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國擔心宿敵日本復甦 全力貶低東京政府

資料圖：羣體性危機感讓日本右傾

【環球軍事報道】據美國國家利益雜誌7月21日報道，原標題：亞洲最危險的競爭升温：中國VS日本 隨着中國的崛起和日本尋求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文章稱，雖然目前中日兩國釣魚島領土爭端愈演愈烈，但兩國區域領導地位之爭才是兩國競爭的真正原因。文章指出，目前亞太地區力量平衡已向中國傾斜，但安倍政府正試圖通過在亞太地區展開“魅力攻勢”逆轉這種趨勢，吸引菲律賓、越南、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同樣因中國感到憂慮的國家。

文章還稱，對於安倍政府而言，遏制中國可以通過組建正式同盟網絡的形式完成。除重新解釋日本和平憲法之外，安倍政府還放鬆了武器出口限制，為與地區合作伙伴構建更堅實地國防合作伙伴關係鋪平了道路。中國最近的行動， 特別是其向榆林海軍基地部署094型導彈核潛艇的決定，進一步提升了日本加大與其合作伙伴國家的國防領域合作的迫切感。在安倍政府的領導下，日本已經展示了其作為地區制衡者的前所未有的決心。

中日積極爭奪亞太領導地位

文章稱，通過引入“集體自衞權”原則，日本向成為“正常”國家邁出了重要一步，為其在確保國際水域穩定、在危機時為盟國提供支援等方面發揮更直接的作用鋪平了道路。中日兩國釣魚島領土爭端的持續深化，迫使日本在本國防衞方面擔負起重大的責任。

華盛頓有關控制中國領土野心的承諾的不確定性，再加上對五角大樓長期國防預算削減造成的戰略影響的關注，只會迫使日本更傾向於自立更生。華盛頓歡迎日本引入更靈活的國防原則的決定，並促進更廣泛的努力，升級美日雙邊防務指導方針——該方針上一次修改可追溯至1997年時。在地區安全環境迅速發生變化的背景下，美日兩國的目標是打造一個更動態的美日同盟，東京為維護東亞地區穩定做出更高比例的貢獻。畢竟，在整個後冷戰時期，美國曾多次試圖減少例如日本等強大盟國“搭便車”的情況。

正如預期的那樣，中國一直因競爭對手日本的復甦而擔心。中國正在竭盡全力貶低東京政府。意識到亞太地區對日本上世紀帝國主義侵略行徑的揮之不去的焦慮，特別是在韓國，中國政府試圖説服世界各國，日本正在恢復軍國主義。分析表明，隨着華盛頓更願意扮演“離岸制衡者”的角色，中日區域領導地位之爭才是真正的競爭原因。

東京力求提高日本國際地位

日本最近傾向於推行更積極的外交政策，但在國內卻遭到了強烈的牴觸。就目前來看，和平主義仍然是日本民族心態的基石，這阻止了安倍晉三——以及其志同道合的繼任者——獲得足夠地公眾支持，並在立法機構中獲得絕大多數支持，以修改日本憲法。

二戰的記憶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過，作為一個精明地政治領袖，安倍晉三沒有選擇重新解釋日本憲法現有規定，而是選擇打破在日本不斷變化的安全環境與日本憲法和平精神之間維持的脆弱平衡——日本和平憲法禁止日本利用強制手段解決國際爭端。

不過，安倍晉三並沒有引入新辦法，而是簡單地追隨歷任日本首相的步伐，他們從不迴避重新解釋日本憲法，以實現具體政治目標。在朝鮮戰爭(1950年至1953年)結束後，日本領導人重新解釋了日本憲法第九條，允許日本組建自衞隊。自衞隊僅用於自我防衞，放棄發展任何可向日本直接領土之外投射力量的侵略性作戰能力。通過維持最低限度的和平主義信條，只要在“最低限度必要自衞水平”範圍內，東京甚至會試圖合法擁有核武器。

雖然出於政治動機的法律解釋使日本自衞隊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力量之一，但東京仍在不斷努力，以便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冷戰剛剛結束時尤其如此，東京在危及日本國家利益的重大危機中發揮着有限地直接影響力。在攸關日本能源安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海灣戰爭期間，東京努力在軍事幹預中東事務中發揮作用。不過，日本充其量只能作為資金源，並參與極少的準維和行動。

