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年會將軍與學者就顏色革命大吵真相

環球時報年會現場

時間：2014年12月6日

地點：環球時報年會現場

議題：顏色革命離我們有多遠？

專家是怎麼爭執起來的——天底下的革命都是無顏色的？

王佔陽(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顏色革命”這個詞是外來詞，我們現在已經在某種程度上不自覺地陷入了它的話語圈套。我想簡單地談談我的幾點看法。

第一，我們今天的話題是“中國離顏色革命有多遠”，這個話題很喪氣，相當於林彪當年説“紅旗可以打多久”，這是一個沒有自信心的話題。

我認為，只要堅定不移地沿着鄧小平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什麼事都不會有。中國是超大型國家，外界的影響力是很小的。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看法。

第二，對獨聯體和中東發生的顏色革命本身如何評價？我們現在的官方評價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我們把它當成是洪水猛獸，一方面我們又在外交場合説我們尊重各國人民對自己道路的選擇。我們尊重他們的錯誤選擇嗎？這話説不通嘛，也不應是這樣的。

應該實事求是地説，我聽過專業的研究報告，我聽到半道就覺得，這個社會那麼黑暗，那麼腐敗，老百姓受了那麼大的苦，有那麼大的反抗情緒，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革命是有合理性的，不能説那個東西全部都是什麼外國勢力搞的，你以為人家本國人民全部都是傻瓜嗎？雖然那個路走的是有問題的，但我們不能不説這種大革命的發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其中的。所以我覺得不能簡單地否定顏色革命，應該把它作為一個歷史課題，給予具體的分析和研究。

第三，香港算不算顏色革命？如果你説“顏色革命”的特點是有外界因素的介入，那麼我想説一點：我們過去説美國干預香港事務，這種説法都是推測而來，並沒有準確的根據。我的消息來源是很權威的。那麼，我們現在是不是還在推測？如果我們所斷言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推測的基礎上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

第四，“顏色革命”這個詞原來特指的是獨聯體、中東的“顏色革命”，那是有它的特定內涵的，但這個詞引伸到中國後，它就泛化了，就變成帶有普遍性的概念了，這就需要重新界定了。

這就促使我想了一個問題：天下有沒有沒有顏色的革命呢？好像沒有沒有顏色的革命，所有的革命都是有政治色彩的，只不過那個顏色不一定叫做赤橙黃綠青藍紫。共產黨革命是紅色革命，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也是革命，這個革命中的市場化應該説是藍色革命，鄧小平在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又説中國要搞民主化，民主化按照馬克思的話來説就是共產主義，是紅色革命。紅色革命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粉紅色革命了。可見，我們沒有沒有顏色的革命。如果把顏色革命徹底否定，那就等於把藍色革命和紅色革命全部否定了，我們的話語體系也就全崩潰了。

王海運(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從冷戰後世界多次發生的顏色革命來看，我認為顏色革命本質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針對所謂“專制國家”所策動的和平演變。它以“街頭政治”“民主動亂”為主要形式，以建立親西方西方政權為目的。大量事實表明，我們面臨着顏色革命的現實威脅。當然任何顏色革命想要在中國取得成功，都是痴心妄想。

我認為應當以學者的嚴謹態度討論問題，不要混淆概念。顏色革命不是字面上、物理上“有顏色”的羣體性事件。顏色革命是推翻一個政權、搞亂一個國家的“準暴力”行動，例如“街頭運動”、衝擊政府機構。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發生的大規模暴亂騷亂是界定顏色革命的參照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西亞北非發生的“阿拉伯之春”也是一種顏色革命。胡亂定義顏色革命，然後大講中國已經發生多次顏色革命，甚至因為中國革命是紅色革命也把他説成為“顏色革命”，是很不嚴肅的，不應從學者口中説出。至於有人講，“你擔心美國在中國搞顏色革命，有本事你到美國去搞顏色革命啊”，這是典型的不講道理，是在為美國搞亂中國的企圖辯護。中國沒有干涉它國內政的習慣，更沒有顛覆美國政權的企圖，恰恰美國有顛覆中國的企圖。另外，説什麼“只有腐敗問題，沒有顏色革命危險”，“搞好了反腐，就不會有顏色革命”，也是非常片面的。對內反腐與對外防顛覆必須同時抓，而且兩手都要硬，不能強調一個方面而否定另一個方面。

