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保安稱打完子彈就投降 中方：踩着我的屍體
引言
對於中資企業遭遇的海外安全風險，中國人已經深有所感——商船被劫持，營地被襲擊，員工遭綁架。對於任何一個走向全球化的國家而言，其企業和公民在海外拓展的過程中所面對的一切，中國公司和中國人正在或將會經歷、應對。
中資企業如何面對海外安全風險？報警、找中國駐外使領館求助、呼籲國家有關部門出面解決……這一連串舉措，大多從安全事件發生那一刻才開始。
也有企業着眼長遠，比如通過捐贈或社會服務，與住在國當地民眾建立和諧關係。
“中資企業比較多的是通過政府捐建學校、醫院。而如果在營地周邊與宗教領袖、部落酋長建立互動互信，幫助建設宗教設施，或者在宗教組織的協調下，修醫院、學校，恐怕效果更好。”華信中安保安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殷衞宏説。
事實上，很難強求一家在海外發展的建築企業自己建立專業的安保體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公共外交小組召集人韓方明的説法比較直率：缺乏專業人才。
一個例子是如何進行安全評估：到底是企業負責人去非洲走一圈，和在那裏打拼的同胞聊聊天，還是通過標準的評級制度，確定自己在某一地區的投資風險和安保代價？
另一些中國企業在境外也遭遇了內外勾結的襲擊——當地安保公司的僱員有時充任犯罪集團的線人，暗中通報中資企業提款的時間和流程。
但是，儘管風險環伺，面對服務更好而價格更貴的西方背景安保企業，大多數在海外耕耘的中資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寧可選擇繼續“裸奔”。
這當然也是一個應該進行自由競爭的市場，但在某些時候、某些地點，中資企業確實需要自己信任的安保人員。
“國企國護”在有些時候也是一個國家安全命題。比如航行在印度洋上的中國超級油輪、在非洲建設經援項目的大型國企，乃至為當地政府提供特殊產品的企業，其安全問題無不牽涉重大。
中國企業篳路藍縷，開荒深耕，在“走出去”二三十年之後，為他們提供多維服務的企業如何“走出去”，已經成為關係中國參與全球經濟事務的重要因素。
這也許是一種比向非洲出售高鐵、支線客機更為複雜的“走出去”。比如武裝安保行業，用韓方明的話説，具有天生障礙：中國人在國內極其缺乏使用武器訓練的機會，還有簽證的限制，都在妨礙這個行業走出國門。
一些人已經在嘗試——或是把自己的員工佈局到印度洋沿岸，建立基地，或是通過收購來吸收有經驗的外國從業者。
配合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拓展步伐，現在已到了用更復雜的思維來考慮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時候。安保，不過是其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之一。
專業化的安保諮詢和體系提供，必須成為中國海外企業的一項購買服務
因為殷衞宏的企業，2013年，在東非海岸、阿拉伯海至斯里蘭卡之間航行的中國商船，減少了超過1400萬美元開支。
這個數字，差不多是中國海運企業在這個海域安保費用的一半。
這位華信中安保安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信中安”)董事長，曾經的陸軍第38集團軍普通一兵，如今麾下有8000多名員工。
其中210人進入其海外安保業務——他們大多是退役軍人，來自番號隱秘的陸軍戰區級特戰部隊、武警“雪豹”特種部隊、海軍陸戰隊以及其他中國軍隊的精鋭部分。
殷衞宏習慣於在部隊時那樣，稱他們為“戰士們”。只不過，這些年輕人如今是這家民營企業的僱員，為海外的中國企業提供武裝護衞。
從2011年進入這一領域以來，殷衞宏的業務快速成長，他的成功之道在於這個市場的特殊性。
離開平穩的國內環境，中國企業在非洲、南美等地開荒深耕，他們漸漸發現，從使領館和當地政府哪裏，很難獲得與國內量級相當的公共安全服務。
