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為美軍打贏戰爭列十大經驗 稱不聽取將失敗
美國《外交》雙月刊11/12月號發表題為《更多小規模戰爭》的文章，全文編譯如下：
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就血腥程度和耗費錢財而言，遠非美國付出代價最高的戰爭，但其造成的人員傷亡比美國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所習慣的兵不血刃的戰爭要大得多。截至本文發稿，已有2344名美國軍人在阿富汗、4486人在伊拉克陣亡，另有數萬人受傷。經濟代價高達數萬億美元。
然而，這種投入換來的收效並不大。“伊斯蘭國”的遜尼派極端分子和伊朗資助的什葉派極端分子瓜分了伊拉克的非庫爾德地區。與此同時，塔利班和“哈卡尼網絡”等武裝組織在阿富汗仍處於攻勢。人們可能會因此得出結論認為，美國應當乾脆永久性放棄這種非正規戰爭。
要是像美國這樣既強大又脆弱的國家可以確切規定它所發動戰爭的類型就好了。可惜，現實總是不配合。幾百年來，秉持各種政治理念的美國總統們發現自己的敵人五花八門——北非海盜、菲律賓暴亂者、海地游擊隊、越南共產黨人、索馬里軍閥、塞爾維亞敢死隊，以及塔利班和“基地”恐怖分子。不同於傳統軍隊，這些對手極少公開與美軍正面“硬碰硬”，因此無法被迅速打敗。為了痛擊這些神出鬼沒的敵人，美軍不得不開展既耗時又艱苦的平叛、反恐和國家建設行動。
沒有理由認為將來的情況會有所不同，因為國家內部衝突始終遠比國家間衝突爆發得要頻繁。即便美國不會很快派出大批地面部隊投入另一場戰爭，它也註定要幫助盟友平息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類似的衝突，而且近幾個月的事態證明，美軍不得不繼續留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既然華盛頓躲不開叛亂，那麼，上策就是更好地打擊叛亂。從多年戰爭中，人們可以總結出10條“平叛法則”，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軍人、外交官和間諜在應對未來衝突時應當銘記在心。
1.開打前想好怎麼善後
第一條法則或許聽起來很簡單，卻總是被忽視：為推翻舊政權後的局勢發展預先制訂計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小布什政府沒有為軍方所稱的“第四階段”、也就是迅速獲勝之後的階段做好充分準備。這一疏忽使這兩個國家的法律和秩序瓦解，叛亂活動滋生。而奧巴馬一邊批評前任對伊拉克戰爭的處理，一邊卻在利比亞重蹈覆轍。2011年，美國和北約幫助叛軍推翻卡扎菲，卻沒有采取什麼措施幫助新生的利比亞政府確立對本國領土的控制。結果，利比亞至今被民兵組織鬧得四分五裂。就在今年7月，也即美國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在班加西遇害約兩年後，由於的黎波里的戰鬥蔓延到機場，美國務院不得不撤出全部外交人員。
這個問題並不侷限於小布什和奧巴馬。美國一貫在結束戰爭方面顯得笨拙，往往着眼於狹隘的軍事目標，而忽略“軍隊應服從政治”的鐵律。由於這種疏忽，南北戰爭結束後南方獲得自由的奴隸和他們的白人聲援者反遭迫害，美西戰爭結束後菲律賓爆發叛亂，一戰結束後納粹在德國、共產黨在俄國崛起，二戰結束後朝鮮半島和越南烽火連天，海灣戰爭結束後伊拉克戰爭蓄勢待發。美國官員總是想當然地以為，美國所要做的就是除掉惡棍，戰後和平將自然實現。但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樣。從混亂中建立秩序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説都是最艱鉅的任務，它需要大量像美軍為在1945年以後佔領德國和日本所做的那種準備，但那種準備空前絕後。
2.決策者切忌一意孤行
同樣重要的一條經驗教訓是，要質疑在衝突過程中做出的美好臆斷。薩達姆被推翻後，布什政府選擇了在伊拉克留下儘可能輕微的痕跡。他們推想，美軍越快撤走，伊拉克舉行越多的選舉，伊拉克人就越有可能為他們自己的難題負起責任。這個策略貌似合理。卻是錯誤的。至少到2005年，布什、他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駐伊聯軍司令凱西上將想必已經發現他們的策略行不通。然而布什直到2006年底才開始檢討，但為時已晚，失敗迫在眉睫。
