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國大外交時代來臨 新思路“兩條腿走路”

中新網12月23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3日發表文章稱，無論是大國外交還是周邊外交，中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韜光養晦”轉向了“有所作為”。崛起的中國和外在世界的互動使中國的外交環境發生着很大的變化，這迫切需要中國有明確的大外交戰略，而新的外交思路就是“兩條腿走路”的大外交。

文章摘編如下：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形成了新的改革和發展模式。通過十八大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中國內政方面的發展方向已經表述得很清楚。兩個全會所通過的500多項改革方案如果落實，未來將出現很不一樣的中國。

在外交方面，中國未來又該怎麼走呢？如同內部改革與發展，這個問題對中國和世界也同樣重要。對中國來説，它關乎是否有能力塑造可持續的外部和平環境，不僅有利於自己的可持續崛起，而且也有能力承擔大國維護國際和平的責任。對外部世界來説，則關乎崛起的中國會對世界帶來怎樣的影響，不僅僅希望中國的崛起不會顛覆現存世界秩序，而且更可以從中分享巨大的利益。

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儘管經濟發展速度已經進入習近平所説的“新常態”，但較之其他國家，勢頭仍然是最強勁的。今天的中國是否還會繼續鄧小平1980年代所提出的“韜光養晦”戰略呢？這一直是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

近年來，無論是大國外交還是周邊外交，中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韜光養晦”轉向了“有所作為”。但在國際社會看來，中國外交開始具有了“自信性”，甚至“進攻性”。很多國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國存在領土和領海糾紛的國家，因此把中國視為直接的威脅。崛起的中國和外在世界的這種互動，也使得中國的外交環境發生着很大的變化。這些都表明中國迫切需要明確的大外交戰略。

和平與發展

無論從中國外交的實際行為還是話語看，從十八大到今天，中國的大外交戰略基本形成。人們已經把2014年視為是中國的“大國外交年”，但這不僅是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領袖外交等這類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其大外交思路和戰略等的籌劃。新的外交思路就是“兩條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與美、歐、俄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另一方面是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的新絲綢之路;連接這兩個方面外交的則是“周邊外交”。

這個大外交戰略的核心話語就是和平與發展，在維持和平的基礎上求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和平。

這一外交思路和戰略與鄧小平以來的外交一脈相承，很多具體內容過去已經開始做了，但是在外交戰略上更明確了。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説，有明確的大外交戰略，其重要性怎麼説都不會過分。

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實行的政策是“請進來”(即把自己的大門向外在世界開放)和“接軌”(即改革自己的內部制度體系來和國際秩序接軌)。在這樣的情況下，的確可以做到“韜光養晦”，因為無論是“請進來”還是“接軌”，都不會和外在世界發生根本性的衝突。

但今天中國開放進入“走出去”階段，並且已經成為世界政治經濟舞台的一個主角，這必然和舞台上的“既得利益”發生互動和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回答自己需要什麼和如何行動等問題。只有外交戰略明確了，才能獲得他國理解，並且通過調整來相處。

在習近平的大外交戰略中，新型大國關係佔據關鍵位置。在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至今的幾次談話中，非常明確地提出建設和實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也適用於同歐洲、俄羅斯、印度等大國。新型大國關係既是國內發展的需要，更是國際和平的需要。中國是世界貿易大國，與各個國家在經濟、技術、環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與合作。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成就，和加入西方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密切相關。中國今後的可持續發展，仍然需要向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開放。

不過，中國與這些大國交往，要解決的不僅是貿易問題，更重要的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歷史上看，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經常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則往往恐懼於前者，導致了無窮的戰爭和衝突。要維持世界和平必須尋找新的道路。能對中國構成致命的外在威脅的也是這些大國。

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的歷史時間裏，隨着中國的繼續崛起，這些大國越來越把中國視為競爭者，甚至敵人。這不難理解，既得利益總是不喜歡有新的利益的崛起。因此，如何同現存既得利益和平共處，是中國尋求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主要意義，也是中國作為大國所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

無論是建設新型大國關係還是實施“一帶一路”，中國外交戰略的核心便是周邊外交，這主要是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所決定的。中國的大國外交不能學英國和美國。英國是海洋國家，而美國周邊只有兩個國家。中國既是陸地國家也是海洋國家，並且周邊有十幾個國家，須要根據自己所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制定有效的國際發展戰略。

中國外交的前沿是周邊國家，北邊有俄羅斯，東邊有發達的日本、韓國等，西面和西北面、南面和西南面都是發展中國家。在今後很長的歷史時間裏，主要的地緣政治壓力來自美國。不過，中美之間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就兩國雙邊關係來説，已經形成了高度的互相依賴性。中美之間的衝突，主要是中國和周邊美國盟友之間的衝突。這種情況決定了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和周邊外交密不可分。同時，“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周邊國家，從這個角度説，“絲綢之路”也是周邊外交的內在部分。

開放的“時代精神”

新形成的大外交戰略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其符合“時代精神”。每一個時代要有符合時代精神的東西。英國崛起，主張自由貿易;美國崛起，主張自由民主。中國的時代精神，是和平、開放、包容式的發展。這是新的時代精神。中國不會也不能重複從前英國、美國崛起的模式，而是要追求新型的崛起。中國歡迎周邊國家“搭中國崛起的便車”，表現在中國已經提出的“一帶一路”、建立亞投行倡議、成立絲路基金等動議上，並且以後還會有更多的動議。

這些動議都是區域和國際經濟發展的工具，具有開放性，符合中國曆來提倡的開放的區域主義精神。發展的開放極其重要，才具有包容性。這也是從前英國和美國成功最關鍵的因素。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競爭力，不在於誰更民族主義，而在於誰更加開放。國家越開放就越發展，因為可以調動國際生產要素的流通和有效配置。西方國家從開放走到今天的貿易保護主義，如果不改變，就不可能很好地發展。現在中國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之一，是最大貿易國，這要求中國更大的開放。

所有這些客觀條件迎來了中國的大外交時代，而新領導層也抓住了這個機遇，確立了大外交戰略。這是中國可持續崛起所必需的。不過，中國的大外交既創造了新的機遇，但也不可避免帶來了不確定性，對中國來説，甚至包含危險性。在實施大外交戰略的過程中，犯些小錯誤在所難免，但中國必須避免犯顛覆性錯誤。如果犯了顛覆性錯誤，不僅促成不了中國的崛起，反而會導致崛起之前就開始衰落。(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