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若爾十年前談中國：不應重演別國失誤
原文發佈時間：2005年04月04日
*讓·梯若爾簡介：*讓·梯若爾（Jean Tirole）教授，1953年8月9日出生於法國，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現擔任法國圖盧茲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科研所長，同時在巴黎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兼職教授，並先後在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984年至今擔任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雜誌副主編。
梯若爾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大師（1990－2000年世界經濟學家排名第二），被譽為當代"天才的經濟學家"。他曾發表過300多篇高水平的論文和11本專著，其研究領域幾乎涉及經濟學所有領域。梯若爾以他開創性的貢獻贏得了國際盛譽：1993年歐洲經濟協會Yrjo Jahnsson獎、1996年慕黎黑經濟研究中心，1999年產業組織協會傑出成員獎；1998年被推選為世界經濟計量學會主席，2001年當選為歐洲經濟學會主席，併成為美國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1993）和美國經濟學會外籍榮譽會員（1993）。
梯若爾繼承了法國學者重視人文科學的傳統，再加上他深厚的數學功底，很快就顯示出了他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卓越的天賦和才華。他當時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先後於1982年和1985年在權威的經濟計量學雜誌發表了兩篇經典論文，奠定了他在投資學領域的學術地位。此後，梯若爾轉向了當時正在興起的產業組織理論。他將對策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應用於產業組織理論，開始構建了一個新的框架，並用其分析解決產業結構調整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產業組織理論》出版，標誌着產業經濟學新的理論框架的完成。這本書可以説是第一本用對策論範式寫成的教科書，甚至是一本企業行為的對策論專著。在此後的十幾年中，這本書一直作為世界著名大學經濟系研究生的權威教程而廣為流傳。
1988年，梯若爾從美國回到法國，和著名經濟學家拉豐（已故）教授一起創辦了享譽全球的法國產業經濟研究所（IDEI），擔任科研主任。如今的IDEI已經成為經濟學界公認的世界第一的產業經濟學研究中心，也是歐洲的經濟學學術中心。
1991－1998年，梯若爾確立了在經濟學領域中的領導地位。在這一時期，梯若爾先後發表了《對策論》（合著）、《經濟組織中的串謀問題》、《不完全契約理論》等經典論文。梯若爾2000年的著作《金融危機，流動性與國際貨幣體制》在國際金融界引起巨大反響。以往針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建議大都是通過"adhoc"（缺乏微觀基礎）的模型推導而來的，梯若爾認為這些政策只看到了問題的症狀，而沒有看到更深層次的原因，資本自由化並不能醫治百病。在本書中，梯若爾從最基本的假設出發，考慮了國際金融體系下貸款人和借款人的關係對流動性和風險的影響，強調了市場失靈問題在國際金融危機討論中的重要性。
本文核心提示：
■我們總是生活在博弈之中，總是在進行博弈。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徹，就必須用博弈論表述出來，這樣就能知道改變遊戲規則時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如果禁止內部交易，實際上讓公司更容易融資，因為投資者更願意購買股票。因此內部交易不好，應該禁止。
■改革適宜在經濟高漲的時候進行，因為這個時候改革，工人失業後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而在蕭條時期改革很難開展。