除了最高統帥犯錯，美軍的師、旅、營級指揮官也都有這個毛病，總是堅信他們在自己的行動區域正取得進展。我從2003年起定期前往伊拉克考察，卻從未聽到有人提及形勢在變糟。指揮官們千篇一律地描繪出一幅他們正在克服挑戰的美妙圖景。其最常用的台詞是：“該地區以前的駐軍確實弄得一團糟，但我們來後，已經讓形勢朝着正確方向發展。”做出與此不同的評估並不難：你只要拿起《紐約時報》或者《華盛頓郵報》就會發現，伊拉克正滑向內戰邊緣。很多美軍基層官兵也私下承認這一點。但處於指揮鏈較高位置的軍官對壞消息嗤之以鼻，稱這些數據未反映出伊拉克據説正在取得的隱秘進展。
布什政府對伊拉克戰爭不切實際的政治承諾也負有部分責任，因為它使決策者看不到其倡議正走向失敗。同樣地，軍隊將領對他們所實施的戰略產生了感情依戀。五角大樓的敢作敢為精神也起了一定作用。美軍的最大美德(堅決服從命令、不給失敗找藉口、排除萬難實現目標)也是它的最大弱點。其可能會使普通士兵不敢向上級説出令人不安的實情(哪怕有這種想法也不行)。
向伊拉克增兵成功，始於2007年初接任駐伊聯軍司令彼得雷烏斯承認戰爭有輸掉之虞。在新增3萬名軍人之後，他制訂了着重保護民眾安全的全新戰略。為準確掌握戰場形勢，彼得雷烏斯繞過指揮鏈，直接向普通士兵和文職專家、包括記者和研究人員瞭解一線情況。軍方應當確立一種類似的事後評論(或稱“紅隊研判”)規範，並定期從外部獲取信息，以避免指揮鏈被一些唯命是從的傢伙把持。
3.培養選拔戰略思想家
美國還應當在軍事和文職領域培養更加優秀的戰略思想家。美國的傑出人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犯的錯誤毫不遜色於他們的前輩在越南犯下的錯誤。10年戰爭暴露了那些看似經驗豐富、能力出眾的文職官員的內在缺陷，比如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駐伊最高行政長官布雷默和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使霍爾布魯克。同時，也暴露了職業軍官們的“軟肋”，比如駐伊聯軍司令凱西、中央司令部司令弗蘭克斯及其繼任者阿比扎伊德、駐伊美軍高級指揮官桑切斯、駐阿聯軍指揮官麥基爾南;也暴露了一些軍人出身的高級文職人員的缺陷，比如駐阿富汗大使艾肯伯裏。
因這兩場戰爭而威信得到提升的高官不多，彼得雷烏斯和負責2007至2008年增兵工作的美駐伊拉克大使克羅克是鳳毛麟角的兩個，因為他們表現出了在美軍中難得一見的品質：戰略敏鋭。就連因為出色管理了聯合特戰司令部而威名遠揚的麥克里斯特爾上將也未能“保住晚節”，他在2010年因下屬向《滾石》雜誌記者發表不當議論而被迫辭職。
絕非偶然的是，彼得雷烏斯和克羅克都有着不同尋常的背景。跟大多數將領不同，彼得雷烏斯沒上過軍事院校，他在普林斯頓獲得了一個國際關係博士學位。克羅克也是在普林斯頓讀的研究生，他還當過卡車司機、建築工人、調酒師、的哥和服務員，曾經從阿姆斯特丹搭便車前往加爾各答。他對我説：“這趟旅行差點要了我的命，但讓我對該地區有了外交官不可能有的瞭解。”顯然，五角大樓不可能要求其所有未來領導人都花時間開出租、上常青藤名校或遊遍歐亞大陸。但它應當鼓勵新人讓自己多一些經歷而非走老路。它應當摒棄僅根據作戰表現來提拔軍官的作法，還應當考慮他們的戰略智慧。
4.訓練軍人能文又能武
五角大樓應當銘記的另一條經驗教訓是，訓練不能僅僅針對短期常規作戰。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遇到麻煩，很大程度上因為它的方案根本不是為國家建設和平定叛亂而設計的。當伊拉克在2003年4月薩達姆下台後明顯不會順利自治時，該國的治理工作先是被交給重建和人道援助辦公室，後又被交給臨時權力機構——荒唐可笑的是，這兩個機構都沒有應對它們所面臨嚴峻挑戰的充分準備。軍隊為打垮像薩達姆這樣的政權歷經多年訓練，文職機構卻最多隻有幾個星期的時間為治理一片外國土地這一遠遠更為艱難的任務做準備。
在阿富汗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雖然一個臨時政府在塔利班下台後的短短幾周內成立，但它的權威十分脆弱。卡爾扎伊總統實際上只是喀布爾市長而已，但布什政府和美國軍隊認為增強卡爾扎伊的權威不是他們的職責。其結果就是造就一個充斥着腐敗軍閥和塔利班叛軍的權力真空地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軍片面地着眼於追剿叛亂分子而非根除杜絕他們的存在理由，結果因眾多無辜者入獄或喪生，反而導致叛亂分子贏得更多支持。
通過反覆試驗，美軍學會了平定叛亂和建立能夠行使職能的國家而不僅僅是開展火力密集的作戰行動。然而，它的確有喪失這一專長之虞，因為它正由於預算削減而裁減老兵並回歸它真正的愛好：為永遠不會真正來臨的常規戰爭做準備。平叛必須始終是軍事課程的一部分，五角大樓應當編髮一份指導手冊併成立一所專門的行政管理學校。
