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777個座位
原標題：為了777個座位
12月12日，北京電影學院搞了一場很“不上檔次”的電影節開幕式。沒有紅地毯、沒有鮮花，沒有范冰冰張冰冰李冰冰，沒有一個帶“長”字的領導致辭。一個素面朝天的女人，頂着一頭凌亂的花白頭髮、穿着牛仔褲，路人甲般上台了。事實上，她這是第一次當主持，聲音發抖。
脖子上纏着厚圍巾、“不美麗很凍人”的男主持，也是騎着摩托車，頂着北京5級寒風趕來“打醬油的”。
“沒事兒，只要不在台上昏倒，就能主持，穿睡袍都可以，隨意點兒，別裝！”活動的發起人鄭瓊鼓勵這兩名志願者。
終於等到了“高大上”的環節。來自10個國家的13名洋導演上場了。這些拿過大把國際獎項的導演也很隨意，沒有一個花枝招展、西裝革履的。一對導演夫婦抱着幾分鐘前還在地上邊爬邊吃巧克力的兩歲娃上台了，淘氣的孩子“傳籃球”般不停地從媽媽的臂彎轉到爸爸的臂彎。
“天啊，一看就是搞紀錄片的，他們都像從莊稼地裏冒出來的。”有觀眾感慨。
這正是鄭瓊理想中的第四屆iDOCS國際紀錄片論壇開幕式，“沒有一句廢話”、“剔掉一切與紀錄片無關的虛華”。
這個1.53米的個頭拖着近1米的長辮子，紫色的秋衣袖子露出一截，自稱看起來“像送外賣”的女人，讓這塊銀幕當上了真正的主角。6天裏，這裏放映了20部世界最優秀、最新的紀錄片。
777個座位和1個座位
銀幕下，有777個暗紅色的沙發，環狀，人坐下來，一種微微被擁抱入懷的感覺。
距離這個放映廳一百米外的地方，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地標建築——金字塔，上面刻着張藝謀、顧長衞等人的名字。
鄭瓊説自己“這個草根，這坨泥巴”從來就沒想過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會被刻上這個金字塔，“我又不是法老！”
這個45歲的女人常常口出“狂言”：“中國紀錄片的專業水準跟海外比，差50年？ 靠，明明是100年好不好？”
她討厭某些電視台的紀錄片頻道，討厭那種謳歌帝王將相的“死片子”，還赤裸裸地説“那些在電視上掌握着紀錄片話語權的人，是有罪的人”。
她幾乎從不看電視，也不喜歡張藝謀、姜文。在她心目中，達到國際水平的中國導演不超過5個。拍《舟舟的世界》、《幼兒園》的張以慶算一個。2004年以後，張以慶沒有再拍新作品，鄭瓊直言，“張以慶‘死了’”。
她也常説自己死了。20場紀錄片，賣200元，票錢連字幕錢都不夠，可偏有很多揹着大牌包包的人打着她的名義來蹭票。每當這時，她就河東獅吼：“別説了，鄭瓊死了！”
還有一次，在放映中，有一個觀眾非要鄭瓊接電話，説是某影視公司老闆打來電話，想談合作。她很不禮貌地回敬：我們不做買賣，告訴他，“鄭瓊死了！”
活動很成功，獲得了無數個“最”，被稱為在中國“紀錄片最重磅的會議”。紀錄片放了6天，“鄭瓊死了”幾百回。
一個瞭解整個活動細節的美國人安德魯説：鄭瓊用汗水、淚水，甚至是血水鋪就了iDOCS。她辦一屆，“死”一回。
每一屆開幕式，鄭瓊都會當着上千觀眾的面信誓旦旦：這是最後一屆，最後！
2011年辦完第三屆時，她大哭一場，説：“我太累了，連一釐米都爬不動了。再也不辦了。”她停了兩年，去剪自己的片子。
今年再辦時，她罵自己在公眾面前的信用“完全破產了”。不過，她逢人又説：“這是最後一屆了，再不會有了。”
可這回，男主持人偷偷改了開幕詞：“希望明年、後年、後後年，後年的後年的後年，鄭瓊的誓言都不會實現。”這句話收穫了當晚最熱烈的掌聲。
