經濟損失佔全部侵財性案件的30%,受騙數額幾十萬元甚至數百萬元的個案接連發生,給廣大人民羣眾造成了鉅額經濟損失。
江蘇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介紹,隨着手機、互聯網普及應用,各類人羣都已成為了犯罪團伙的侵害目標。由於犯罪“花樣”不斷翻新、擴散,不少接受過防範宣傳信息的人員,也照樣上當受騙。再加上目前尚缺乏綜合有效的防範、打擊手段,作案成本低、破案成本高、追贓挽損難,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呈現出比“傳銷”犯罪更明顯的頑固性、反覆性、危害性,嚴重蠶食了社會誠信底線,危害了社會經濟安全穩定。
《法制日報》記者採訪瞭解到,對於電信網絡詐騙,目前在很多環節上的防範處置手段滯後,僅靠公安機關“打擊一手”,已顯得“事倍功半”。
極端案件層出
幾乎涵蓋所有個人經濟領域
在江蘇省南京市開店的張女士,回憶起3個多月前的一天下午在家中接到的電話,仍舊心有餘悸。
“電話那頭的人説,‘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想核實一下你的身份’。”張女士説,當時她覺得這個來電號碼似乎沒什麼問題,而且對方可以準確報出她的名字、身份證號、家庭住址,甚至是遠在安徽老家的地址,這些都讓她對對方身份深信不疑。
緊接着,這位“民警”嚴肅地説,張女士的身份信息已經被人冒用。在瞭解到張女士家中沒有其他人、也未安裝固定電話後,“民警”要求她把手機電源線連接上防止斷話,並要求她打開電腦上網。在此後數小時,張女士被這位“民警”以配合調查為由“死死纏住”,在緊張恐慌中,一步一步陷入騙局。
其間,張女士在疑惑驚恐中通過電腦登錄QQ向家人朋友暗示被警方調查,家人得知後及時趕到家中,在她向某個賬户電子匯款操作的最後數分鐘,截住了這個電話,避免了數十萬元的經濟損失。
像張女士這樣在陷入騙局最後關口脱險的,可不在多數。江蘇省公安廳刑偵局負責人介紹,僅今年以來詐騙金額超過100萬元的案件就已有數起,而全省發案數相比去年同期增長23.5%,佔刑事案件發案數的10%。從“鮮有個案”到滲透至全社會,電信詐騙已經耗費了公安機關大量警力和資源,並將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成為刑事打擊的重點。
去年8月26日,南京市民魏先生收到這樣一條短信:“尊敬的客户,您的工行電子銀行卡將於次日過期,請您儘快登錄某某網站進行升級,網址為……”手機上顯示是工商銀行客服電話95588發來的短信,魏先生毫無警惕地相信了。於是,他登錄了網頁,一看和工商銀行的官方網站沒有任何差別,就隨手把自己的銀行卡卡號和密碼輸入,還根據提示輸入了手機收到的動態驗證碼。幾次折騰顯示操作有誤後,他銀行卡里的28萬元現金不翼而飛。事後他從警方處得知,工商銀行根本沒有發送過類似短信,詐騙短信是通過“偽基站”發送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偽基站’是啥東西,騙子就已利用它設騙局了。”辦案人員説,更讓普通民眾防不勝防的是,從最初的固定電話詐騙、中獎詐騙,到中行“E”令升級、冒充公檢法查案、冒充税務財務人員詐騙,乃至購車退税、計生補助、郵件包裹詐騙,五花八門的詐騙類型已擴展到20多種。這類犯罪因為有無記名手機卡、網絡VOIP電話、任意顯號軟件等“神助”,打破了犯罪空間和目標羣體的限制,迷惑性、欺騙性更強,每一個人的每一項網上網下的社會經濟交往方式,都成為了不法分子的目標。
與此同時,犯罪團伙分工也日漸精細化,在撥打電話、發佈短信、銀行轉賬提款、搭建技術平台等各個環節,上下游不同的團伙承擔着不同的角色,形成“產業鏈”式的詐騙體系,境內境外關聯互動,詐騙犯罪的能量和社會危害不斷加劇。
江蘇省公安廳在此輪宣傳活動中梳理了10種最常見詐騙形式:通過QQ盜號和強制視頻軟件錄製對方視頻影像,對親友實施詐騙;利用網絡遊戲裝備及遊戲幣交易實施詐騙;利用虛假鏈接或網頁騙取多次匯款;用假冒低劣山寨產品冒充名牌商品進行網購詐騙;冒充親友,以車禍、嫖娼、吸毒被抓實施詐騙;羣發銀行卡透支、消費短信實施詐騙;自稱“黑社會”綁架恐嚇實施電信詐騙;冒充公檢法調查犯罪活動等等。
打擊缺乏合力
公安面臨前所未有嚴峻挑戰
《法制日報》記者瞭解到,電信網絡詐騙最早出現在我國台灣地區和東南亞相關國家。隨着跨境警務協作初見成效,相關境外犯罪團伙已將主要犯罪行為實施地逐步轉移到境內。境外犯罪集團利用國內部分欠發達地區地域相對偏僻、當地羣眾法律意識不強的特點,進行有組織“犯罪模式輸送”,加之犯罪組織境內境外分工日益細化,組織架構多頭交叉且日益嚴密化,公安機關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據介紹,境內地域性團伙瘋狂作案勢頭十分猖獗,在福建安溪、海南儋州、廣西賓陽、廣東電白、湖南雙峯等地,針對江蘇的電信詐騙案件總數達到了40%。為此,江蘇省公安廳自2013年起就與上述5省公安機關建立起了“駐點”辦案工作體系,將由省公安廳刑偵、技偵、網安部門和地市公安局聯合組成的偵查工作組前移到易案發地,在當地公安機關協作下開展先期處置、線索查證、技術偵控和抓捕人員等工作,並與當地銀行、通信部門建立協作渠道,提高快速反應、應急處置能力。截至目前,5省工作組已破案742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67人。