文職方面的情形更糟。儘管口口聲聲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增派文職人員”，但國務院和其他政府部門根本派不出充足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發展等領域專業人士去協助軍方，很多工作最終都由軍人承擔。問題的癥結在於，美國政府內部沒有哪個部門認為國家建設歸自己管。最沾邊的是美國國際開發署，但其職責模糊不清，自身資源捉襟見肘。美國國際開發署該進行整頓了，要讓它不再着眼於開發本身，而是將注意力放在幫助馬裏、巴基斯坦等諸多有戰略意義的國家進行建設上。作為這種轉變的一部分，該機構應當聘用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裁減下來的一些軍人，這些人非常擅長國家建設。
5.讓官兵學外語做專家
為國家建設做準備還需要美軍提高文化和語言技能。駐阿富汗和伊拉克美軍的最大弱點是對當地一無所知。2003年8月筆者在巴格達西南某地區的經歷充分説明了這一點。當時我跟隨幾名海軍陸戰隊員駕車行駛在路上，一個簡易爆炸裝置在附近炸響。在海軍陸戰隊員搜查元兇時，一個伊拉克人走過來想告訴我們什麼事，但他不會講英語，而我們也不會講阿拉伯語。
軍方通過僱用更多翻譯和文化顧問可以部分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但是，與極端主義的鬥爭涉及範圍很廣，阿富汗和伊拉克只是其中兩個戰場。如今，美國政府對伊朗、利比亞、馬裏、尼日利亞、巴基斯坦、敍利亞的文化和語言知之甚少，一如它曾經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瞭解程度。美國根本沒有多少軍人、外交官和情報人員會講阿拉伯語、波斯語、普什圖語和烏爾都語，更不用説非洲和南亞各地的方言。這不僅僅是掌握外語的問題，從許多方面來講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權力結構、風俗習慣和精神狀態。
軍隊的確有一批外事軍官，他們具有地區性專業知識，但極少擔負重要指揮任務。五角大樓應當在晉升和任務分配過程中對他們的專長給予更多重視，並讓當中一些人在熱點地區駐守幾年甚至幾十年，以便有機會獲取知識和影響力。這其中有些志願者應當是在外國出生的。五角大樓必須加快執行“緊缺人才徵兵計劃”(MAVNI)，允許沒有綠卡但具備必要技能的移民入伍。事實證明，該計劃能夠帶來高素質的軍人，包括2012年被評為“年度優秀軍人”的尼泊爾移民薩拉爾·什雷斯塔中士。但MAVNI每年只有1500個名額(其中許多專招技術人員)，數量實在太少。
6.陸軍作用仍無可取代
在面對未來的平叛行動時，美軍還應當明白，它不能過於依賴高技術火力和特種部隊。阿富汗和伊拉克彰顯了精準轟炸、無人機空襲和特戰突擊的弊端。在伊拉克，這些作戰方式雖很重要，卻無力扭轉局面。直到美軍在2007年採取“以人為本”戰略後，局勢才開始改善。在阿富汗也是如此，美軍直到2010年才開始執行平叛戰略。在那之前，突襲式特種作戰並未產生持久的效果，新的叛亂分子迅速取代了被抓或被殺的叛亂分子。只有在美國和阿富汗軍隊大批進入赫爾曼德省和坎大哈省以後，他們才能維持長期被塔利班控制地區的安全。
就推動政權更迭而言，街角的步槍手(注：這裏指地面部隊)仍是無可替代的。無人機襲擊和特種部隊能消滅恐怖分子頭目，但不能根除整個恐怖組織——那需要控制足夠大的地盤來阻止像“基地”“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在失去頭目後重建。
然而，美國政府又在裁減地面部隊，並且變得過於依賴無人機襲擊和特種部隊。假如有史以來幅度最大的預算削減生效，現役陸軍人數可能會在今後10年內從2011年的57萬人減少到區區42萬人。
過去10年間的事實證明，57萬大軍都不足以在兩場有限的衝突中對付裝備簡陋的敵人，而未來的對手可能會使用前所未有的高技術武器。假如縮減至42萬人，美陸軍將會打一場地面戰都有困難，因為其任何時候都只能把不到三分之一的軍人派上戰場，其他大多數人要麼在休整，要麼在為上戰場做準備。同時打兩場戰爭曾是美軍戰略的金牌標準，但未來將根本不可能。那些認為美國絕不可能再打地面戰的人應當記住，一戰後很多人曾有同樣的想法，而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海灣戰爭後亦然。
7.別把一線軍人慣壞了