■中國對外競爭做的很好，但內部相互徵税不是很好，應該提倡自由貿易。如果內部關税不能取消，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也會帶來很大問題。
■在科技前沿失去機會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一個國家的大學不是很好，大學太弱小，不能給研究者以激勵。
■全球對房地產泡沫問題都十分關注。
■中國學者肯定也是想留在中國，只是美國大學提供的學術條件更好。
■好的經濟學家忙於教學和研究，所以沒有時間面對大眾媒體，差的經濟學家反而做這些事情。
梯若爾，如果把他稱作一個天才，在世界經濟學圈內恐怕沒有人提出異議。這位50出頭的大師，在其2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所作的貢獻足以令任何一位經濟學家瞠目：300多篇高水平論文，11部專著，內容涉及經濟學的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從宏觀經濟學到產業組織理論，從博弈論到激勵理論，到國際金融，到經濟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梯若爾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梯若爾被認為在今後必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物之一。
日前，記者在武漢大學有幸與這位馳騁世界經濟學疆場的風雲人物面對面對話。這個身材瘦高、目光敏鋭、嗓音渾厚的經濟學家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十分謙虛。凡是他不能回答的問題，他總是這樣對我説：“這個我不知道。”或者説：“我對此沒有研究。”在梯若爾給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學生上課的空隙和他的休息時間裏，在武漢大學最年輕的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鄒薇的陪同和幫助下，我就梯若爾研究的領域，像博弈論、產業組織理論、不對稱信息和經濟學與心理學交差等問題與之進行自由探討，並且儘量把這些問題與中國現實結合起來。梯若爾對中國十分友好，他幾次提及：中國在發展自己經濟的時候，千萬不要重演別國的失誤。
一、我們總是生活在博弈之中，總是在進行博弈
記者：歡迎您，梯若爾！武漢大學好像尤其歡迎您，前天下了場很大的雪，我和鄒恆甫教授開了一個玩笑，我説正是由於兩個天才性的人物回到了這所學校，上帝恩賜在春天校園櫻花要開的時候下了一場奇特的雪，據説在武大的校園內還很少見到這麼大的雪。這是您第幾次來中國？
讓-梯若爾：謝謝！這是我第三次來中國，這次和上次都是在武漢大學教課。第一次我和妻子及三個孩子一起來，既是講課又是旅遊。
記者：三次來中國印象有沒有什麼不同？
讓-梯若爾：我第一次來中國是在2000年，前後相隔只有五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很快，這五年之中中國發生了太大的變化。我這次來武漢所見所聞就和上次不同，經濟蓬勃發展，到處都是新建築，儘管上次是一年半之前。
記者：中國讀者通過《博弈論》一書瞭解到您，請您總結一下博弈論的主要思想，您為何致力研究對策論？對策論對我們有什麼啓示？
讓-梯若爾：博弈論研究人與人之間、組織以及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我們用博弈論這種工具把相互作用公式化，並由此開始思考政治科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許多問題。我們所作的工作是給出一些工具幫助我們瞭解一些情況的含義。我們假設人們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當然有時人們從自身利益出發也會選擇合作。我們來尋找系統的均衡，比如納什均衡，即每個人從自身利益出發行動，看這樣會有什麼結果。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當你設計機制或者改革的時候，你必須考慮會發生什麼情況，行動者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怎樣做。
