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將：日本你敢往中國身上撞 那就讓你試試看

央廣網北京7月22日消息（記者李豔）120年前爆發的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中外雙方軍事實力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卻又是失敗最為慘重的一次戰爭，它不僅改變了直接參戰的中日兩國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以及此後的歷史進程。

今天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仍然橫亙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對這場戰爭疑問的解答，構成了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我們追問歷史，是為了啓迪今天、昭示未來。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防時空》節目從5月1日開始推出紀念甲午戰爭120週年特別節目，今天刊發《一南眼中的甲午戰爭》第四集。

清廷建立北洋海軍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

有句話叫“戰略決定成敗”，甲午戰爭的結果可以説也是中日兩國軍事戰略的差異決定的。

很多人以為甲午戰爭是近代以來日本發動的第一次侵華戰爭，實際上並非如此。日本在近代第一次侵略中國是1874年，當時日本進入中國的藩屬國琉球，也就是今天日本所謂的沖繩，併為琉球而進攻台灣。

在日本1874年這次侵華之後，當時一些清政府較清醒的大臣李鴻章等人提出，日本將成為中國的永遠大患。因此自1874年後，大清王朝下決心建立海軍。

當然這並不是推動清朝成立北洋海軍的唯一原因，包括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和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都是帝國主義從海上入侵中國，再加上1874年日本的侵華，這三次入侵使清王朝下決心要建立海軍。建立海軍的主要假想敵就是日本，因此從清朝的前期部署來看還是有一些準備，也不能説完全沒有戰略觀點和戰略準備。

從1874年大清王朝開始下決心建立海軍，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整整20年時間。到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清王朝花了14年時間建立起一支遠東一流的海軍。

應當承認，清王朝在戰略上是有認識的，但當雙方的戰略搏弈真的開始後，清王朝的戰略安排和戰略思維出了大問題，導致最後滿盤皆輸。

1894年7月25日，被中國租用來運兵的英國“高升”號商船，被日本不宣而戰擊沉。清政府滿心以為英國一定會出面干預、對日本展開報復。然而在日本的外交斡旋和用金錢收買英國媒體後，英國竟然裁定擊沉“高升”號的賠償責任，由本來是受害方的中國政府來承擔。

“高升”號事件是國際政治中一個非常滑稽的事件，對國際法是一種非常殘酷的捉弄和嘲諷。那麼，導致發生這一事件的重要原因又是什麼？

清政府在開展洋務運動的過程中，當時有一個基本的戰略考慮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學習西方的長處來對付西方，如何用外夷的力量來對付外夷？當時中國人稱英、法、德、美等國為“夷”，稱日本叫“東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一直成為大清王朝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安排。

因此往朝鮮半島運兵的時候，當時大清王朝知道要通過黃海可能有風險，那麼就租用英國的船，諒日本不敢攻擊英國船。

清政府完全沒有想到日本準備了兩手：對中國採取硬的一手，即使租用英國的船懸掛英國國旗，但因為上面有中國兵，我也必須擊沉。擊沉了之後，對英國採取軟的一手，通過大量的收買、做工作，向英方許諾了很多東西，最後把這件事擺平。

這是清政府的戰略安排出現的問題，對國際上什麼國際公理正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最後導致滿盤皆輸。

日本戰略準備充分 清朝缺乏與日本一決高低的國家意志

在甲午戰爭爆發前，中日雙方不同的戰略安排導致戰爭結果大相徑庭。

日方既對他們可能取得的勝利做了準備，更對可能遭受的挫折做了充分準備。

當時日本製訂了三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日本海軍潰敗，日本丟掉了整個黃海的制海權，這時日本陸軍一定要從朝鮮半島退回到日本本土，防止大清王朝陸軍在日本本土登陸，為失敗做了充分的準備；

第二種方案，黃海戰平，雙方誰也沒能奪取制海權，打成相持的狀況，那麼日本就繼續從陸上增兵，從朝鮮半島進入中國東北旅順，威脅中國艦隊的後方；

第三種方案，日本在黃海大戰大獲全勝，日本要乘勝追擊，圍殲中國北洋海軍，同時從陸上進兵直逼中國的首都。

日本做了充分的安排，失敗了怎麼辦、打成持久戰怎麼辦、勝利了怎麼辦，都做了充分的考慮。

再來看中方，清政府只考慮了兩點：第一，在各個帝國主義的調解下仗打不起來，能夠躲避風險；第二，如果打起來了，以北洋水師再加上南洋水師現有的力量，能夠保護黃海、渤海一帶的安全，雖然不至於完全殲滅日本的艦隊，但日方拿我也無可奈何。

這是兩個極端，一個對戰爭的結果做了過分樂觀的估計，另一個對於雙方作戰的殘酷性有意或無意地加以迴避。這是當時大清王朝心理非常典型的象徵。

可能從某種程度上説，也是一種民族心理在大清王朝執政者心中的反映，不願正視殘酷的現實，總願使所謂的“巧勁”——不花費太大的力量就能避免風險或獲得小勝，這種心理最終導致清政府的滿盤皆輸。

而當黃海海戰戰敗後，看到已方的損失比較大，大清王朝對自己的力量又做了過於消極的估計。

原來覺得以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的一部分力量與日本可以一戰，保證黃渤海一帶、遼東半島、膠東半島以及京畿地帶的安全沒有問題。結果黃海海戰敗，又很快跌落到另一個極端——消極保艦，北洋水師主力艦和各種艦艇全封在劉公島消極被動地防禦，最後不是被對方擊沉就是我方自沉，然後被俘被對方拖走。

這兩個極端反映出清政府對戰爭的嚴酷性、對戰爭中所需要的各方人員的素質沒有做基本準備，僅僅做了裝備的準備，人才的準備表面上也做了，像劉步蟾、林泰曾等一批艦長都曾留學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裝備的準備、人才的準備似乎都做了，而且表面看來都還可以。

但從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到李鴻章這些大臣，都沒有做好國家意志的準備，包括清廷的主戰派、主和派戰敗之後互相指責，但在戰爭爆發前，也並沒有要和日本在戰場上一決高低的戰爭意志。

主戰派在戰爭前極力要削減海軍經費，覺得海軍沒有必要做這麼多投資。戰爭打起來後，又覺得海軍為什麼不打；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平時為了海軍建設大聲疾呼奔走，到了真正要用海軍的時候又畏縮不前，這些都是很矛盾的。

勝利也許只有一個理由，失敗可能是由千條萬條理由導致的，甲午戰爭就印證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