這個由種種因素造成的市場空白，用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韓方明的話説，需要由非政府機構提供的安全服務來填補：借鑑其他國家的成熟經驗，比如允許中國安保公司走出國門，承擔更多安全防範任務，為高風險地區的駐外機構和企業提供武裝安全保障。
這位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公共外交小組召集人還認為，應該鼓勵中國非政府機構、民間智庫走出國門參與安全防範、預警、評估和培訓。
而對於這種服務於中資企業“走出去”的特殊“走出去”， 韓方明説，“還需要國家相關職能部門給予足夠的重視，使該行業規範化，並從根本上給予支持。”
老船長的憤怒
在北京西南四環外“華信中安”總部四樓的海外事業部調度中心，大屏幕上的抽象圖標，代表幾十艘正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商船。
它們中既有散貨輪、集裝箱船，也有滿載原油的超級油輪，絕大多數都屬於中國企業。
在2011年進入海外安保領域之前，“華信中安”已經在全國各地僱有4800多名員工。除了國防科工委、四大行總部這類國內重點保衞單位，殷衞宏還有很多世界500強客户。
按照他的説法，這家由他和“16個小武警”開始的企業，還會繼續走規模化擴展的道路。
但2010年，他偶然遇到一位老船長。船長説，某次問自己船上僱傭的外國安保人員總共攜帶了多少子彈，對方回答100多發。
船長問，如果打完了怎麼辦。對方回答，那就投降。
船長對殷衞宏説，自己的船下是拿着武器準備搶劫的海盜，船上是收了高額安保費用、拿着武器卻可能輕易投降的外國保安。
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二三十年間，“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屢屢遭遇不同類別的安全威脅，但最終像一根錐子刺破口袋的，還是印度洋上的海盜危機。
2009年，索馬里海盜成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年度人物，也發生了中國籍輪船在也門被劫持的事件。
當時由交通運輸部、海軍、總參謀部等相關單位擬定的應對體系中，曾經設計了一個可能被稱為“交通運輸部海上護衞中心”的機構，希望在軍、警、內衞之外，建立不會對其他國家構成敏感刺激的第四種力量，為中國船隻提供安全服務。
保安公司看起來是最適宜承擔這個責任的機構。然而，根據《保安服務管理條例》，“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設立保安服務公司，不得參與或者變相參與保安服務公司的經營活動。”
種種因素之下，國家層面最主要的舉措，是派出海軍護航艦隊。
而對於大多數船隻、包括中國船運企業來説，聘請武裝護衞人員是更為實用的選擇。
在這次國際安保行業發展的契機中，英國安保企業佔盡先機。“從2010年到2011年，兩家大的英國公司迅速佔領了印度洋武裝護衞商船的合同。”殷衞宏説。
一般情況下，印度洋的武裝護衞自斯里蘭卡附近海域開始，用大約十天時間抵達曼德海峽或吉布提附近的終點。
一個持有武器的護衞小組通常有4個人，共需支付六七萬美元。後來需要安保服務的船隻太多，外國公司經常減量為兩人一組，但報酬不變。
南京遠盛船務總經理江保泉告訴《瞭望東方週刊》，英國、美國的安保公司在2009年後都曾主動聯繫過他們，“要價很貴，這些年航運又不景氣，而且我們對外國安保公司不瞭解，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風險。”
這家海運企業運營十幾條船，固定從中國經印度洋、紅海最終抵達地中海。雖然海盜威脅現實而緊迫，但他們還是遲遲未敢聘請外國安保公司護航。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原校長孫中國説，目前中國海外企業對國內公司提供的海外安保服務需求缺口非常巨大。因為這些企業主要分佈在形勢不穩定的欠發達地區，而且對僱傭外國安保公司並不感冒。
“儘管我們有800多家保安公司，年產值100多億元，海外業務發展卻嚴重滯後。”孫中國説。
身為武警少將的孫中國在退出現役後，為一家從事海外安保業務的公司擔任總教官和顧問。