“這些地方大多道路崎嶇、環境封閉,又都是鄉村羣體性涉案,雖然有地方公安緊密配合,但僅去年江蘇辦案人員就遭遇了至少3次集體圍攻。”江蘇省公安廳刑偵局有關人士介紹説,在一些地方辦案過程中,辦案人員甚至發現有公務執法人員涉案,巨大利益誘惑讓很多人鋌而走險。
《法制日報》記者綜合在公安各部門的採訪發現,破案難的主要原因在於,目前對電信網絡詐騙的認識還沒有上升到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經濟安全的高度。在缺乏綜合治理體系的情況下,僅靠公安一家“以打為主”,很難從源頭上“撼動”犯罪團伙生存的根基。其次,一些地方的通信、銀行等部門着眼於部門利益,與公安機關辦案協作效率不高、管理鬆懈,以致查詢凍結等手續繁瑣,貽誤戰機。此外,破案一線的專業技術人員缺乏,有些縣區公安局還不具備專業、高素質、有經驗的辦案隊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破案成本高。一個案件涉案金額數萬元,破案費用卻超過數十倍。而一些證據線索不完整的案件,還存在立案難問題。
通信銀行業
須樹立客户利益優先保障思路
一位電信業內人士透露説,現在對於通訊類工具、手機電話,國家法律法規已要求實名制,但在實際執行中依然問題很多。如用户可上網設置綁定各種通訊號碼的“一號通”,尤其是電信、聯通、移動三家通訊公司運營的400電話,發案較為集中。400電話、雲號碼等新概念通訊手段,是通訊業運營商增加營銷收入的一個重要途徑,直接在網上即可辦理,而不必要經過面對面核實身份信息。在“效率和效益”面前,安全問題在不經意間“退居次位”。
“詐騙得手的另一個重要工具——儲蓄卡,依然存在管理真空問題,尤其是小規模的地方商業銀行為了爭奪客户資源,不惜採取不正當競爭甚至是違法的方式辦卡。一些銀行對批量持身份證辦卡的人審查不嚴,極有可能為不法分子所利用。”有銀行界人士向記者透露説,用假冒的軍官證、護照等辦銀行卡,目前櫃枱人員幾乎難以識別。而網絡認證機制對應的是手機卡實名制,一旦手機卡存在問題,就無法杜絕網銀系統被利用。
“包括支付寶、財富通等電子商務而產生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目前在江蘇已至少有16家。”刑偵民警分析説,從幾年來辦案經驗分析,銀行資金在體內的流向監控本身不存在問題,但如果犯罪分子通過第三方支付平台轉移鉅額資金,或直接通過網絡遊戲點卡大量購買後折價賣出,就可瞬間成功“洗錢”,辦案人員甚至追查不到資金去向。這其中也暴露出多重法律問題。
記者採訪金融界相關人士瞭解到,對於高犯罪風險的集中批量匯款業務,目前尚無審查和延時匯款措施,受害人即使在第一時間報警,也難以及時阻斷犯罪分子轉匯詐騙資金。
“彌補上述漏洞,需要通信、銀行高層真正樹立起客户利益優先保障的思路,拾遺補缺。惟有如此,方能有力支撐公安機關辦案,徹底摧毀電信網絡詐騙猖獗發案的根基。”江蘇省公安廳網安總隊負責人認為。
網民響應
提供“金點子”切中問題要害
據瞭解,江蘇省公安廳通過網絡開展防範電信網絡詐騙“金點子”徵集活動,得到全國各地網民的熱烈響應。網民們提供的很多建議切中了問題的要害。
來自安徽省合肥市的洪先生建議,可由政府聯合智能手機軟件開發企業開發防詐騙的APP軟件,並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推廣;還可在社區建立“老年防騙課堂”集中學習防詐騙知識,並建立防騙諮詢熱線,加強防騙宣傳。
南京市民金先生則認為,“來電顯示不正確”導致羣眾上當的比例較高。羣眾如果僅僅通過114核實,而不是反向撥打電話核實,就很容易被通過改號軟件發送的“真實”政府機關號碼所騙。因此,金先生建議對“改號軟件”問題依法規範。
一位化名“成熟質感”的網民則建議,鼓勵電商推行客服號碼認證,移動電信運營商(包括虛擬移動運營商)在來電提醒時加認證服務(由消費者自由選擇,建議費用由電商和移動共同分擔),同時可以嘗試及時聊天軟件發送賬户等敏感信息時增加手機掃描認證程序。
“不論詐騙模式如何變化,不法分子都需要通過互聯網這個載體,必須藉助網絡運營商、網站、服務器租賃公司等中間服務,最終達到詐騙目的,而目前銀行業對可疑詐騙資金流動監管力度與犯罪高發、頻發的現狀極不適應。”來自福建漳州的陳先生建議,公安機關應監管住為網絡提供服務的單位和個人,採取技術手段發現、攔截、刪除詐騙信息;通訊銀行業則應對“專業銀行卡辦理人”“專業電話卡辦理人”“專業網站製作人”等類似高風險運營方式進行檢討,制定違法處罰條款,從根本上遏制網絡詐騙犯罪生存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