記者：您剛才談到的改革，如果我們想要進行一項改革，應該考慮哪些參與者？
讓-梯若爾：改革形式有很多種。例如在法國，表現為很多爭論，其中一個是失業保險，設計合適的失業保險金額，探討公司解僱員工時是否應該有所支付。法國現在的改革是，公司解僱員工時不用支付。我認為公司應該支付，我正在研究支付結構，以及對勞工僱傭制度的影響。這是一個例子。無論何時我們想到產業組織都需要用到博弈論。例如考慮金融危機時，就必須考慮這樣的博弈：政府、中央銀行想要維持通貨水平，而投機者想幹擾通貨水平。因此我們總是生活在博弈之中，總是在進行博弈。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徹，就必須用博弈論表述出來，這樣就能知道改變遊戲規則時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記者：從某種意義上講，產業組織是博弈論的某種推廣，是這樣嗎？
讓-梯若爾：實際上有兩種方法，一個是博弈論，觀察參與者的策略。另一個相關的是信息經濟學，認為人們有不同的信息，利用不同的信息為自身服務，這是兩種方法，應用在很多領域。產業組織有兩個分支，一個是競爭策略，研究公司在市場中的戰略，如何選擇價格、生產能力、研發以及廣告投入等等。一旦你開始瞭解公司的行為，就要考慮博弈規則。例如競爭政策給出公司的博弈規則，你不希望他們串謀對消費者收取高價。又例如，佔優廠商想捆綁銷售，這對社會是好事還是壞事，都可以用博弈論來研究。最近，圖盧茲的研究機構對歐洲競爭委員會在“累積佔優”方面給出指導建議，累積佔優指的是少數公司在市場佔優，用博弈論來考慮何時價格抬高何時降低。這是很重要的，例如考慮合併時，有四個廠商，其中兩個願意合併，因此要考慮是否會加速廠商之間的串謀，提高消費者面臨的價格。
二、禁止內部交易很不容易，這必須靠健全的法規和制度
記者：有時我們發現很多不對稱信息，博弈與不對稱信息聯繫緊密。例如在股票市場，內部人員比其他人的信息多很多。
讓-梯若爾：這是博弈論的一個應用。在股票市場中，存在擁有私人信息的內部交易者，如經理、股東和大股東，如果他們交易股票，那就意味着其他投資者會賠很多錢。如果禁止內部交易，實際上讓公司更容易融資，因為投資者更願意購買股票。因此內部交易不好，應該禁止。
記者：但禁止不是很容易，對嗎？
讓-梯若爾：對，禁止內部交易很不容易，這必須靠健全的法規和制度。
記者：法國對內部交易有什麼懲罰措施嗎？
讓-梯若爾：有不同的懲罰，可能會被起訴、罰款甚至進監獄。
記者：和發達市場相比，中國的市場還在發展中，例如股票市場還很不完善，有很多不對稱信息和內部交易，沒有嚴格的監管機制。根據法國和美國的經驗，您對管理該市場有什麼建議？
讓-梯若爾：如果在一個市場中，內部交易者可以隨意轉移資源，進行內部交易，將對其他交易者不利，股票市場也不能發育健全。因此保護少數小股東很重要，這樣他們才會有積極性向市場注入資金。我認為透明性很重要，公司信息、公司治理也很重要。如果公司不能償還投資者的資金，就不能籌集到錢。所以公司治理和投資者保護都很重要。另一種情況，股票市場很小，很多公司沒有上市，這些公司保持私營或者家庭經營，不僅是中國，法國和意大利也是如此，很多公司還是家庭所有或者私營而沒有上市。
記者：他們既然沒有上市，那麼是否靠銀行系統貸款來籌資？
讓-梯若爾：對，他們沒有公開上市，靠銀行系統貸款來籌資，或者私人投資者。
記者：這些家庭公司容易通過銀行系統籌資嗎？
讓-梯若爾：他們確實靠借款，但不容易得到想要的那麼多。如果管理和機構合適的話，他們可以借款更多。但是他們（在法國和意大利）仍然保持家庭或私營形式。因為如果公開上市，可能受到很多管制，反而不好運作。
記者：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而股市卻持續低迷下滑，很多股民和機構被套。經濟發展與股市的背離，這種情況正常嗎，在海外有這樣的先例嗎？如果證券市場真的出現問題，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什麼影響？
讓-梯若爾：首先我要説明的是我對中國瞭解很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第一點，無論世界上哪個國家，股票市場波動性都很強，價格變化很大，投資總是有風險的。我想有一種可能性，不知是否正確，即在當前階段，中國的公司治理結構還存在問題，還不是很完善。小股民擔心投入公司的股票可能得不到回報，這樣股市就不會很強勁。另一方面，股票市場還有很多國有企業，你們稱之為國有股。只要這些股票國家控制，就可能總有缺陷，股東得不到紅利。這也是股市低迷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對中國而言，就是銀行系統，中國政府不斷調整銀行的資本結構。國有企業和銀行關係密切，只要銀行不是很強大，由於政治原因，他們主要不是貸款給好的借款者，而是不良的借款者。因此銀行體系也有待改革。