今天，國內真正開展海外安保業務的民營企業，還是隻有三四個成員的小圈子。
“兵變”
全世界所有著名的安保公司，都把本國退伍軍警人員作為最優質的人力資源，殷衞宏也不例外。
在決定進軍海外安保行業之後，殷衞宏首先利用之前與部隊建立的招聘網絡，吸引最好的退伍戰士加盟。
到2010年12月“退伍季”時，58名剛剛脱下制服的軍人被“華信中安”吸引，走進訓練營。根據殷衞宏的要求，所有人都要持有部隊領導的推薦信，以證明他們的能力和品格。
其中有6名少校，還有好幾名五級士官——一名士兵若想達到這個級別，需要在軍隊服役18年，而且由正軍級以上單位批准。
這個情景就像軍旅電視劇《士兵突擊》中的情節：經過層層選拔的精英們到老A部隊報到，結果發現每個人都是“精鋭中的精鋭”。
開營第三天，就發生了被殷衞宏稱為“兵變”的事情：20多個人要集體離開。
優秀的退役軍人們之所以想獲得“華信中安”這份工作，重要原因之一是後者可以提供每月2萬元以上的收入。
“絕大多數人想，不就是來幹個保安嗎？我在部隊是骨幹，三等功都得過好幾次。”殷衞宏回憶起這次經歷時説，大多數人急於儘快進入崗位，因為3個月培訓期間是沒有2萬元月薪的。
“另外一些人的想法是，説工資那麼高，但又這麼折騰，是不是騙人的。”“華信中安”海外事業部調度總監梁斌告訴本刊記者。
他説，對於培訓，他們自有考慮：一名優秀的軍人，不一定天然就是一個出色的武裝安保人員。
“軍人是以攻擊性為主，但安保人員突出防禦性，思想、心態、專業都需要轉變。應該説，經過部隊鍛鍊後，他們擁有了部隊的紀律性和素質，但還需要專業性的培養。”殷衞宏説，具體講，安保人員不是執法者，不是“為了去幹一仗，消滅幾個小海盜，而是用信念、智慧和技術保衞客户”。
比如，槍支在部隊都有專門的槍械員負責維護，在海船上則需要安保人員自己解決出現的問題。
即使持有武器，安保人員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會處於火力弱勢，“海盜都是30發一個梭子，兩個捆在一起，每人4個梭子，單兵就有120發子彈，還有40火箭筒。”殷衞宏説。
與部隊訓練不同，安保人員還必須重點培養空手奪槍的技能。
甚至，大多數前特種部隊成員更習慣於從直升機機降到大型船隻的甲板上，但安保人員顯然不可能這麼威風，“不管白天黑夜，狂風大浪，還是暴雨滂沱，都得爬軟梯上船。”
至於印度洋沿岸20多個國家的風俗、宗教、習慣等等，在全部23門培訓課程中，已經是專業性相對較弱的科目。
退伍軍人們着急上崗，要求提前結束集訓。雙方几次拉鋸、談話，培訓中人員不斷流失和淘汰，最終第一期只有18人完成了全部集訓，其中包括一名少校。
從此之後，“華信中安”的海上護衞特勤大隊新入職員工，在集訓前都要先派到基層保安崗位鍛鍊，去體驗基層保安的辛苦，“接接地氣”。
梁斌説，如今這種集訓已經進行了7批次。
在韓方明看來，人員問題是中國安保企業走向海外的主要挑戰之一。
“中國安保企業與國外企業相比，最大的劣勢有三點：第一護照不便利，無法做到全球迅速派遣；第二，中國有戰爭經驗的退役軍人極少，更沒有英語優勢，這是我國安保從業人員最大的缺陷。”他説，“第三，美國持槍合法，所以很多人有豐富的武器訓練機會和技能，在中國這是不大可能的。”
老一輩的遺產
為了讓他的“戰士們”更加職業化，殷衞宏使盡了渾身解數。
他曾經尋遍中國所有保險公司，發現當時沒有一家能提供“戰爭險”、“海盜險”和與機動車無關的“第三者人身傷害險”。
他通過關係聯繫了一家大型國有保險公司的天津分公司，由後者將這些險種報到總部，又報到保監會，才獲批中國第一份此類險種，但不含人身意外險。
即使如此，殷衞宏還是不滿意：在死亡的情況下，英國安保公司的人員可以獲得25萬美元賠償，他的員工則沒有賠償。
他找到提供這種保險的英國公司，對方説每年每份保險保費3萬多美元，“我們一打聽，他們給英國安保公司的報價才5000多美元。”
最後，還是他的客户幫忙，轉了幾個圈子從倫敦保險市場拿到了這個價格。
至於在印度洋沿岸20多個國家的70多個港口建立後勤支援體系，則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挑戰。
“整個印度洋上已經有380多家世界各國的安保企業，資源已經被瓜分掉了。”殷衞宏舉例説，從碼頭到錨地，安保人員必須乘坐交通艇來往，而在緊急情況下就怕“沒船可用”。
