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的主題是改革，不是危機救助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落下帷幕，會議從九個方面總結了新常態，標誌着中國經濟發展正式步入“新常態”。新常態是指我國經濟正處在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穩定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而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而並未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

和發達國家危機後緩慢而痛苦的“新常態”有本質區別

習近平的經濟思想是其治理思想的有機部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結合中國民族復興歷程，提出兩個百年的發展目標和戰略;二是結合中國的特殊發展階段，提出“新常態”思想;三是全面把握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格局發展的趨勢，提出中國在世界經濟整體的戰略佈局和區域發展的新規劃;四是結合中國大改革和大調整的時代特點，提出中國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以及相應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新常態成為統一思想，凝聚共識，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也説明習總書記所領導的改革具有政治智慧，是深思熟慮的產物，也是習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集中體現。

中國“新常態”是從傳統的高速穩態增長向新的中高速穩態增長邁進的一個“大轉換時期”，與發達國家近年來危機後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過程的“新常態”有着本質區別。中國“新常態”與歐美不同之處表現在五個方面：

中國“新常態”不是重返危機前繁榮狀態的恢復過程，而是在全面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重構新的增長模式和新的發展源泉的過渡過程;

中國“新常態”是一個潛在經濟增長在波動中逐步回落的過程，而不是馬上就要步入新的穩態增長路徑，因此，新常態是一個增速變化的常態;

中國“新常態”是一個去槓桿、去產能的風險釋放過程，更是一個在結構問題不斷凸顯中進行重構的過程。中國“新常態”的主題詞是改革、是結構調整，而不是危機救助;

中國“新常態”是房地產週期、全球化週期、庫存週期及固定投資週期疊加的產物，也是“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疊加的產物。

中國“新常態”是一個外部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失衡的調整過程，更是一個對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社會經濟系統與宏觀治理系統間失衡的改革與大重構的過程，因此中國的新常態結構性改革的主題不是局部調整，而是全面改革與全面結構優化。

應對新常態要突破傳統宏觀治理教條

新常態的內涵決定其宏觀調控框架與傳統框架有本質區別：

一是不能用簡單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來應對經濟增速的回落，凱恩斯主義的逆週期調控理論不能成為新常態宏觀調控的核心理論基礎，需求導向的強刺激政策不應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合理選擇。而建立在新潛在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結構理論基礎上的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為當前必然的選擇。

二是在打破凱恩斯教條的同時，還需要超越新古典主義的教條，通過強調主動有為、預調微調，以避免陷入無為而治的陷阱中。既要在面對結構性趨勢下滑時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和定力，又要在短期大幅度波動時，強化底線管理的重要性，在戰術上將預調微調常態化。

三是突破“數字教條”，在中國經濟結構大轉型的時代，傳統的宏觀經濟指標不能用來有效地衡量經濟運行的效果和質量。因此，必須用指標體系的組合和指標的區間來相對衡量經濟運行的健康狀態，採取底線管理和區間調控。

四是突破宏觀調控僅專注於總量調整的教條，強化“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精準發力”。要突破傳統宏觀調控分類治理的教條，強化綜合治理的導向。重視結構性問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利用宏觀審慎監管彌補傳統貨幣政策的缺口，做到“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託底”。

認識新常態就要抓住大調整的窗口期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整體處於可控相對平穩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扭曲等力量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

目前經濟最值得擔憂的兩點：一是如果沒有正確認識經濟新常態，面對經濟下滑就會採用非常規的刺激政策，讓中國錯失“大改革與大調整”的良好窗口期;二是對於“大改革與大調整”所帶來的各種衝擊和風險重視不夠，使經濟下滑跌破了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難以承受的底線，並導致中國系統性風險全面爆發，經濟出現硬着陸。避免這兩點的關鍵就在於創新驅動，尋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

培育新增長點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在中長期戰略中明確未來產業發展的戰略方向，為下一輪經濟增長點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各種良好的政策環境;也需要通過系統改革，放鬆各類市場管制和行業壟斷，創造有利於創業、創新的環境，以激勵市場主體積極探索未來經濟增長點及其發展的方向;還需要在一些有效需求，但沒有有效供給的產業下力氣，如養老產業;另外，利用各種產業基金、税收工具積極鼓勵民間資本向新技術、新產業等領域投資，尋求新能源技術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一種路徑。▲(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