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標準引領下TPP不擴容 我國面臨外貿戰略抉擇
TPP不擴容 中國面臨外貿戰略抉擇
在國際貿易重構的過程中，中國已走到了如何避免“被邊緣化”的岔路口
郭麗琴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十多年的井噴式發展後，中國開始與這個組織一起，感受到了國際貿易制度重構過程中的“被邊緣化”壓力。
亞太地區，在“美式高標準”的引領下，覆蓋了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最近似乎已經進入攻堅階段；而中國參與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還遠遠未到實質性談判階段。
WTO日內瓦總部，中國也能越發明顯感受到近年不斷興起的“美式標準”引領的多邊貿易協定(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的衝擊。包括中國已經參與的ITA(信息技術協定)、有意向參與的TISA(服務貿易協定)在內的一系列談判，都在挑戰着中國現有制度的底線。
許多國際學者傾向認為，中國的崛起，伴隨着美國的衰落，過程中的摩擦將不可避免。但從世界經濟的整體形勢來看，“美式標準”的區域倡議興起背後，也有着WTO自身改革緩慢、18年來難以達成有效協議，各國從而順勢而為的因素。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專訪了TPP、RCEP的積極參與國加拿大、新西蘭等國貿易部長後發現，不管中國是否有意願加入“美式標準”的TPP，這些已有的成員都已決定不再擴容，希望協定規則達成之後，再考慮中國等其他國家的加入請求。
過去，中國曾運用加入WTO這樣的開放措施倒逼國內改革。現在，除了在多邊領域的努力之外，中國如何統一國內對於開放的不同認識，進一步改革攻堅，從而在新時期的國際規則制定中佔有主動地位，並獲得發展機遇，已經成為必須做出的戰略抉擇。
TPP現在不會接納中國
從美國引領TPP開始，中國國內的爭議就沒有停止。
一部分專家主張，應該立即加入談判，並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另一部分專家則認為，這些規則直指中國經濟的深層制度問題，難以快速加入。擔心包括零關税、國企改革、勞工權益、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等在內，每一項都直指中國的敏感點。
但是數位瞭解談判進展的兩派協調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種爭論在某種程度上並無實質意義，因為美國不會在這個階段接納中國。
接受本報專訪的TPP貿易部長們也婉轉地表達了這一觀點。
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部長埃德·法斯特(Ed Fast)對本報記者説，他們非常清楚，他們期待TPP未來成長，很多人可以加入。但目前，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儘快達成一致，完成談判。然後形成非常清晰的模板，以便其他成員可以加入。
新西蘭貿易部長蒂姆·格羅澤(Tim Groser)的表述則是，沒有任何成員希望，不論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還是像湯加這樣的小國，在近期加入TPP談判。因為現有12個成員正在努力，不管成功還是失敗，都希望先達成一致，再談其他國家加入的可能。
區域貿易倡議之於大國，除了經濟利益，更大程度在於政治戰略考量，深層次的戰略互信是最基本的前提。從這個角度來説，中美要在談判桌前進行締結自貿區這種親密級別的互動，還不太現實。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説，TPP自身能否達成一致也是前途未卜。從最開始雄心勃勃地宣稱去年末達成一致，到去年末宣稱今年年中達成一致，再到如今連接受記者採訪的被日內瓦談判精英圈廣泛認可的蒂姆·格羅澤也難以給出哪怕最模糊的時間預期。
這種顧慮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協議涉及的最大經濟體量的美日兩國能否實現談判突破，才是推進TPP的關鍵點。然而農產品與汽車分別涉及雙方多年難破的核心利益，達成協議恐怕相當困難。
從最近兩輪的密集談判來看，不論在新加坡還是在華盛頓，核心分歧仍然難以解決。當地時間5月31日，TPP會議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本次會談的焦點主要圍繞牛肉和豬肉的關税問題，美方希望在肉類進口量驟增時，能夠將關税提升至原來的水平，但針對“日美安保條約”中的條件調整雙方均不讓步，所以決定將在東京再次展開談判。
可以想象，另一個核心問題，即美國汽車領域的市場開放，也將面臨嚴峻挑戰。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本報記者評論説，一方面，生產豬牛肉的農民是安倍競選的重要票倉；另一方面，美國的中期選舉又將臨近，貿易談判代表可以被授權的談判空間也有限。因此，選舉結束前，幾乎一定是達不成協定的。
