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外交真的那麼沒用麼 勿渲染戰爭貶低外交

又逢甲午該如何看軍力與外交的作用

在甲午戰爭被“熱烈”紀念的背景下，昨天看見的一條被篡改了的標題，促使我很想談一談軍力與外交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各自的作用和兩者的關係問題。這是個熱門的話題，也是個宏大的話題。

被篡改的標題

“軍報：軍人用槍拿不回的 別指望外交官用嘴拿回”，這是被篡改後的標題。這一標題被多家網站放置在網站首頁的要聞區。我看見這情景的時候，着實嚇了一小跳。在中日關係40多年來空前緊張的大背景下，在全國媒體掀起紀念甲午戰爭熱潮的當口，以解放軍報的身份，發表這樣標題的文章，其火藥味兒之濃、其可能引起的國內外反響，應該都是可以想象的。

不過，前面説了，這標題是被篡改過的。經查，解放軍報的原標題是“新的歷史征程的強軍脈動——寫在全軍‘戰鬥力標準大討論’深入開展之際”，“軍人用槍拿不回的別指望外交官用嘴拿回”只是文中的一句話，連小標題都不是。

標題不同，文章的主旨自然大不相同，可見那股衝動之氣並非來自軍方，這稍許可以讓人安心。不過，藉此説説“槍”和“嘴”的話題卻很有必要。

篡改標題行為背後的民意

標題為什麼會被改成那樣而且被突出地放在網站首頁要聞區那樣顯著的位置？而且，這樣作的網站還不止一家。

聯想到近兩年來媒體上、社會上經常出現“開戰”呼聲、我國外交經常被抨擊為“軟弱”的情況，我覺得有理由作出這樣的判斷：這次篡改標題的作法顯現了一些網站在軍力與外交的作用問題上由來已久的意趣，顯現了一些人的意願和認知，顯現了一定的“民情民意”。

軍力對維護一個國家的權益的無比重要性，我想，不會有人對此予以否認和懷疑。軍隊立足於“能打仗”、“打勝仗”，進行真槍實彈的各種演習，無疑都是必要的。以軍報的身份，在如今的國際形勢下，意圖通過一些激憤之語來激勵鬥志，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網站作為媒體，通過篡改標題的方式來渲染戰爭氣氛、貶低外交工作的作用、誤導受眾的認知，卻是非常不妥的。這樣的“民意”也是值得人深思和警惕的。

外交真地那麼沒用嗎？

實際上，外交也曾使我國在弱勢情況下減少損失，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的簽訂就是一個例子。

在《馬關條約》簽訂的過程中，外交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項重要條款的變更上。一是清廷對日本的戰爭賠款從日方要求的三億兩白銀最終降低到兩億兩，二是清廷以三千萬兩白銀的價格“贖”回了本來已割讓給日本的遼東半島。雖然遼東半島得以“贖”回的主因是以俄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列強不願看到自己的在華利益或潛在利益被日本擠壓，進而對日本的行為進行了干涉，但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清廷重臣在其中“因勢利導”，實行“以夷制夷”策略，進行外交努力，也是發揮了作用的。史料還記載，為減少戰爭賠款的數額，李鴻章在談判中很好地利用了日本好戰分子對他行刺導致其受傷的契機，上演“苦肉計”，使日本在西方列強面前大失顏面，在談判中一度處於尷尬不利的地位。少賠付一億兩白銀啊，這是什麼概念？！比清廷全年的財政收入還多！

另外一個例子發生在19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時俄國侵佔了我國新疆的一部分領土。清王朝派出談判代表與俄國商討被佔領土的歸還事宜，但談判代表崇厚迫於俄方威脅，在未獲得朝廷准許的情況下，與俄方草簽了條約，令中國損失了包括領土在內的諸多權益。清廷拒絕承認此條約，改派時任駐英法公使曾紀澤兼任駐俄公使，赴莫斯科與俄國談判改約。經過長達10個月的艱苦談判，在左宗棠加強新疆軍備的配合之下，曾紀澤與俄方達成了經過修改的《中俄伊犁條約》。與崇厚此前所籤條約相比，中方以多付400萬盧布的代價，收回了包括伊犁九城在內的兩萬多平方公里領土的主權，取消俄國人可到天津、漢口、西安等地進行經濟活動諸條款，廢除了俄國人在松花江行船、貿易，侵犯中國內河主權等內容，從而減少了中國權益的損失。曾紀澤因此獲得朝野的一致讚許乃至西方外交界的尊重。

是要人怕你還是要人服你？

説到外交工作，有句經常被引用的話叫“弱國無外交”，人們對這句話的解讀往往是“弱國的外交是無力和無意義的”。筆者覺得，這句話其實更適宜被理解為感嘆弱國的外交工作的艱苦卓絕。弱國的外交相較於強國，當然是無力的和艱辛的，但同時也正因為國弱，外交才應該更有擔當，也更有發揮作用的空間。對鴉片戰爭之後的幾十年，我們儘可以説清廷腐敗無能，導致國家和人民備受列強欺凌，這都是事實，但在國弱的現實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如果不是清廷一些大員利用列強之間的利益衝突而盡力發揮外交的作用，中國的情況無疑會更慘。

軍力強，維護自己的領土當然更容易。但是，假如你不幸是個弱國，靠“槍”打不過人家，要想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少受點損失，不靠“嘴”還能靠什麼呢？對強國來説，有實力作後盾，與弱國打交道也許不用多説話，亮亮手裏的“傢伙兒”或許就能達到目的。所以，相對於“弱國無外交”的説法，“強國無外交”似乎還稍微靠點譜。

當然，實際上，無論弱國還是強國，外交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今天已不是弱國，有人對我們欲行不軌，我們對他“亮肌肉”，震懾他，這無疑是必要的。但是，即使我們有了超強的軍力，我們因此就可以輕視外交工作嗎？面對全世界，我們是願意通過“亮肌肉”來讓他人害怕我們，還是願意在保持我們必要的威懾力的基礎上通過外交和文化工作讓他人從心裏敬服我們呢？

作出選擇應該不難。

至於我們的外交是否真正作到了位，則是另一個話題，這裏不討論。（張霽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