王佔陽：有些問題是需要從學理上追究的。説到顏色革命，你把它用在中國的時候，必須做一些學理界定。中國要守住的顏色是紅色，而獨聯體那些國家發生顏色革命的時候都不是紅色的了，中東更不是紅色的。它門的底色不是紅色，它們的顏色革命跟我們有什麼關係？當做同類問題來討論就比較怪、比較亂，其中隱含的前提是中國也已是獨聯體、中東那種顏色的國家了，這合適麼？所以，把這個概念移用到中國時必須予以追究和界定：它在何種意義上是適用的，在何種意義上是不適用的？這種追究是完全必要的。概念不清、模模糊糊，這是有問題的。

爭執最厲害的話題——反腐就是反顏色革命？

王佔陽：如果從負面意義上使用“顏色革命”這個詞，中國是不是已經發生了顏色革命了？要我説，這種意義上的“顏色革命”不是離我們有多遠，而是已經發生了，而且已經進入了我們的骨髓裏面，已經是非常嚴重的顏色革命了，只是它正在被挫敗。這種“顏色革命”就是周永康、徐才厚等腐敗分子搞的讓共產黨從紅黨變成黑黨的黑色革命。這個黑色革命非常值得研究。現在怎麼反顏色革命？關鍵就是習主席、黨中央在那兒打老虎、拍蒼蠅、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那才是真正的反顏色革命。

如果我們的社會政治清明瞭，政治平等了，大家都富裕了，你怕什麼顏色革命？(掌聲)對知識分子不要擔心，知識分子是秀才，不會影響這個國家怎麼樣的，關鍵就是那些帶槍的腐敗分子最嚇人。(掌聲)

楊毅：王向陽教授説“帶槍的腐敗就是黑色革命”，這種説法很危險，容易誤導民眾。當前，我們軍隊中有腐敗現象，但是與獻身國防事業的廣大官兵相比是極少數。為什麼人們對軍隊中的腐敗現象反應很強烈？這是因為大家熱愛這支軍隊，對軍隊存在的腐敗容忍度是極低的。有人誇大這個問題是危險的，只能擾亂我們的民心。

今天我們年會講的顏色革命，是特定含義的顏色革命，偷樑換柱改變觀念是小伎倆，那是不行的。我們講的顏色革命是西方國家想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顛覆我們的核心價值觀，這是一個今天的議題。對於反腐，我很堅決，我們在座的人對腐敗憎恨，如果用反腐來掩蓋顏色革命，那我們需要在另外一個論壇討論。顏色革命非常可怕，但是我們要提高警惕，最大的危險是否認存在顏色革命可能。為什麼我們很多的核心價值觀受到動搖，受到否定？毛主席講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理論主義，我們現在社會上對開國領袖的誣衊達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一個很危險的現象就是，對我們核心價值觀的誣衊的人，已經到了我們的黨校和社會主義學院的講台上了，對這種現象決不能繼續容忍!(掌聲)

王佔陽：顏色革命的問題涉及到了什麼？到底要不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觀察思想領域的變化？究竟是思想決定思想，意識決定意識，還是存在決定意識？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觀點是存在決定意識。為什麼我們的意識形態已經接近於崩潰狀態，為什麼呢？最關鍵的是我們的現實變的讓人民不滿意了。鄧小平説過，如果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誰還信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存在決定意識的思路。關鍵是存在在變化，所以意識才變化。焦點不在於意識，焦點在於存在。所以必須大力反腐敗，必須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不能離開現實空談意識形態。

彭光謙(中國國家安全論壇副秘書長)：把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和別國發生的顏色革命是否合理混為一談，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與西方發動的顏色革命混為一談，這是荒謬的，庸俗的。把反腐敗和抵制顏色革命對立起來，好像只能反腐敗，不能抵制顏色革命，至少是邏輯上的混亂。腐敗是顏色革命可以利用的一個土壤，那些官員腐敗了以後，就想把這個制度顛覆了，以鞏固自己非法利益。恰恰腐敗是顏色革命的一個土壤。我們要堅決反腐敗，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不是説反腐敗就不能對顏色革命加以抵制。這是兩碼事。腐敗分子在黨內、軍內都是極少數，腐敗分子是軍中敗類，他們不代表軍隊。説什麼“帶槍的腐敗”，把矛頭指向整個軍隊，是別有用心的。我今天我可以負責任地講，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沒有收過別人一分錢，也沒有送過別人一分錢。我相信這是軍隊主流。(掌聲)