事實上，777個座位的放映廳塞了近千人。很多人裹着羽絨服，坐在沒有暖氣的冰涼的地上。連七旬的鄭瓊的媽媽都找不到一個座位。
忙活了好幾個月，一切都為了這777個座位。可真正屬於她的只有一個十多公里外的座位。
那是一把硬邦邦、沒有靠墊的老式椅子。幾個月來，在北京西三環家裏一間堆着滿地材料、沒有丁點兒女人氣息的屋子裏，她常常坐在這把椅子上，一工作就是10多個小時。
每天，她同時打開兩個電腦，指揮着全球幾十名志願者工作。以前她還有6個員工、後來變成3個。這兩年，她養不起一個員工了。
在這間一個人的“司令部”，她説自己是“孤獨的馴獸師”，iDOCS就是胃口和野心一天比一天大的“獅子”。
每天一睜眼就有“兩萬件事等着”。先挑選90部影片，再篩選到60部，再送審，最後敲定20部。再翻譯,做字幕,邀請各國的導演來中國,訂票,住宿,做宣傳材料等等。
在這個座位上，光郵件就發了20多萬字。她説，這個龐大的活動就像“黑洞”，把所有的能量都吸進去。
離開這個座位，就是找錢的時候。一屆活動下來，至少要七八十萬，而且前三屆沒有任何政府和國內企業、基金的資助。
為了找錢，她跑了20多個大使館，捨不得打車，就一趟趟地轉公交車。她説自己有時累得像棉花一樣，從北京的東邊飄到西邊。
好不容易説服了英國大使館，答應給3萬元人民幣，一半錢都已經到賬了，可英國導演突然告知有事來不了了。她必須找另一部英國紀錄片花掉這筆錢，可她忙得連這個時間和精力都不夠。
以色列大使館資助了3000美元，她一連説了好多個謝謝。瑞士大使館資助了一點兒錢，還説“別介意，錢少，可能一部片子字幕錢都不夠。”鄭瓊趕忙説：“我感激你們還來不及呢，總比沒有好。”
有時，她找到幾千幾百的，也很高興：“嗯，蒼蠅也是肉！”
前些年，她也找過國內各種機構、基金，可處處碰壁。人家張口就問，“可見的、可預測”的回報是什麼。
黑暗中，銀幕的光亮照亮了近千張臉，映紅了777個座位。影片《律政姐妹》中，在非洲喀麥隆，兩個胖胖的黑女人在簡陋得沒有門、沒有水泥路，只有幾條破長凳子的法庭上主張正義。她們判處了當地第一例“虐待妻子的離婚案”，説：“即使一個男人給你的是呼吸的氧氣，他也沒有權利打你！”
空閒時，黑法官總會“正好路過”這些受害女人破爛的屋子，説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來找她，“你們知道的，我總是在那裏！”
“我總是在那裏！”這句話，鄭瓊也常常告訴南來北往的志願者。她甚至告訴過一些陌生人，吸引他們來她“那裏”免費看片。有時，她把鑰匙丟給對方，説：“好東西，放在這兒給你看，你看完就閉嘴了！”
777個座位和206個座位
777個座位不是一開始就有的，2009年第一屆，他們費盡了周折，得到206個座位。
10多年前，鄭瓊成立公司，後來轉身變成國內第一家民營紀錄片發行商，公司取名“零頻道”。有人勸她趕緊改名兒，又是“零”，又是“鄭瓊（正窮）”，這公司該多慘啊。
她的經驗證明，幹紀錄片真是一個窮道兒。她拿到的海外樣片超過千部，但賣出去才10來部，老外也覺得“很不理解”，明知道不賺錢，這個女人為什麼還要買？
頭5年，她一直想關門，可每年都沒關成。她把自己位於一個高檔小區的130多平方米的房子，當作辦公室、放映廳，自己被房東趕來趕去地四處租房住。她對朋友説，自己這樣一個北漂的湖北鄉巴佬不配住那麼好的大房子，好片子才配得上。