對於任何一家安保公司來説，都不太可能全靠購買來維持這個必需環節，“可所有的交通艇，都被人家預先租完了”。
與之類似，安保公司看好的辦公、儲存、住房條件幾乎都差不多，還包括醫療、餐飲、裝備等等後勤服務，都是被爭搶的有限資源。
殷衞宏在這20多個國家走了兩遍，一家一家談定合作。
除了資金，他説，這還要依靠老一輩中國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遺產。
在索馬里，當地司機曾經突然告訴殷衞宏，“有一些我們也想見的人，要見我們。”
那是一個不知何時由中國援建的自來水廠，有4名老工人看守，見到中國人，這些老工人哭了，拉着他們到車間裏參觀。
殷衞宏看到，即使被拆除下來的機器都被很好地保養着，“摸上去還都有油”。機器的銘牌上，綠底紅字清晰刻着“重慶機械廠”。
“他們説，整個城市就是靠着這家水廠才能喝到乾淨水，連門口的公路都是中國人修的。” 殷衞宏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通過過去的援助，非洲的軍界要員也都相信中國人的能力。
如今，殷衞宏的“戰士們”已經可以在所有這些國家獲得不同程度的補給和支援。有的可以租用當地海軍港口的裝備，有的甚至把“辦事處”就設在當地海軍軍官的家裏。
2012年3月15日，“華信中安”的安保人員第一次開始海上武裝護衞。
“結束了中國船隻只能請外國公司武裝護航的歷史。”梁斌説，至今他的隊員已經18次成功驅離海盜。
孫中國説，中國安保企業除了安保力量，還要注重“軟實力”，通過與當地民眾和諧相處，從源頭減少風險事件的發生。
作為專業人士，他和殷衞宏都認為，只有通過情報分析等手段防患於未然，才是抵禦安全風險的根本之道，而情報的主要來源還是當地人。
這些觀念，卻往往被最重視安全的中資企業所忽視，“中資海外企業缺乏具備專業安保知識和技能的管理人員。”韓方明説。
在他看來，專業化的安保諮詢和體系提供，必須成為中國海外企業的一項購買服務。
捆在一起，互相幫忙
任何公司的第一份合同都不容易。
外國安保公司一般都與保險公司捆綁，船隻購買保險時，也就不得不接受這些安保合同。
“華信中安”的第一次突破是中遠集團下屬分支機構的一艘46700噸散貨輪“剛強號”。它之前同樣由外國安保公司護衞，“華信中安”的合同報到集團，“領導説，先讓試一下。”
這個航次從香港出發經印度洋到歐洲。船隻還沒出發，船長就表示了認可：第一，“華信中安”的管理理念“符合標準”。第二，當他提問：子彈打光了，海盜還在攻擊怎麼辦？護航小組的隊長一點兒沒含糊：“那就讓他們踏着我的屍體登船。”
“每個船長都想要‘自己的’。”殷衞宏總結説，他們希望護衞小組是整個船隻的一部分，而不是自己被護衞小組指揮。
相比之下，外國安保人員通常要船長接受自己的領導，還要求單獨住宿，乃至要求提供有高級牛排、牛奶、咖啡的“小灶”。
接受過“部隊教育”的中國安保人員，則完全不需要這種“特殊待遇”。比如跟着中國漁船去大西洋(7.73, -0.01, -0.13%)，一路上和漁民一樣吃饅頭、鹹菜。等到了作業海域，漁民們可以用打撈的產品改善伙食了，安保人員卻要登岸乘飛機返回。
這種強調“艱苦奮鬥”的管理標準和企業文化，讓“華信中安”能夠用“攔腰”的價格為中國船隻提供安保服務。於是，之前掌握了大多數合同的英國企業迅速撤退。
江保泉偶然知道還有中國安保企業能提供海外武裝護衞，連忙找上門，“我們的船員喜歡和中國安保人員在一起。”
但是，“2013年有外國安保企業到中國，開辦公室、打廣告，報價比成本低30%以上，目的是用前面從中國企業賺的錢來砸市場，想奪回市場份額。”梁斌説。
與保險、後勤支援體系建設中的情形一樣，殷衞宏承認，他的安保公司與本國客户之間，有着特殊的合作關係，“捆在一起，互相幫忙”。
究其根源，還是中國人面對“安全”這個剛性需求時所具有的深刻心理：中國人幫中國人。
至於海上護衞的細節，其艱難不必過多渲染。
即使對最強悍的海軍陸戰隊士兵來説，一年中有8個月以上連續在海上生活，都是一種比較極端的挑戰。
為了解決長期海上航行的心理問題，殷衞宏與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合作，對方提供一名男教師，用幾個月時間培訓轉變成一名海員，在海上護航期間進行保安員航海心理測試課題。