王佔陽：核心是，中國要避免顛覆性的變化，最主要的不是防範外邊怎麼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最主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反腐敗、自己的改革開放、自己的社會主義搞好，那才是決定性的。我今天強調的核心點就是這個。在這個前提下防範點兒，防間諜防啥的，咱們都防，那沒問題，但是你把重點放在防外邊，錯了!重點要解決裏面的問題，這是我今天講的核心意思。

宋方敏(崑崙巖)：前面幾位同志講的也是有共同點的。我個人認為，我們講的“顏色革命”是特指的，是從我們的執政黨、國家政權和人民角度來看的，它和真正革命意義上的人民民主運動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是帶有西方戰略背景的政權顛覆活動。我有個認識，可能大家不一定都贊成。從歷史上十多次顏色革命的情況看，所有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或者也有“掛着羊頭賣狗肉”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這就告訴我們，避免顏色革命辦法是有的，最根本的辦法概括為一句話：要防顏色革命，先反和平演變。只有真正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和道路，才是防止顏色革命最根本、最有效、最可靠的武器。正如習近平同志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歷史經驗證明，顏色革命在真正搞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可能成功，因為搞街頭運動必須發動民眾參與，而民眾對一個社會的滿意度評價與這個社會所實際涵有的社會主義因素多少成正比，包括對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裏涵有多少社會主義因素，這也是成正比的。社會主義因素的涵有量多，社會就比較穩定，民眾就不願意造反。當然，我講的社會主義是真的社會主義，不是像前蘇東那樣的假社會主義。列寧講過，羣眾不是從理論上，而是根據實際來看問題的。在一個社會里，凡是真正在走共同富裕道路，讓人民羣眾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共享發展成果和發展利益，這個國家的政權必定能夠得到廣大羣眾擁護，誰想鼓動人民起來“造反”是很難得逞的。在這種情況下，西方要顛覆你怎麼辦？只有以“和平演變”為先手，用“糖衣裹着的炮彈”腐蝕你、蜕變你，讓你的政權喪失民心，然後再鼓動民眾搞街頭運動。

所以我認為，和平演變是社會性質的變化，顏色革命是執政權力的更替，前者是準備，後者是結局。現在很多人不願意提和平演變，其實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講，要害恰恰是和平演變。和平演變是社會主義國家顏色革命的必經階段，只有和平演變才能釀成顏色革命。如果我們今天只講防顏色革命，不講反和平演變，無異於捨本逐末。

專家還説了什麼？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其實美國的制度也經歷過這些挑戰，如三十年代大蕭條，不少知識分子和普通人都向往蘇聯的制度。60年代後期，美國的大學學生運動非常的強大，一段時期一度對美國的政治制度各社會進行了很大的衝擊，種族暴動、反戰和學生反體制結合在一起。但美國經驗值得我們借鑑，一個方面主流精英有高度共識，很穩定沒有認知偏差，對於反主流精英的一些想法也有吸納，但總體上很有信心，基本上是波瀾不驚，非常平靜的。美國主流社會相當有定力，這個方面有很強的應對能力，這是非常厲害的。第二個方面，大眾文化很強，把認同感和美國大眾文化結合的很好，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結合起來使中產階級很穩定，在動盪當中還是看電視和娛樂節目，好萊塢電影傳遞主流價值，這是很重要的。第三個方面，它的社會上升空間還是存在的。所以説這個東西我覺得對任何的社會的運作，或者説對顏色革命進行反擊或者説防範來説，都有啓發。美國當時那種衝擊相當厲害，對整個制度的懷疑相當厲害。但因為精英穩定了，大眾文化強了，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社會上升空間，這些東西是很有啓發性的。我們不一定説每天防它就每天對着它，可以借鑑它，很多人覺得大眾文化是消極不積極，但是大眾文化的影響力大，我們如何創造有活力的，有中國本土性又開放的大眾文化，這其實對防範非常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