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形勢演變的十個特點

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點，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大國博弈加深、國際安全局勢惡化、地區衝突加劇、國際秩序調整加速，和平與發展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全球性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疊加發生，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面臨深刻調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多年，但餘威猶在。世界範圍內的蕭條之後人們並沒有看到傳説中的蓬勃復甦，金融危機逐漸轉化為債務危機，在經濟持續低迷的作用下，各國政治和社會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政府對金融危機舉措不力，極端情緒愈演愈烈，民眾對國家治理能力產生懷疑，最突出的表現是“街頭政治”持續上演，如挪威槍擊案、“佔領華爾街”運動、“阿拉伯之春”等事件，其產生的根源除了經濟因素外，更有種族融合、“民主赤字”、貧富分化嚴重等問題的作用。危機不僅損害了原有國際秩序的經濟基礎，而且降低了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執行力，更鬆動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當原有體系不能再通過有效的輸出來控制世界的時候，新興力量便孕育而生，國際力量此消彼長會進一步加快。當前，多中心國際秩序已顯現，世界權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尤其是美國單方面主導國際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組。

國際力量對比舊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構建過程中，大國關係走向出現了不確定性。危機時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國家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程度不同，導致國際格局正發生深刻變化，傳統西方大國（美歐日）集體下沉，新興國家羣體性崛起，其中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表現最為亮眼，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強勁的增長態勢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舉足輕重，也推動了世界權力重心的東移。與籠罩在金融危機陰影下的傳統西方大國以及世界其他落後國家相比，支撐新興國家持續增長的資源、市場、人口稟賦仍在，新興國家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其參與國際事務的意願和能力增強，新興國家不僅要融入國際體系，而且要改進和完善現有國際秩序，國際體系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面臨結構性調整。但是，原有國際機制的受益者並不願意接受由此帶來的權力變化，對新興國家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在維護和重塑之間雙方尚未找到利益契合點，使得國際體系存在對抗性風險，大國關係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性。俄歐美因烏克蘭危機和北約東擴關係緊張，中美日因東海和南海爭端引發對立，歐美因世界經濟和安全防務主導權產生分歧，若矛盾和對抗升級，都會改變現有關係格局。伴隨着國際局勢的突發多變，大國關係進入新一輪的磨合調整期。

全球性的兩極分化加劇，政治激化導致對抗性因素上升。經濟全球化在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同時也加深了全球的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利用資本、技術優勢，通過不平等的國際貿易控制、盤剝發展中國家，數字鴻溝愈來愈大。隨着科技革命的到來，資本所具有的內在擴張性特質更加顯現，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日益被強化，而原本弱勢的發展中國家越發處於不利地位。全球性兩極分化必然帶來各國利益和訴求不斷分化，各國為在未來國際秩序中佔領制高點而競爭加劇，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國際規則和觀念受到衝擊，聯合國作為國際權力中心的作用逐步喪失就是例證，一些大國選擇性地解讀國際規則，採取單邊行動引發國家關係緊張，這無疑增加了國家間關係的不確定性，致使地緣政治環境日趨複雜，國際形勢加劇動盪。

西方國家面臨體制結構調整震盪。西方國家正在經歷的經濟衰退、政治動盪、社會抗議等種種困境表明西方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此輪危機把西方國家的制度缺陷和結構性矛盾暴露無遺，而新自由主義、緊縮財政等並未帶領西方走出困境。西方國家為擺脱金融危機而採取的緊縮減赤措施並未收到良好效果，究其原因是其經濟制度無法克服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對立，政府在應對金融危機時又在國家干預和“市場萬能論”中左右搖擺，政治決策的不確定性且相互推諉造成國家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大降低。另外，為取悦選民各政黨開出諸多“口頭支票”，掉入“福利陷阱”的西方對危機治理可以説寸步難行，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引發民眾對政治體制的質疑。信任危機衝擊社會穩定，社會極端思潮抬頭，此起彼伏的民眾抗議既是民眾表達對就業、移民、醫療、福利等制度的不滿，也是西方社會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分化加重的表現，體制矛盾最終釀成體制危機。西方國家的體制機制正在面臨巨大的變革壓力。