不過這名男教師很快就被撤回，“因為心理已經出現嚴重抑鬱。”殷衞宏説。
通常一個人最初隨海船遠航，沒有經驗，就會因高温等過多洗澡、喝冰水，暑熱漸盛，與濕氣膠着，外熱內寒，致濕熱為患，陸續出現各種症狀。“由於不懂醫理，覺得自己得了怪病，惡性循環，心理最終也垮了。”
現在，殷衞宏的200多名海外安保人員中，有150多人長期駐紮在斯里蘭卡等地的各國海外基地裏，或者在大洋上隨船航行。
兩年護航600多個航次
韓方明説，要解決當前安保企業進軍海外的主要挑戰，從政府層面首先應該加強與其他國家政府的交流，爭取為外派人員的簽證問題提供便利。
其次基於安全保密的理由，鼓勵中資企業優先使用中國安保公司的服務。
第三，應對國內安保企業在培訓上提供便利，如射擊訓練等，應開放渠道。
他的最後一個建議是，鼓勵部隊和安保公司建立合作關係，接受優秀退役士兵之外，軍方也可協助提供培訓。
對於韓方明提到的“國企國護”，殷衞宏也更願意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解讀自己的努力。
比如，安保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行業。“咱們國家《保安服務管理條例》原文是這樣説的，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確定的關係國家安全、涉及國家秘密等治安保衞重點單位，不得聘請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的保安服務公司提供保安服務。”
比如，航行在印度洋上的中國能源船隻，“是不是要讓外國公司知道他們的詳細情況，讓外國武裝人員在船上？”
在殷衞宏建立的後勤支援體系中，印度始終是個空白，“明確説不準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武裝安保公司在印設立辦事處。”
其實，在中東的那些敏感地區，波斯灣、蘇伊士運河以及許多國家的領海，都禁止外國安保人員攜帶武器，或必須經過嚴格批准。
所謂“不簡單”，還表現在他招收的這些退伍軍人身上。
這些年解放軍的特種作戰部隊擴編劇烈，有軍隊媒體報道説，以後每個集團軍可能都有會自己的特戰旅。
於是，特種兵雖然還被認定為“軍中嬌子”、“國之利刃”，但作為其中一員的個人優越感不可避免地下降，乃至於退伍、轉業安置，也很難像過去那樣進行“精英化處理”。
這種心理落差，需要由更合適的地方安置單位來承接。
在“華信中安”服務一年後，每個武裝護衞人員都會獲得一枚銅製鍍金紀念章，第二年是純銀製，第四年是24K純金制。
它兼具資歷牌和軍功章的功能。由於合同是兩年一簽，“幹滿6年，我答應戰士們給金質獎章鑲個鑽石。”殷衞宏笑着説。
梁斌説，這家企業的整個機制也保留了濃厚的軍旅色彩，比如，和“支部建在連上”類似，是“公司黨小組建在項目上”。每個項目上都有刻意選拔的退伍政工幹部，擔任教導員。
出航前有送行酒，返航後有接風酒……總之，這一切，讓每個“戰士”都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組織嚴密的環境中，擁有“榮譽”和“責任”。
相比之下，作為一家民營企業，“華信中安”又有更為寬鬆的條件。
比如，在員工出海的情況下，家屬遇到困難可以向公司申請5萬元以下的補助，用以應對緊急情況，解決員工的後顧之憂。
殷衞宏認為，面對中國特色的退伍軍人，必須使用“中國式”的管理辦法。
他説，到2013年，兩年間，“華信中安”已經在印度洋航線上護航600多個航次，無一例失誤。即使是最有名的英國公司，4年來也不過累計1000多個航次。
不過，在殷衞宏的下一步設想中，可能要面對更為複雜的情況：到非洲等國家的陸上為中國企業提供武裝安保，這已非大量派遣中國安保人員能夠解決。
“還是要和當地企業合作，通過我們的管理和培訓提升他們的水平。對於中國自己的企業來説，我們希望提供更多的諮詢和安全風險評估服務。”殷衞宏説，他的想法是做一家和美國平可頓公司類似、世界一流的安全諮詢、服務提供商，從而與中國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