2006年5月初，鄭瓊第一次參加北美最大紀錄片節HotDocs，看到《神秘球》，她一直流淚。“片子太震撼了，可這貼心貼肉的好東西，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跟我們完全無關。”
在她眼裏，好的紀錄片是“有光”的，“不會讓人變成石頭”。比如一部描述肌無力者生活的片子，“他像霍金那樣，必須用頭頂去碰電腦顯示屏才能‘説話’，於是他就那樣費力地説着話，指揮着其他人蓋自己夢想中的房子……”
她説自己像《推銷員之死》中的推銷員一樣，見人就推銷《神秘球》，一羣朋友看了都喊好，卻沒有更多人分享。
後來她又在德國萊比錫看到了《永遠》，“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上飛機之前，她給同事打電話説：“這輩子看了這部片子，一會兒我上飛機，飛機掉下來都值。”
她打比方，這就好比要吃塊沒有三聚氰胺的豆腐，你得開個豆腐店，然後包下200畝地種豆子。
她説做紀錄片的人都是“愛的勞工”，那些讓人哭、讓人笑、讓人學會愛的紀錄片，跟自己的趣味比較相通，“沒有靈魂的應允和合作，所有的事情都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從2005年開始，她和同事就拿着好片子在大學、俱樂部、咖啡廳給人做免費展映。後來每週四固定在辦公室放映，有時，人多到站到了陽台。差不多做了800場。
有時，在咖啡廳，只有一個觀眾的時候，機器照樣吱吱地轉着。
他們還拿片子到中央電視台，免費做展映，“求搭訕”。鄭瓊説，央視的人都認為我們有病，帶機器、帶翻譯，還什麼都不要。開始他們都有一眼沒一眼地看片子，慢慢地，鼻子湊近屏幕了，最後都“熱烈地討論起來”。
基本上好片子到哪兒，哪裏就倒一片。鄭瓊説：“雖然我們從小吃垃圾和尿素長大，但究竟還是人類的胃，對好東西還是有反應。”
在她看來，中國沒有做紀錄片的好土壤。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沒有深刻的覺察，就像《盲山》的導演李揚講的那樣，把你捆起來放在缸裏，放久了，後來把缸打碎了，把捆綁的繩子給鉸斷了，你還是不會動彈。
鄭瓊公司的網站上，掛着一句從未更新的話：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好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2009年，他們終於準備辦第一屆iDOCS了。可他們怎麼也沒想到，光一紙批文就跑了10個月。
“中國沒有紀錄片市場，甚至沒有真正的紀錄片行業，也幾乎沒有政府、企業、基金會支持紀錄片。”鄭瓊説。
有人給這個“沒爹沒媽”的公司支招，“傍大款”，找個國家單位，以它們名義申請勝算大些，可沒有一家大單位有興趣。
好不容易打動了一家電影製片廠，可“臨門射球”時，製片廠説按照慣例，要先交50萬元“押金”。
“押上我們所有人，所有籌來的17萬塊，也不夠50萬啊。”
有人建議以“環境”名義，“掛羊頭賣狗肉”去申請，失敗。
有人説，繞過北京，找二三線城市吧。鄭瓊他們就滿世界地託“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市長，結果得到的都是“再議”、“再説”。
正在“報國無門”時，一位被鄭瓊“萬言書”打動的領導幫他們出了很多招。
最後，活動以北京電影學院作為主辦方申請，提供所有的場地。
