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激光陀螺研製從零開始 不被美國下馬動搖

高伯龍：至純至強之光

高伯龍（1928.6.29~），激光陀螺專家。原籍廣西岑溪市，生於廣西南寧市，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教授。自1975年起，高伯龍一直從事激光陀螺研製，率先對激光陀螺的基本理論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主持並研製成功有關激光陀螺原理樣機、實驗室樣機等。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高伯龍曾深有感觸地説：“外國有的、先進的，我們要跟蹤，將來要有；但並不是説外國沒有的我們不許有。”這段話充分體現了高伯龍的學術自信和創新膽魄。

王曉軍 姚炳洪

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這段全國激光陀螺研製最為艱難的20餘年間，高伯龍率領的國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團隊從零起步，從基本原理的研究、主攻方向的確定，到一項項工藝技術的突破，在重重艱難險阻中開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研製激光陀螺的成功之路。

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高伯龍院士，懷着對激光陀螺事業的深深熱愛，依然像紅燭一樣在堅持工作，用自己率直的品格和堅定的信仰化作一束至純至強之光，為後人前進的道路指引着方向……

立志要當科學家

高伯龍的祖籍地是廣西岑溪謝村，但他1928年出生於南寧，除抗戰時期因躲避戰亂隨母親回岑溪短暫居住外，極少回到老家。原因是他的父親自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一直輾轉各地工作，高伯龍亦隨父母各處遷徙，竟然就讀了南寧、梧州、杭州、武昌、岑溪、宜山等地的多所小學。又因轉學時常插班就讀，以致兩次跳級，六年小學五年就讀完了，小學畢業時年僅10歲半。本來要在宜山接着讀中學，但父母考慮高伯龍年紀太小，且又要舉家遷往別處，故勸高伯龍暫時休學，在家自修。雖然高伯龍學習成績很好，但所讀小學教學水平參差不齊，故報考宜山中學時僅列“備取生”。

高伯龍休學在家自修期間，全家居住在鄉下，信息閉塞，父母又忙於工作，竟然錯過了第二年報考中學的時間。父母十分着急，對高伯龍説：“我們耽誤你了，你又要在家待一年，這怎麼得了。”並説：“你要去讀最好的中學。”父母説得最好的中學，就是蜚聲戰時大後方的桂林漢民中學。

其實，考察高伯龍早年求學經歷，在家自修的近兩年時間是他形成濃厚的求知慾望乃至人生立志的重要階段。他的姨媽給他買的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學生文庫》對他影響甚大。這套文庫分社會、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動物、植物、礦物、遊戲、神話、寓言、童話、故事、詩歌、戲劇等45個門類，共500種圖書，其中科學家傳記、科普知識及中國古代名著等最令高伯龍感興趣。他的自修主要就是看這套小學生文庫。高伯龍晚年回憶説：“我小時候想當大科學家，一個原因是看小學生文庫，受到啓迪；第二個原因就是父親對我的影響。”備考漢民中學期間，父親利用工作之餘親自教授高伯龍學數學、語文。高伯龍的父親是上海交通大學的高材生，尤擅數學。畢業後曾任廣西省立工程專門學校校長，並曾負責廣西農村墾殖試驗區建設工作，還多年擔任廣西“三傑”之一黃昭竑的秘書。經父親的輔導點撥，高伯龍學業大進，尤其是培養起對數學的濃厚興趣。1940年9月，高伯龍如願考取漢民中學。入讀四年中，數學等理科課程成績始終出類拔萃，深得老師讚賞。其時，高伯龍在該校師生中已有“聰明”“頭腦嚴密”，甚至“天才”的稱譽。高伯龍也確信自己將來一定能成為科學家。

然而，戰火打斷了高伯龍的學業。1944年9月，高伯龍進入高中二年級學習僅兩個月後，日軍即進犯廣西。高伯龍隨學校撤退。眼見國難不已，年僅16歲的高伯龍決定投筆從戎，抗擊日寇。當年即同報名從軍的同學一起，徒步前往四川入營。然而目睹國民黨軍中腐敗，而所在青年軍大部並未開赴前線作戰，使其從戎抗敵的願望破滅，從而更加堅定了他科學強國的志向。抗戰勝利後，高伯龍立即提出復員，重回學校讀書。幸運的是，高伯龍又進入一所名校——上海中學學習。雖在該校僅讀了高二一年，即於1947年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系，但他理科課程尤其是數學成績之優異，已給老師和同學留下深刻印象。報考清華大學時，在數學系和物理系之間頗多考慮，最後以物理學家必兼數學家的看法而選擇了物理系。而清華物理系又是當時中國物理學界的重鎮，名師薈萃，生源一流。高伯龍如魚得水，刻苦學習。1951年畢業時，被評為清華物理系當屆兩名優秀學生之一。至此，他立志成為科學家的夢想，似乎就在前面向他招手。