三、改革適宜在經濟高漲的時候進行，因為這個時候改革，工人失業後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而在蕭條時期改革很難開展
記者：中國兩大國有銀行，即中國銀行和農業銀行已經準備股份化。如今有些貸款很難催回，那些國有企業拒絕還貸，也不可能懲罰他們，聲稱這不是我的錯，是政府的失誤，政府要求我投資，結果失敗了。
讓-梯若爾：這是一個問題。我們國家的情況是（可能不適合中國），國有企業被迫投資於政治目的的項目，有時是好的，但大部分情況不好，不符合經濟原理。我們必須小心。想要杜絕這樣的不良貸款不容易，因為這樣會導致大量失業。這方面中國的情況我不是很瞭解，我對此沒有什麼研究，但我想這與轉型相關。
當國家逐漸發達的時候，會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解僱員工時，員工可以領取失業保險，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員工渡過失業期，給失業人員一段時間找到另一份工作。我想中國還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如果已經建立，改革就更容易進行。
而且改革適宜在經濟高漲的時候進行，因為這個時候改革，工人失業後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而在蕭條時期改革很難開展。這是應該注意的一點，即改革在經濟發展好的時候更容易進行。
四、中國對外競爭做得很好，但內部相互徵税不是好事，應該提倡自由貿易
記者：歐洲各國之間經濟很統一，內部之間貿易量非常高。很多商品標記為“歐盟製造”而不是“德國製造”。
讓-梯若爾：我們把歐洲看成一個經濟整體，內部商品自由流通。今天下午知道中國跨省之間的貿易互相徵税我很吃驚。中國對外競爭做得很好，但內部相互徵税不是好事，應該提倡自由貿易。
記者：他們這樣做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例如湖北和湖南兩省，湖北產酒，湖南產煙。這兩種商品利潤都很高。所以湖北對從湖南進入的香煙徵税，湖南對從湖北進入的酒徵税。
讓-梯若爾：這樣不合適，這會減少貿易量，有礙增長和社會福利。博弈論對這個案例的分析是，每個省份追求自身利益而對外省徵税。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設立歐盟、世貿來降低貿易壁壘的主要原因。現在中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世界其他地方曾經經歷的失誤不應該在中國重演，中國中央政府做得很好，但如果內部關税不能取消，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也會帶來很大問題。中國一定不要重演別國的失誤。
五、在科技前沿失去機會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一個國家的大學不是很好，大學太弱小，不能給研究者以激勵
記者：中國有種説法，現在是信息技術時代，您能否預見以後，例如十年，還有什麼技術可以深刻的改變人們的生活？
讓-梯若爾：這個我不知道。因為藥物方面的突破，我想生物技術應該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還有基因技術等，如果比較好的加以利用也是可以有突破的。信息技術當然已經改變人們的生活。其他領域也會有突破，如軟件方面。我在武漢講授的這個課程，五年後如果通訊低廉的話，我可以在法國的圖盧茲授課。但現在這種授課方式中交流是面對面的，從電視會議不可能獲得。教育領域的改變也很有可能。現在還沒有發生，是因為昂貴。我們可能會適應，從而改變我們的生活和地理位置。
記者：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和歐洲）對於新的技術投入佔GDP的比例有多少？
