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國對支持台獨的國家不存在講誠信問題

資料圖：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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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外交得區分敵友

閻學通

2013年我國開始了“大國外交”的轉變。之前，我國外交中的“大國”是指美國、日本、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印度、巴西這些外交對象國，如今“大國”是指中國自己。外交地位的轉變使我國外交理念面臨一個新挑戰，即外交是否需要區分敵友。

從不結盟走向不區分敵友

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中國絕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的“不結盟”原則之前，我國的外交理念是明確區分敵友的。在上世紀50年代，根據與我國社會制度的異同程度將國家分為“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調整為根據與我國國際地位的異同程度劃分為第一世界(超級大國)、第二世界(超級大國之外的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這兩種劃分國家類別的標準雖然不同，但都體現出當時區分敵友的政治外交理念。

在不結盟原則的指導下，十二大報告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適用於我們同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的關係”。從此，我國外交開始淡化敵友的理念，外交服務於經濟建設的任務使發展中國家的排序後移。十二大報告中的外交對象國排序為日本、美國、蘇聯、第三世界。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報告取消了外交對象國的排序，提出了“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不區分敵友的做法體現了開展經濟合作的外交理念。

1989年的政治風波發生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全面制裁，但廣大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國家立場不同。面對這種現實，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的外交工作任務中恢復了國家分類，但這次只分了兩類，即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和“所有國家”(意為“非發展中國家”)。這種國家分類是想在明確外交重點和不區分敵友之間建立一種平衡。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報告找到了不區分敵友和明確外交重點的一個國家分類排序方法，即周邊國家，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這三類國家的劃分方法延續至今，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將三類國家排序調整為發達國家、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種國家分類排序於2006年被歸納為，“大國是首要，周邊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它的優點是使各類國家看上去同等重要，增強了外交原則的靈活性，即以哪類國家為外交主要對象都合理。有人認為這種國家分類排序是符合全球化時代的，説全球化時代外交無敵友，區分敵友的外交是“冷戰思維”。

然而，這種國家分類排序也有弊端。當原則的靈活性很強時，原則的指導作用就弱化了。比如，在東南亞，柬埔寨和菲律賓同為我周邊的發展中國家，但前者可作為我外交基礎而後者則是我外交麻煩。俄羅斯和日本是同類國家，我對俄需要加強全面戰略合作，對日則只能進行政治孤立。“首要”、“關鍵”和“基礎”三個詞並列，無法明確外交工作重點對象國是哪類。美國僅屬於大國但不屬於周邊國家，日本則兩者都是。日本既“首要”又“關鍵”，理論上應比美國還重要，但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

大國利益得靠區分敵友的外交來實現

未來十年，中國的綜合國力比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都大，且差距越來越大。中國將不得不通過承擔更多國際責任，通過提供公共物品來維護國際秩序，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承擔國際責任，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都面臨着不區分敵友則方向不明的困難。只有明確了承擔誰的責任、有利於誰的方案、有助於誰的智慧、誰能多享受的公共產品這些問題，才能決策做什麼。任何大國在塑造國際秩序時都是承擔保護友邦而非敵國的責任，提出有利於合作者而非競爭對手的方案，為遵守規則而非破壞規則的國家提供公共產品。

具體而言，不區分敵友我們將難以執行“親、誠、惠、容”的外交原則。例如，在當前情況下，政治上，我們可以親近俄羅斯和柬埔寨，但不能親近日本的安倍政府和菲律賓的阿基諾政府，否則將會慫恿他們採取更加反華的政策。外交上，我們只能對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講誠信，對那些不承認我國主權，支持台灣分離主義的國家，不存在是否講誠信的問題。經濟上，我國可以主動惠及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不能惠及發達的美國。在國際政治中弱者主動惠及強者的做法不符合道義，是弱者對強者的諂媚。

為了塑造有利於民族復興的國際環境，我國對外政策似可考慮依據利益關係劃分國家類別，為制定具體外交政策提供明確的政治方向。如果我國將世界各國分為“友好”、“合作”、“普通”和“衝突”四類國家，對於綜合實力弱於我國的國家，無論國家大小，我國對友好國家一律採取仁義相助的政策，對合作國家採取適當照顧的政策，對普通國家採取平等互利的政策，對沖突國家採取針鋒相對的政策。

美國是唯一比我國實力強大的國家，因此可考慮將美國單列為一類，定為“新型大國關係國家”。新型大國關係的性質是崛起國與主導國和平競爭的關係，且實力對比是美強我弱，因此我對美政策應是對等互利。從嚴格意義上講，在實力不等的條件下，對等互利本身已經是有利於強者，因此對美採取對等互利政策已經體現了我國外交政策的包容性。

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國積累了豐富的以弱制強的外交經驗，但以強對弱的現代外交經驗則較少。例如，不結盟就是兩極格局下的一種弱對強外交戰略。歷史上小國不結盟常見，但帝國和超級大國不結盟的現象鮮見。外交採取區分敵友還是不分敵友的理念，是我國大國外交面臨的新課題。▲(作者是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