在女主持人王迎眼裏，鄭瓊從一開始，就不想把iDOCS搞成“那種一放映，就被拔電插銷的‘地下’活動”，而是努力得到主管部門的支持，拿到批文，讓好片子源源不絕地進來。
有人評價：這正是鄭瓊的智慧，一個現實中的理想主義者。
批文拿到了，可資金還有大塊的缺口。新東方創始人之一徐小平捐了10萬元。上海紀錄頻道的王韌，把剛發的還沒捂熱的1萬元獎金捐給了活動。有的人，二百三百的留下錢，留的名字都是孫女士、王女士、葉女士、金椒媽、××媽……
第一屆，北京電影學院給了iDOCS一個不大的放映廳，206個座位。
這206個座位太來之不易了，活動很成功，連主管部門的人都説“真是頂級的片子”。第二年，北京電影學院拿出了最高大上、最現代化的大廳，777個沙發。
12月13日，坐在第一排，陷在沙發裏的鄭瓊被銀幕上的《心靈重荷》打動，有時候看很多遍，她也會默默地流淚。
畫面很灰暗，1994年盧旺達80萬圖西族人被另一個族羣殺害，16年後，存活下來的圖西人怎樣？一個無腿的黑女人，爬坡時艱難地搖着她的殘疾車，丈夫在後面用力地推車，三個瘦瘦的黑孩子在破爛不堪的家裏等着媽媽“帶回全家最開心的笑聲”。
鄭瓊把這次活動的主題定為：愛是恆久忍耐。
她認為這句話適合這個堅強地活下去的黑媽媽，也適合很多紀錄片人，包括自己。一部《瓜熟蒂落》拍了7年，導演從28歲的小夥兒變成了36歲的中青年，沒有錢拍了，就去當電話接線員、銷售員，錢籌夠了再拍。
“沒辦法，搞紀錄片的人都知道，一旦沾上紀錄片，就幽靈附體了。”鄭瓊説。
777個座位和777張標籤
澳大利亞導演雅各布·安胡看到777個座位這樣的“大場面”時驚呆了。他從沒見過這麼多人一起看片子，一起鼓掌，甚至一起落淚。
他導演的紀錄片《瓜熟蒂落》在全球很多國家展出，可第一場展映時只有16個人，第二次加上他和妹妹，也只有6個人。
以色列紀錄片《照片裏的人生》的導演説，這部片子參加過100多場世界電影節，北京這一場是觀眾反映最熱烈的。“既然我從特拉維夫來北京，和你們從北京到特拉維夫一樣遠，就請你們也來以色列看看吧。”
觀影時，有的導演不坐在嘉賓區，他們很享受地在過道里走來走去，希望被觀眾“拽住”，問上一堆問題。
《生命之歌》是部老年題材的紀錄片，這對德國導演夫婦一看滿屋子“青蘋果樣的年輕人”，擔心人全跑光。可直到晚上10點，777個座位幾乎沒有空的。不遠的10號線地鐵就快發末班車了，可現場還是一陣高過一陣的掌聲。
這對德國夫婦高聲感慨：中國人對紀錄片太“飢渴”了。他們回去要給德國政府寫信，表達此行的感動。
12月13日傍晚，當人們散去晚餐時，北京電影學院的餐廳裏坐滿了拼桌的陌生人。
各人點着各自的菜，可一旦談起剛看到的紀錄片，大家的筷子就越界了，分不清你的大盤雞還是我的香菇油菜，筷子攪成了一團。因為影片《幸福》中那個渴望繁星般城市燈光的8歲的不丹小喇嘛，一桌子陌生人似乎瞬間成了“相識了多年的老朋友”。
有人騰出一週的年假，專程從外地趕來看紀錄片。一位法院的陪審員，參加了去年南京餓死女童案和今年的父親打死女兒案，感覺自己快得抑鬱症了。看片子看得淚流滿面，她在微信裏告訴朋友，她又有了愛的勇氣和力量。
在鄭瓊“此生最貴”的價值600元的手機裏，塞滿了感謝感動的話，她一個都沒回復。
她説自己在紀錄片面前就是一隻小螞蟻似的搬運工。“如果你收到了一個好東西，何必非得在乎那個快遞員呢。”
她説，她沒想把iDOCS這個活動昇華多高，哎，中國人太習慣昇華了，其實大家看完好片子，“這個人能擁抱那個人就足夠了”。
開幕式上，穿着髒兮兮芥末色棉襖的鄭瓊上場時，有人在喊“把頭髮盤起來吧”，她收穫了比13個外國導演更熱烈的掌聲。一直覺得女兒不務正業的鄭瓊的媽媽坐在下面，感動得不行，第一次覺得“原來女兒做的事這麼有價值”。