看似沒用、實則有重大關係的另一條經驗教訓是：不要讓後勤推動戰略。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留下了顯著的後勤痕跡，建立了一系列戒備森嚴的“小美國”向軍人供應從冰激凌到大屏幕電視機等各種日用品。這些“部隊大院”的物資補給開銷貴得驚人。2006年夏天兩場軍事行動開展時，美軍中央司令部派出3000多輛卡車向各基地輸送物資，另有2400輛卡車輸送燃料，而這些車隊都必須有武裝部隊或防務承包商沿途護衞。
高級指揮官未必認真思考過後勤成本，他們或多或少是在機械性地運作。而各基地指揮官也會覺得新增幾個福利設施，可以讓手下過得更舒坦。這種念頭雖值得讚揚，但在這個過程中，指揮官們不僅製造了補給線的薄弱環節，還使軍人遠離當地民眾，而後者對平叛行動取得成功而言不可或缺。今後，五角大樓應當抵制住修建大型豪華基地的誘惑，除非這樣做能實現戰爭目標。
8.嚴格管束防務承包商
另一條獨特但至關重要的經驗教訓是，美國政府應當對防務承包商盯緊點。由於冷戰結束後大裁軍，美軍沒有足夠兵力既控制阿富汗又兼顧伊拉克。因此，五角大樓嚴重依賴承包商承擔從基地洗衣到保護車隊等種種工作。雖然大多數僱員並不配備武器，但有很少一部分人(2013年底在阿富汗所佔比例為16%)是配備武器的，他們招致了無數對其不端行為的申訴。承包商常常開着黑色裝甲SUV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城鎮橫衝直撞，將民用車輛擠到路邊，有時甚至向離自己太近的車開槍。最臭名昭著的是“黑水”公司，2007年，其員工在巴格達的尼蘇爾廣場打死了17人。
雖然防務承包商通常能完成任務，有時還乾得很出色，但對其職責的定義本身就是個難題。美國政府僱用他們把人或物從一個地方運送到另一個地方，卻不管結果如何。不同於軍人，承包商為了獲利可謂無法無天。
這種放任做法的必然後果就是一系列不端行為損害了美國與當地人的關係。卡爾扎伊和伊拉克前總理馬利基逐漸對承包商的所作所為感到憤怒，揚言要將他們趕出去。
為此，美國國會在2004年修訂了法律，從而可以讓美國的法院起訴本國承包商。然而迄今為止，只有12個人按照這些法律條文受到指控，包括與尼蘇爾廣場槍擊事件有關的6名“黑水”安保人員。
持續裁軍意味着美軍無法停止在未來衝突中依賴承包商，但其可對後者施加更好的控制。一個可供考慮的模式是美國指揮官對外國軍隊行使權力的方式。正如行動參與國的軍隊加入由美國領導的指揮框架，對待承包商也可以這樣。今後，美國政府應當改變合同條款。為美國政府任何一個部門、包括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工作以及在有美軍的戰場開展活動的安保公司，都應當接受一名美國高級軍官的作戰控制，這名軍官有權解除與相關合同並起訴其員工的罪行。
9.學會與友軍精誠合作
第九條經驗教訓與軍方所稱的“共同操作性”有關。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個重大成就是它改善了美軍與外國軍隊的合作關係，並使自身不同兵種之間相互配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特種部隊和正規軍在彼此反感多年後也學會了並肩戰鬥。雖然問題並未徹底解決，但到2007年，特種部隊在美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略中取得了核心位置，他們與正規軍的交往變得和諧了許多。美軍與盟軍的關係也有所改善，儘管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仍抱怨華盛頓總是不向他們透露最機密的情報。
今後，正規軍與文官、外國軍隊和特種部隊必須一起訓練，此舉應當會有助於改善他們在戰場上的關係。
10.別總想着能速戰速決
最終，華盛頓必須明白，平叛和國家建設需要時間。在任何一場衝突中，華盛頓都要做出長遠承諾，正如在科索沃，美國自1999年以來一直在那裏派有駐軍。否則，它在一開始就不應當插手。
懷疑論者聲稱，三心二意的美國人不支持長期外派美軍，因此開展大規模平叛行動是不切實際的。事實上，美國人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表現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耐心，正因為如此，美軍的駐紮時間才超出所有人最初的想象。公眾或許對這些戰爭並不熱心，但美國國內也並沒有像在越戰期間那樣發生大規模抗議。
這些建議有的只需要採取相應政策，有的則需要對軍隊乃至美國政府的體制進行重大變革。這些都殊非易事。但若拒不聽取這些經驗教訓，那麼，美國的未來戰爭往好裏説會以遠遠超出必要的代價獲勝，往壞裏説會徹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