讓-梯若爾：法國政府對新技術的投入不是很多，因為人們都意識到BULL帶來的損失。我的看法是，法國失去了世界生物和軟件等新技術的前沿位置。在科技前沿失去機會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一個國家的大學不是很好，大學太弱小，不能給研究者以激勵。因為最好的學者去了美國。這些教授很有活力，精力旺盛，工作認真，他們可以自己建立公司，或者訓練學生建立公司，但現在他們大多數去了美國。所以法國失去了大學研究的前沿位置。
記者：圖盧茲的經濟學仍然是經濟學的前沿。
讓-梯若爾：圖盧茲是一個例外，這還要歸功於已故的經濟學家拉豐教授的工作，他創辦了IDEI，做了大量非同尋常的工作，讓圖盧茲在經濟學還能保持前沿水平。
大多數技術領域的研發還是公司自己投入的，私人企業、大學和獨立機構是主要投資者。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情況。政府確實有很大投資，但這些投資不會用在國有企業，首先會給大學，自然科學基金的政府資金髮給最好的大學，最好的研究者從政府得到資助。公司從事研發是可以減税的，所以他們有積極性這麼做。當然政府也以不同的方式資助研發。
六、全球對房地產泡沫問題都十分關注
記者：請你為我們談談國外房地產的有關情況。房地產泡沫在目前的中國談論很多，如何防止房地產泡沫帶來的經濟問題，在國外有什麼好的經驗可以給我們以借鑑？
讓-梯若爾：全球對房地產泡沫問題都十分關注。美國有一個學者Robert Shiller，曾經設想建立房產保險公司，給房產價格保險。對壽險來説，我買了壽險，如果去世，保險公司會向我的妻子賠付，對它來説是一種損失，但只要我在世，每年就要交固定的保費，對保險公司來説是盈利的。房產保險的情況類似，儘管還沒有真正出現。即如果價格下跌，你能得到一筆錢，但每年你有固定支付保金。這種保險公司在理論上可以存在，還沒有真正成立。
記者：為什麼沒有成立呢？
讓-梯若爾：這是學者的構想，還沒有付諸實施。原則上可以賺錢，但管制機構（專門監管銀行和保險公司的機構）沒有批准。如果公司為武漢的市民房價保險，價格下跌的話，這種公司會有很大的損失，一旦破產，就不能給你錢。這和銀行破產是一樣的。壽險的情況不同，我們清楚每年去世的大概人數，即大數定律，因此管制機構可以確保公司不破產。但房地產保險公司風險很大，因此沒有得到批准成立。
七、中國學者肯定也是想留在中國，只是美國大學提供的學術條件更好
記者：您能向中國的讀者介紹一下自己的經歷和學術貢獻嗎？
讓-梯若爾：我開始是學工程的，不是學經濟學。我在法國的大學學習了六年數學和工程。但我很喜歡社會科學，然後決定學習經濟學，先是在法國學了一段時間，主要還是在美國MIT學習並取得了博士學位。之後我回到法國巴黎大概有三年，我想呆在法國，不想在美國。但後來發現法國大學制度和研究環境不是很令人滿意，所以我很快又回到美國，在MIT當了7年教授。
有了三個孩子後，妻子和我認為或許可以回到法國。在一年的學術休假期間我回到了法國，和拉豐教授一起完成一本教科書，我們很喜歡圖盧茲。我決定留在圖盧茲，同時保留MIT的兼職教授。我們很喜歡圖盧茲，不是因為法國比美國好，只是因為法國是我們的祖國。
中國學者肯定也是想留在中國，只是美國大學提供的學術條件更好。如果你真的對研究感興趣，美國的大學環境很好，你可以專心於教學和研究，而不用擔心其他的事情。所以在美國做研究很舒服。同樣很多法國大學的教授願意到美國，不是因為他們想呆在美國，而是因為美國大學的研究環境更好。我相信中國的大多數學者也是希望呆在中國的。
記者：我們知道您取得博士學位後3 年就很有名，很少有人這麼短時間內發表這麼多文章。
讓-梯若爾：首先我不認為自己有名，能在良好的環境中做研究很重要。
記者：你在完成最初三篇文章的時候是在法國嗎？
讓-梯若爾：是的。很多美國同事到巴黎看我，那時我還遇到了拉豐教授。我比較幸運的是與很多聰明的人合作，他們貢獻很大，而我的貢獻很小，MIT和圖盧茲的研究環境很好，這很重要。
記者：您在很多領域都做出了貢獻，能否總結一下您最感興趣的領域。
讓-梯若爾：我對社會科學很感興趣，特別是經濟學。一旦把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搞清楚，你就很容易想到其他領域。專攻一個方向當然很好，但我總是想把博弈論應用於各個領域，如金融危機、心理學。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產業組織，但我喜歡研究不同的領域，因為學無止境，你必須不斷學習。每個學者都認為或者第一或者最後一個貢獻是最重要的，這是錯誤的，因為各個貢獻都是相輔相成、互相作用、不斷提高的，可能最後一個最重要，但我現在還不知道是哪個。
