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當下流行的投資得加“引號”

原標題：周其仁：當下流行的投資得加“引號”

今天的主題是“新經濟”，我們聽到很多新常態、新經濟、新技術、新的商務模式……這些都非常重要，那麼也要容我問個問題，舊的東西都不要了嗎？我的觀點是：舊的東西恐怕有的還得要，它和新的東西不是對立的。

一個有效的法門

我要説的這個舊的東西也不是太舊，就是中國改革經驗當中反覆出現的一個有效的法門，無論經濟增長是高速、低速還是遇到週期，或是什麼困難，都應該堅持用改革推進國家經濟體制的轉型。這件事情並不因為出現了新機會其重要性就降低了，如果把這件事情抓住了，會讓中國抓住更多新的機會，這是我想説的中心觀點。這個觀點也是我從經濟現象當中研究經濟、觀察經濟、思考經濟過程當中產生的。

2007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1.4%，今年以來可能是7%左右，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很多行業、企業、地方日子過得非常艱難，這是一個現實，所以就會有一個怎麼樣把這個困難的局面加以改變的問題。

這一輪經濟，包括最新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基調還是一個“穩”，要穩住增長，這個穩不住很多其他事情也提不上議事日程。穩住經濟怎麼穩？很形象的説法就是“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哪匹馬跑得慢，我們就加加鞭子讓它跑得快一點。

但是仔細研究，要讓哪匹馬對經濟增長做貢獻恐怕都離不開進一步推進改革。比如消費，現在的好消息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提高，特別是出現了很多新的消費形態，但是再深入進去，你就發現增加消費首先要收入，而收入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串財税制改革問題。所以，如果沒有改革、不重彈老調子地講拿改革促轉型，大概很難釋放生產力。

“淘寶”為什麼要下鄉

今年淘寶融資以後要做三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把網上的模式推到農村去。本來，很多縣長們認為是要幫農民賣山貨和綠色食品，結果實際上不是這樣，農民用淘寶主要是買東西。這説明農村的購買力沒有釋放，過去購物不方便。

那麼農民消費的錢哪裏來的？不是種地的收入，而是來自工資收入，是外地打工的收入。外地打工收入怎麼被限制消費了呢？是被“城中村”限制了。城中村是“城市的尾巴、農村的頭兒”。城中村密度很高，我訪問過的城中村有9萬人住在一平方公里上，那個經濟活動的流量是非常旺盛的。還有，一個拾荒者的收入，可能比我的工資高，但是沒法花，為什麼？所有城中村都是臨時性的，時刻可能拆，所以有很多錢他要匯到老家，他自己的消費也就逛逛街買件襯衫，買不了家用電器，因為那個房子隨時可能被拆，這些流量加到一起不得了。

所以那次我和馬雲講“淘寶村”要重視城中村的“淘寶村”。大量集聚的人口、活躍的人口，有收入的人口在這裏，但是怎麼樣讓城中村的人可以在裏面好好住下去呢？這個問題可不容易解決，社會學家在城中村的調查我看到過了，夫妻關係都是臨時的，老婆都是臨時的，他怎麼買固定電器呢？好大的一個問題是，誰決定哪些城中村要拆，哪些不要拆呢？有程序嗎？“城中村”這個詞在我看來是起錯了，世世代代是農民的村子，是城市擴大把人家圍上了。好的法治應該讓農民有權保護自己。這個問題沒有深層的改革去推，消費潛力就發揮不出來。

現在流行的“投資”，得打個引號

講到投資，這是另外一匹“大馬”，投資驅動。我們經常是經濟過熱的時候批評投資，經濟下行的時候又求助於投資，關於投資的問題不同意見非常多。

其實，現在流行的“投資”得打個引號，那能叫“投資”嗎？！這些年流行的“投資”是這三個東西：第一是發改委立項，第二是向農村徵地，第三把這塊地押到銀行套一筆錢，政府是沒有資本金的。

説政府主導投資，可以啊，你給我資本金啊。為什麼投資一定要資本金呢？投資有不確定性，今天錢放進去是不是明天越來越多？那不一定，這從制度上看就造成隱患，你要投錯了誰負這個責任？

現在政府投資不講資本金，也蔓延到政府主導的國有企事業、國營單位。政府手裏有大量的儲蓄，也在進行大把的投資，但就是不把政府的儲蓄轉成政府的資本金。資本金怎麼來的？是過去投得好才有資本金，投對了才建立更大的自由資本。把這個砝碼去掉，我們對投資就沒有約束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不單單是政府投還是民間投的問題，無論是政府投還是民間投都有一個“約束機制要對”的問題。民間投的有自有資本，風險大的話自有資本高一些，把握大了自有資本可以低一些。

跟許多縣委書記説加大投資，他想的就是立項、拿地、套錢，這個投資比拿別人錢消費還要嚴重，他是拿別人錢投資，投錯了別人負責。

咱們政府這麼高的儲蓄，每年總數多少萬億，可在新技術方面投了什麼？阿里巴巴前些年我們投了嗎？現在人家上市了，縣長們指望阿里巴巴給淘寶村投資。我們對新的有前景的東西，連自己的儲蓄都不投，不要反省嗎？

我們説我們投資太多，但其實沒有投到對的地方去。關鍵是機制體制上面出現問題。我們把花錢就叫投資，挖地就叫投資，這個概念完全誤掉了。投資，是犧牲今天的消費增加明天的消費，一個企業不對國家和未來非常有信心，怎麼能投資呢？所以地方債務的問題不是債務量有多大，而是那個債務形成的資產的回報怎麼樣。從體制機制看就是誰對這個回報負責任。

政府規劃很重要，但規劃錯了誰負責任？我現在強烈主張在每一份規劃上刻上名字，世世代代可以記住。

無論哪匹馬，要讓它對我們的穩增長做貢獻，對持續的增長做貢獻，離不開一個老經驗，這就是拿改革來促進我們這個體制的轉型，這個事情不下決心做，原來那條路它走不遠的，它的代價會越來越大，最後沒有辦法説服人家沿着那樣一條路還可以繼續走下去。

只有改，認真地改、全面地改，用改革來推轉型，我們才可以把這個時代很多新的技術、新的經濟體，新的商業模式的這些好處更大限度地釋放出來。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