台上，她一隻手插在口袋裏，匆忙説了幾句向一位死去多年為活動服務的加拿大志願者致敬的話，就下去了。
事後她説，她不想被大家架起來、被貼上777張標籤，當偶像、當紀錄片“聖母”或“繼母”，當美好的投射物，“那都是些虛幻的手榴彈”。
她説，她討厭“天將降大任於斯人”這樣的屁話，她總是告訴自己要做自己，“iDOCS有價值，你比iDOCS更有價值”。
相比那些掌聲，她更為現場的10位志願者感動。兩位主持人都是從加拿大自費趕回來的華人，他們在加拿大也是紀錄片導演。
鄭瓊堅持用這兩位“外貌並不光鮮”的主持人，是相信他們“説着説着，作為紀錄片人自己的聲音就會流出來，這才是台上最需要的”。
最後，當鄭瓊給他們一點點酬勞時，他倆都拒絕了，男主持人馬楠説：“這是作為電影人的底線。”
10名志願者中，兩個是北京的，8個專門從外地趕來。他們有的是大學生，負責了“一火車的瑣事”，閉幕後的第二天就回校期末考試。還有個一歲孩子的媽媽，經常抱着孩子，敲着鍵盤，負責網上的工作。最後一天，她還一個勁道歉，説做的不夠好，“孕傻孕傻，一傻傻三年”。
女主持人王迎在加拿大生活10多年了，她一直聽説國內人很勢利，沒想到這個活動除了鄭瓊這個大義工，全是義工，而且很多是90後，“這些年輕人乾淨純粹開放，完全不是傳説中垮掉的一代、宅的一代”。
這些素不相識的志願者在開幕那天，才算對上人。鄭瓊把這種超越利益的、讓人快樂的神奇力量稱作“隱秘的共同點”。這個點是什麼？她説不清。
有人説，如果在這777個座位的上空，升高攝像機，再拍下志願者們的活動，這本身就是一部紀錄片。
銀幕的光再次映紅了這777個座位。在非洲喀麥隆那個塵土飛揚的城市裏，《律政姐妹》的兩個黑人法官一直傳播着“法律之光”，她們把用鐵衣架虐待孩子的“舅媽”關進了監獄。在監獄裏，女法官拿着藥方子，要給一直咳嗽、巫婆一樣惡毒的“舅媽”買咳嗽藥。女法官染着玫紅色口紅的厚嘴唇吐出一句話：“監獄裏住的也是人類，不是動物。”
有些人道的光芒是跨越國界、膚色、種族的。鄭瓊在挑選影片時，一直在找那種人類共通的“點”。
放映最後一天的中午，一個叫朱亮的小夥子在北京電影學院的食堂，碰到了扒拉着幾塊錢飯菜的鄭瓊。
朱亮説：“你們影片的編排很講究。”
這句話一下子打動了她，一種“終於被懂了”的感覺。她説，那種懂不是大媽式的心疼，而是來自觀眾真正的理解，這比“謝謝”兩個字有分量。
晚上，朱亮在放映廳外面的前台，留下了1000元。他説：“就是個飯錢，讓鄭瓊請志願者上館子吃頓好的吧。”
鄭瓊説，這些年來，常有人動不動地來同情她一把。
《大國崛起》的製片人高曉蒙，每過一段時間就給鄭瓊打個電話：“鄭瓊，你們還活着嗎？”“活着呢。”對方不相信，非要來看一下。
“好像做點符合人類美好願望的事情就該是慘兮兮的狀態。”鄭瓊笑着説。
還有一次導演胡杰來看她，説，你請假出來，不會被頭兒罵吧。他以為鄭瓊淪為“打工妹”了。
事實上，她的公司確實只剩她一個人了。後來，她搬回高大上的自家的房子了。
這印證了《生生不息》中的一句話：“生命中很多事情是會在很多年後，才能露出它的含義。”
她認為紀錄片的意義，就是讓你內心變柔軟，並觸發你去思考，也許你對世界的看法會有所改變。所謂“眼界改變世界”，説的是你的眼界改變了，你的世界就改變了，而不是要去改變這個世界。
還有777個座位嗎？
12月17日，閉幕式上，頂着油乎乎長辮子的鄭瓊在滿場的掌聲、尖叫聲中上場了，還是那身棉襖。事實上，她已經一週沒洗澡了，她説自己不愛洗澡。