逆境不泯科學夢

然而，當時日益左傾化的社會政治氛圍給高伯龍實現當科學家的理想投下陰影。畢業分配時，高伯龍希望進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理論物理研究，這是他所熱愛和擅長的。但他卻被分配到中科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在該所工作三年，他多次要求調動未果，其原因來自他的三個歷史政治問題：一是在漢民中學讀初中時被迫集體參加三青團，二是為從軍抗戰參加青年軍，三是在清華大學讀書時，雖積極參加革命進步活動，但考慮學業與政治活動難以兼顧，經艱難而痛苦的思考後，決定不加入黨組織，而專心於學習。上述問題彷彿“原罪”一樣曾和他形影相隨，每逢政治運動便有人翻出“舊賬”，這給高伯龍帶來極大精神困擾。

1954年，高伯龍被哈軍工選調到該校物理教授會，擔任物理教學工作。除普通物理外，他還講授熱力學、統計力學、電動力學、量子力學等課程，併為全校幹部師生講授過帶有普及性質的原子武器大講座，以及主持物理教授會內助教的業務進修工作。

因工作出色，業務水平高，高伯龍很快脱穎而出，成為學院青年教師中的佼佼者，1956年即晉升為主任教員、講師，1962年晉升為副教授。組織上曾對他作出如下評價：“教學效果好，在軍事工程學院和哈爾濱工業大學都比較有聲望。”他於1960年主編的約三四十萬字的大學物理學教材得到學院教務部的很高評價：“質量可與目前出版的同類書籍比較。”

參加工作以後，高伯龍對“重政治，輕業務”的現象和做法一直持反對態度，他認為只有多讀書鑽研學問，多做實際研究工作，才能報效國家。他大膽地公開表示自己的觀點，也因此，在中科院工作時即因所謂“個人英雄主義”受到專門會議批評。反右時，雖經哈軍工有關領導保護而未被劃為右派，但在“紅專大辯論”中成為“白專”典型，被冠以“高伯龍路線”在全院遭到點名批判，不久即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思想。

“文革”中，高伯龍更是遭受磨難，曾被隔離審查，後險些被髮配農村勞改。由於長期超負荷工作，加之時時襲來的政治運動所帶來的巨大精神壓力，導致高伯龍罹患多種疾病，尤其是久治不愈的氣管炎轉為嚴重的哮喘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尚未要求晚婚，但高伯龍遲至34歲時才經人介紹對象而結婚成家，主要原因即是他的所謂歷史政治問題。

雖多年身處逆境之中，但高伯龍始終未曾泯滅科學強國的理想，始終孜孜於學術研究。其日益深厚的理論物理造詣，為他“文革”後在激光陀螺研究領域取得豐碩成果，奠定了堅實基礎。

激光陀螺顯身手

1970年，高伯龍全家隨校南遷長沙。在抱病參加兩年建校勞動後，他重新走上講台，為工農兵學員授課，並以淵博的學識和親和力贏得學員愛戴。

不料，時至1975年，全國高校撤銷基礎課部，高伯龍從所在物理教研室被分配到承擔激光陀螺研製任務的學院三系304教研室工作。

放棄被自己視作學術生命的理論物理研究，轉而從事應用物理研究，對高伯龍是最為痛苦而艱難的。多年後，他在所撰《自述》中回顧了這一心路歷程：“總結前半生，認為自己愛國、正直、正派、儉樸，工作認真負責，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為何卻如此坎坷？只因為把理論物理的專業興趣置於國家的需要之上，好比處在高山上而想學游泳，長期陷於主觀和客觀的矛盾之中，確有根本性的缺陷。意識到真正的愛國應該是把自己的前途與國家的利益密切結合。”他在1995年接受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專欄記者採訪時，也坦露了當時他的思想轉變過程，“參加工作以後，我始終認為，我想幹成的一件事一定能幹成。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高伯龍的自信源於他深厚的理論物理功底。而思想轉變之後，更使他全力以赴、心無旁騖地投身激光陀螺研究，很快即成為我國該領域的理論權威和領軍人物，為我國在激光陀螺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國激光陀螺研究始於上世紀60年代初，因鎖區過大，得不到差頻信號而中止。1971年多家單位重啓研究，但因閉鎖效應未能通過得不到起碼的性能，研究工作徘徊不前。

高伯龍1975年參加國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工作後，結合實驗進行了深入理論研究，短時間內即弄清癥結所在，並於1975年11月和1976年1月兩次在全國激光陀螺學術會議上推薦四頻差動激光陀螺方案，並作了詳盡的理論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