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雖然全面達成協定的時間表目前尚不可知，但是至少達成階段性成果還是完全可能的。目前，TPP的談判磋商正在以每個月更新的速度快速進行着。從確定美日加(拿大)核心分歧，縮減到美日分歧，現在分歧又在尋求突破中，從日本不同意農產品關税減讓，聚焦到“日美安保條約”的保護措施。
不論何種高標準最終達成，中國被阻隔在這樣高標準的大市場之外，受到的負面影響將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説，過了這個政治敏感階段，一旦TPP得以達成，中國再想加入已經達成的高標準談判中，其難度將堪比“二次入世”。
中國仍應有所作為
在一攬子協定達成之後，除了在日內瓦密集地組織重啓多哈回合談判，巴西籍WTO總幹事阿澤維多重新開始了長達數月的全球領袖“多哈政治意願拉票”之旅。
5月的行程定在了全球經濟最為活躍的東亞，雖然他走訪的中日韓三國高層都給予了積極的反饋，但他必須面對的尷尬是，大國的主要談判重點已經放在了自貿領域。
而對一直堅持力挺多邊，雙邊區域協定進展緩慢的中國，翻開世界地圖，也會發現，涉及其他國家的區域自貿協定，已經從點狀蔓延成網狀。
中國目前已簽署12個自貿協定，在談的有6個。但是，中國的自貿區發展水平依然較低，在相互投資、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承諾不多。如果不包括港澳台地區，中國與自貿夥伴的貿易額佔外貿總額的比重僅為12%，遠遠低於美國的40%、歐盟的28%、韓國的35%、墨西哥的81%。
據WTO統計，目前全球向WTO通報並實施的自貿區已經達到247個，其中相當數量的自貿區都是近年完成的。全球一半以上的貿易已經在各個區域貿易安排、自貿區當中來進行，並且正在以更快的速度進一步發展。
大多數自貿協定，首先開始於對外貿易依賴程度較高、人口較少的小國，建成高標準、統一的大市場有助於穩定國內經濟。以同在東亞的韓國為例，自1998年金融危機之後，韓國在各個領域都做到了較大程度的開放，與世界上大多數重要經濟體都簽署了自貿協定。其中和美國建立的美韓自貿協定，標準已經不低於TPP。
隨着美國的逐步參與並推動，這些自貿區開始有了世界性的意義。這其中，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TPP最為重視，推進力度最大。
而在全球所有正在形成的雙邊及區域自貿協定中，也正因為有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中國、日本、歐盟的參與，並承諾與極度依賴海外市場的小國同樣程度的開放水平，TPP、RCEP，以及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才會顯得如此的有世界級影響力。
當前的自貿區已經不侷限於傳統的服務貿易、投資等傳統的議題，而是拓展到知識產權、金融政策、政府採購、環境、勞工、國有企業等21世紀議程。關注的重點，傳統的貿易談判是談邊境措施、關税、非關税、開放、市場準入，現在的談判重點是協調各國邊境內的法規和標準、措施。
具體到亞太地區，過去20年，東亞國家共簽署了63個自貿協定，佔全球的1/3。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最近10年完成的。
從某種程度上説，“美式標準”的介入也是順應這種潮流的作為。進一步説，這些標準，有相當部分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於改革方向的認定頗為契合，但中國的自貿協定談判節奏卻未必與之全然合拍。
新任中國駐WTO代表俞建華在去年中旬則分析認為，當前以WTO為代表的全球貿易規則，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落後於國際經貿格局的新變化，也落後於相關國家利益的訴求，同各個國家之間更加緊密的經貿聯繫的現實也出現一定程度的脱節。
近10年來，一方面各國產業結構和競爭力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另一方面隨着全球價值鏈不斷深入發展，各國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然而，多邊貿易規則還停留在1994年達成的烏拉圭貿易協議，它的深度和廣度都無法滿足當前各國產業發展和彼此間更加密切的經貿聯繫的需要。各國迫切希望通過自貿區進一步加強市場的整合，並就新的合作重點領域制定出新的規則。
對於中國來説，雖然不可能與美國締結完全親密的自貿協定，卻可以在推進國內改革的基礎上，逐步對接投資、服務貿易等領域的“美式標準”，做到漸進式突破。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開放宣言，讓海內外都看到了積極的信號。對外，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已經開啓以“負面清單”和“准入前國民待遇”為基礎的實質性談判。在APEC提出的進行FTAAP(亞太自貿協定)的可行性研究也得到全面支持，並形成青島宣言，確立時間表；對內，上海自貿區也在進行各種制度性的探索與嘗試。
對於中國來説，統一落實這種認識的步驟顯得至關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上海自貿區的進展便是統一認識的方式，以及實施實質性改革的信號。在區內如何協調涉及到的多部委政策，儘快形成明確可複製的改革措施，將“負面清單”等改革實際落地，將是給予外界信心的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