她給大家鞠了一躬，説：“謝謝北京電影學院、謝謝導演、謝謝來觀影的觀眾。”下台了。
“這就完了啊？！”有觀眾喊着。
“如果不是儀式需要，那三個謝謝都是畫蛇添足，片子足夠好，不就完了嘛！”坐在她家那把永遠“在那裏”的沒有扶手的硬椅子上，她淡淡地説。
屋子裏，滿地的材料，一腳下去隨時都可能踩到一個移動硬盤。她説，45年了，自己的衣服沒有一件比一個硬盤貴，每個硬盤一千塊，這個屋子裏有很多很多。
這些存有紀錄片的硬盤構成了她的“圍牆”，這種圍牆很像她20多年前，在湖北咸寧某電機廠當查表女工、當測電壓的質檢員時，她隨身攜帶的書、筆記本構成的那個“圍牆”。
她曾參加過3次高考，可沒有一所大學的座位屬於她。十七八歲的姑娘成了待業青年，後來幹各種臨時工。她形容工作時自己是靈魂出竅的，只有捧着書時靈魂才回來。
1995年，她北漂學外語，租住在“當時還沒成為宇宙中心的五道口”，騎車滿北京地跑推銷。後來她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傳媒娛樂集團光線傳媒的創建者之一。
她當時的工作方式“簡單粗暴爽”，翻開一本黃頁，給每位電視台台長打電話説：“您好，我這裏有一檔好節目……”
可沒幾年，她寫了8頁的辭職信，跑到外地去專門觀鳥。
直到有一天，這個喜歡看日出日落、花花草草，做一手好米酒的矮小女人，在2003年接觸到真正“討論人內心”的紀錄片時，她不怕敲開任何一扇門的推銷員精神又上來了，一發不可收拾。
她很認同朋友的一句話：人要跟隨自己的興趣，因為終歸這些興趣會串成項鍊。
12月14日，《生命之歌》是週末放映最晚的一場紀錄片，777個座位滿滿的。
那是一個講述音樂和老人的片子。一個瞎了眼睛的老人，用手敲打着鋼琴的黑鍵，她要彈出“天空、雲團”的聲音；一個恐高的老人，在60歲生日那天收到一個降落傘，她要戰勝恐懼，從4000米高空落下，證明自己“優雅地老去”，她要用音樂表示戰勝恐懼……
鄭瓊從幾千部紀錄片中挑出了這部極美的戰勝自我的片子。她感慨，人生沒有誰比誰經歷的苦難更深，只有對待苦難的態度不同，而好的紀錄片就是在找“光”。
“經歷過高考3年那種黃土埋下來的感覺，後面就真沒什麼恐懼的了。”她説。
有一次和父母去旅遊，三個人躺在一張大牀上，鄭瓊笑着説：“你們倆都是高級表演藝術家，你們一輩子都在表演給別人看，唯獨沒有活自己。”
落幕的那個晚上，上千人踩着檢票口一地花花綠綠的票根散去，777個座位空了，燈滅了。
鄭瓊和志願者最後離開。回到房間，鄭瓊的媽媽激動得睡不着，她很想和女兒聊天，誇活動如何成功、女兒做的事如何“了不起”。
鄭瓊翻了個身，不理她，幾分鐘後睡着了。
第二天，王迎和她通電話，討論還辦下一屆嗎。最後，兩個女人爆着粗口，大笑：“老子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老子不知道！”
鄭瓊想好了，這可能就是最後一屆了。她必須把自己已經拍了5年的一部紀錄片剪輯出來。她説，她可不想死前，留下遺囑給老公：親愛的，請幫我剪完片子。
不久前一個深夜，在整理機票時，她猛然發現，在馬航MH370出事前幾天，她坐的正是那架飛機。她與死神擦肩而過。
不過，她很快平靜下來。她想，如果真的見了上帝，她會跟上帝説：“這些年，我沒什麼遺憾，該打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我可以交賬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