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從沈顥到郭振璽，審理都需依法公正

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行人沈顥、總經理陳東陽等25日被警方帶走，在媒體圈非常轟動。兩種印象和看法通過不同的羣體向整個輿論場發酵。一是認為反腐敗強力推進，21世紀報系成為繼央視財經頻道之後又一被擊中的目標。二是強調沈顥是南方系一路崛起的主將之一，暗指或公開宣稱這是借經濟問題整肅輿論的一個戰役。

21世紀網因涉嫌敲詐勒索出事已有半個多月，沈顥等人因難辭其咎會“受牽連”從那時起就有猜測。再早一些，央視財經頻道郭振璽等人先後被帶走，已經引來財經類媒體還會“出其他事”的預期。事情在一步步應驗。

所不同的是，央視那些人被抓在互聯網上引起了歡呼，而沈顥等這次被抓，網上大V們齊發不滿。有人批評南方報業集團在沈顥等被抓後立刻宣佈解除他們職務的做法是沒有對供職者盡“保護的責任”。同沈顥等比起來，出事後不僅單位“未予保護”、連輿論也跟着欣喜若狂的央視財經那些人似乎“更悲哀”。

當下顯然是整個媒體業的一個困難時刻。媒體作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吶喊者、推動者，幾乎與中國嶄新而複雜的各種現象都打成一片。但媒體的體制由於可以理解的特殊原因，變化量極小。現實很骨感，又很實際，媒體無形中承載了社會各種問題和矛盾彙集的壓力，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媒體能力的範圍。

市場化媒體是媒體業這些年活力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回過頭來總結，二十多年裏，它的幾十萬就業者幾乎沒出“大富大貴”的人。這個羣體總體上反映了中國社會轉型的困惑和探索，他們算不上是社會成熟的象徵，他們既駕馭不了自己有意或無意製造的社會風險，也在分享改革開放成果時不佔有利位置。

如果説一些媒體人也捲入了腐敗和其他經濟案的話，他們大概不能説是中國社會當下腐敗和經濟犯罪的“主犯”。社會有一些不良風氣，媒體也概莫能外。

媒體採編人員捲入腐敗和經濟犯罪，除了他們的個人原因之外，整個社會的規則不明確也是重要因素。中國的媒體生態目前顯然有一些深層糾結，如果嚴格對照新聞行業道德，大部分媒體恐怕都有瑕疵。

當初從農村到城市普通生產單位的市場化曾有過大量法律風險，承擔了政治任務的媒體與市場對接，大概更是如此。一大批很有才華、充滿激情的年輕人當年投身媒體，他們實際走進了中國社會轉型最困難的沼澤之一。他們的貢獻和他們帶來的破壞力錯綜交織。

我們認為，對觸犯法律的媒體人必須追究，這是中國治理能力升級不容迴避的。與此同時，社會要了解媒體的特殊艱難，實事求是評估媒體同一些重大問題的關係。

我們希望中國記協作為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行業協會，能在每一名媒體人受到法律追究時發揮監督的作用，確保那些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無論他的政治立場是什麼，曾經供職於央視，還是他曾是尖鋭的批評者。

媒體一直是中國社會探索改革的“雷區”，今後恐怕還會是。媒體該如何面對市場，如何經營，如何生存，如何嘗試新的報道突破，如何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扮演敢言敢當，既擴大社會彈性又不製造撕裂的積極角色，這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媒體能不能做好它呢？這看似是媒體的智慧，實際上，它更多取決於社會與媒體互動時影響後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