記者：您可以簡要介紹一下前後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寫作，即將出版的《公司金融》這本書嗎？
讓-梯若爾：我盡力想要把公司金融的框架表述清楚、完整。這要求不斷根據已有文獻加以完善，同時要補充文獻中遺漏的部分，便於學生使用。這也是在我對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從不對稱信息、代理者問題等觀點來看待公司治理和公司金融中的問題。最後我也試圖探討對微觀政策的借鑑。
記者：您的書和現有文獻有沒有什麼聯繫，現在人們通常從MM定理和CAPM模型起步，您卻跳過了這些內容。
讓-梯若爾：現有的文獻大多隻是研究了債券、股票等資產的定價問題，而沒有討論公司融資、公司治理等等。我的書中加入了這些內容。現有研究資本資產定價、MM理論和CAPM的文章都沒有對此進行研究，例如MM理論説，你可以將公司的收益以任何方式分為資產和債務，沒有差別，你可以分紅，也可以不分紅，沒關係。但在現實中我們發現這是錯的，我在書中從信息不對稱角度對此有所討論。
記者：您最近研究心理學，您覺得心理學與經濟學有什麼關係，研究意義何在？
讓-梯若爾：我們借鑑心理學中的很多框架和結論，心理學家通過進行有趣的實驗瞭解人的行為。經濟學對人的行為定義很簡單，我們通過心理學的結果把定義具體化。現在我們還沒有到改變整個經濟學的階段，但至少可以解釋以前不能解釋的一些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心理學很有用。
記者：你們在圖盧茲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氣氛。
讓-梯若爾：拉豐教授在圖盧茲建立了良好的研究環境，儘管與美國相比還差一些。所以有人從美國回來，也有可以去美國的人卻來到圖盧茲，因為我們的學術環境比法國其他地方好得多。在中國當然也可以做到。如果給研究者良好的學術環境，可以做到。拉豐教授在法國南部做到了很多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中國有很多聰明的人才，教育制度改善是可以留住人才的。
記者：圖盧茲的研究所從政府得到資助還是公司？
讓-梯若爾：圖盧茲主要從公司得到資助。法國政府不太願意歧視對待大學，給每個地方都有撥款。公司給我們資助，我們則向他們提供諮詢和建議。這點我們與法國其他大學不同。
八、好的經濟學家忙於教學和研究，所以沒有時間面對大眾媒體，差的經濟學家反而做這些事情
記者：您能提出幾條辨別好經濟學家的標準嗎，名氣大、曝光率高的是否就是好的經濟學家？
讓-梯若爾：好的經濟學家忙於教學和研究，所以沒有時間面對大眾媒體，差的經濟學家反而做這些事情。在美國，傳統上好經濟學家會對媒體發言，如保羅·薩繆爾森。好經濟學家必須嚴謹的對待研究、教學和最新的文獻資料。這不容易瞭解，不過還是有方法。例如，有些經濟學家對外界很開放，瞭解研究動態，也在國際雜誌上發表文章，這些信號顯示他們很嚴謹，同樣他們對提建議也很積極。所以媒體也要了解誰是嚴謹的，誰不是。法國就不是這樣，他們總是弄錯採訪對象。
記者：請您介紹最簡單的識別經濟學家，區分好壞的方法。
讓-梯若爾：我認為首先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必須審慎的對待研究，追蹤文獻前沿；其次必須保持謙虛，因為我們確實有很多事情還不是很清楚，所以公開發言的時候必須很謹慎，這也是差的經濟學家比好經濟學家更有名的原因，他們總是很肯定自己説的話，好經濟學家往往不是很肯定。
記者：經濟學家通過什麼途徑影響政府的決策？不是媒體，而是自己的文章和研究成果？
讓-梯若爾：對，但是在長期通過文章影響，短期不能奏效。因為政治家不願意聽取這些意見，他們清楚自己的利益，而經濟學家的建議不一定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經濟學家提供想法供人們討論，過了十年，十五年，結果顯而易見。但是短期的效果不明顯，尤其是一些新思想，通常會遭政治家的排斥。
（本文得到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鄒薇教授、新生代經濟學人陸琳和張鵬的幫助，在此謹致謝忱！“經濟觀察家”欄目刊發此文，並不代表我們完全贊同讓·梯若爾（Jean Tirole）教授本人的觀點，希望中國的經濟學人和網友對此進行探討延伸。此文為版權文章，其他紙質媒體若轉載或援引此文必須徵得人民網本文責任編輯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