中國的崛起使日本國防能力黯然失色。在2000年，日本國防預算超出中國國防預算60%。然而，到2012年，日本國防預算僅為中國國防預算的三分之一。隨着中國在尖端軍事技術領域的投入，日本針對華質量優勢也岌岌可危。

安倍政府決心使日本成為一個更重要的國家，振興日本經濟，並採取更加積極的外交政策。這不僅使東京在面臨中國挑釁時能夠更有效地維護領土完整，還能夠允許日本再次角逐地區領導地位。對於安倍晉三而言，生存與聲望是其對日願景中的兩個密不可分的核心因素。

東京施展“魅力攻勢”逆轉頹勢

在亞洲各小國密切關注北京的西太領土邊緣政策時，安倍政府已經發現了一條重新確立日本歷史領導地位的新通道。上世紀早期，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企圖在噩夢中結束。日本與西方國家間的絕望的殖民競爭，導致日本對亞洲各國實施了毀滅性的、不計其數的暴行。不過，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主要是1985年廣場協議後——事情有了良性發展，日本成為地區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主要“發動機”，在東南亞地區譜寫了一曲經濟奇蹟。貿易與經濟外交成為日本在亞洲影響力的核心。

然而，中國加入全球市場逐漸超越了日本在該地區的經濟優勢。在二十一世紀前十年，中國成為除菲律賓之外幾乎所有東亞國家的主要貿易合作伙伴。而且，與日本不同，隨着經驗的蓬勃發展，中國軍事能力發展沒有面臨任何自我限制。與此同時，歷史的仇恨不但促使美國的條約盟國韓國與中國親近，還促使韓國採用了被美國戰略研究學者愛德華-路特維克形容為“沉迷於完全不構成威脅的日本……追求空中力量以應對想像中的來自日本的威脅，而不是非軍事區北面的真正威脅”的國家安全原則。

近年來中國愈來愈自信，而地區力量平衡的快速轉變——2007年至2008年嚴重破壞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大衰退”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力量平衡的改變——可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安倍政府試圖通過在亞太地區展開“魅力攻勢”逆轉這種趨勢，吸引諸如菲律賓和越南以及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同樣因中國感到焦慮的志同道合的國家。

在2012年底擔任日本首相後，安倍政府迅速開始振興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到2013年初，日本高層領導人訪問東南亞和澳大利亞，探索大量投資機會和新的戰略協議。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越南之時，安倍晉三還派外相岸田文雄訪問澳大利亞、文萊、菲律賓和新加坡、緬甸，派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訪問新德里。

為了支撐一個更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安倍晉三還推行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和結構性改革，以重振日本經濟。結果，日本股市從長期低迷當中恢復過來，企業信心逐漸恢復。通過重新解釋日本憲法，使日本能夠在“日本或其他國家受到攻擊”導致“國家存在受到威脅，國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可能被徹底剝奪”時部署武裝部隊，安倍政府就能夠使日本成為一個可靠的對華制衡砝碼。

對於安倍政府而言，遏制中國可以通過組建正式同盟網絡的形式完成，而美國則是最終的“離岸制衡者”。除重新解釋日本和平憲法之外，安倍政府還放鬆了武器出口限制，為與地區合作伙伴構建更堅實地國防合作伙伴關係鋪平了道路。通過組建軍備採購機構，日本將能夠與合作伙伴國家在國防工業領域聯合投資。

澳大利亞和印度等較強大的合作伙伴將受益於日本先進的國防技術和聯合發展投資，而越南和菲律賓等較小國家則將因日本在其海事司法管轄區提供海域感知與最小威懾能力援助而獲益。中國最近的行動， 特別是其向榆林海軍基地部署094型導彈潛艇的決定，進一步提升了日本加大與其合作伙伴國家的國防領域合作的迫切感。總而言之，雖然中國正在逐步推動其領土要求，但此舉有可能會壯大其宿敵日本。在安倍政府的領導下，日本已經展示了其作為地區制衡者的前所未有的決心。(知遠/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