伊斯蘭國家對社會現代性的訴求與其原有的文化、宗教、體制發生了尖鋭的衝突，引起地區規模級的持續動亂並嚴重外溢。伊斯蘭國家在經歷風暴洗禮後並未走出陰影，埃及、利比亞再次陷入危機，敍利亞、伊朗局勢依舊膠着，中東局勢遠未明朗。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調整是中東變局的外部推力，但究其根本仍是內部社會轉型和政治變革的迫切需求。全球化密切了中東和世界的聯繫，也觸動了伊斯蘭國家政治民主化這一敏感神經，國家政治民主化、現代化的呼聲鵲起，政府面臨的壓力驟增，但由於擔心政權合法性受到質疑，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議題始終停留在討論層面，制度構建和創新缺乏原始動力。另外，由於受到地緣政治環境不利因素的影響，伊斯蘭國家的全球化進程是被動的，伊斯蘭傳統文化所受衝擊巨大。由此可見，伊斯蘭國家政局動盪的前提早已存在，只是社會轉型的訴求一直被外部勢力所壓制，美國中東政策的收縮性調整為伊斯蘭國家政治社會轉型提供了契機。在“后帝國時代”，政治動員的作用凸顯，“全球政治覺醒”成為催化劑，潛在危機最終發展成為全面動盪，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使得民眾走上街頭，不僅波及整個阿拉伯國家，還產生了外溢效應，甚至擴散到歐美，其中以希臘反政府示威、倫敦騷亂、“佔領華爾街”運動最為典型，這些運動雖然與“阿拉伯之春”性質完全不同，但都是以同樣形式表達民眾的政治訴求，如何處理民眾日益強烈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訴求不僅是伊斯蘭國家面臨的困境，也是其他國家相當長時間內不得不面臨的嚴峻挑戰。

全球工業化進程推動人類海洋工業文明時代來臨，基於物質資源的海上爭奪與對抗凸顯。如果説16世紀的海上爭奪是歐洲國家通過海洋爭奪陸地，那麼21世紀的海上爭奪是世界各國通過海洋爭奪沉睡在海底的戰略性資源，人類進入了新的海洋時代——“海洋工業文明時代”。陸地資源逐漸枯竭，人類將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氣資源、可燃冰、海濱砂礦、多金屬結核等，儲量之大遠超當今人類需求。對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飛猛進，人類對海洋資源的勘探開發進入新階段，各國不斷上演“藍色圈地”運動，海上競爭愈演愈烈，各種利益矛盾凸顯。海洋爭端頻繁亮相國際舞台，南北極爭端、中菲黃巖島爭端、中日釣魚島爭端、韓日島嶼爭端、英阿馬島爭端等輪番上演，國際海洋爭端也逐漸從單純的島嶼歸屬發展成為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定，對海底資源的爭奪也從“暗鬥”階段上升到“明爭”階段。國際海洋爭端日趨複雜迫使各國調整各自的海洋戰略，中國的“海洋強國”戰略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這既符合中國國情，也能在海洋工業文明時代更好地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和國土安全。

地球生態惡化，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給社會造成的負荷幾近極限，生態危機正向社會危機轉化。在當前人類面臨的三重危機中，金融危機是短期危機，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得到恢復和改善，而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是更為嚴重的長期危機，並不能通過政策刺激消除，需要人類重新審視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現代工業文明在科技的一路高歌中忽視了生態的有限性，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人類作用於自然的速度、力度、強度不斷加劇，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危害程度、波及範圍都是空前的，人對自然的破壞程度已經遠遠超過自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生態危機若繼續發展所帶來的惡果不僅僅是經濟和生命的損失，而是人類文明的終結。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向傳統的國家主權提出了挑戰，達爾富爾危機的源頭就是氣候變化所引發的生態危機，當生態危機蠶食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時必將會威脅到社會機制的正常運轉，轉而脅迫社會導致社會危機發生的概率增加，並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網絡媒體的消極作用持續發酵，網絡空間日益成為國家安全的新挑戰。信息技術的發展催生了人類活動的第五維空間，網絡已經嵌入了人類的整個社會運行，關乎社會系統能否正常運轉，這意味着網絡賦予了國家安全新內涵，可以説，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2013年的“斯諾登事件”不僅折射了美國的網絡霸權，而且也為各國的國家安全敲響了警鐘，信息正在成為一種新的戰略資源。網絡對世界的影響力和塑造力越來越大，網絡空間已發展成大國政治新的競技場。作為國家安全博弈的新領域，一旦網絡受到攻擊，其破壞力堪比核武器，因此網絡被稱為新的“核按鈕”。網絡恐怖主義、網絡犯罪、黑客攻擊等使國家面臨新的安全困境。同時，網絡改變了國家的安全範式，維護國家安全不再僅僅是增強軍事實力，還要增強國家保護信息和獲取信息的能力。從海灣戰爭到科索沃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再到利比亞戰爭，信息武器的不斷應用更新證明了網絡已經成為戰爭的重要對抗領域，信息時代的戰爭已經完全超出了傳統戰爭的範疇，並突破了傳統意義的國家主權和邊界。因此，有必要加強國際合作來共同構建新的有效的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體系。

國際公共認知能力嚴重滯後，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新情況、新需求準備不足，反應不力，舉措失當。氣候變化、非傳統安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全球性問題對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高漲，而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供給卻明顯下降。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經濟的持續蕭條使得各國政府無力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全球治理中，各國的關注點更多地放在解決國內民眾的利益訴求上，內部治理的挑戰要遠遠大於全球治理的需求，各國政府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在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為，對未來經濟的悲觀預期是全球治理推進的巨大阻力，各國政府口惠而實不至便源於此。二是“反全球化”浪潮不絕於耳，此輪金融危機又給“反全球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而現有國際機制又不能有效解決全球性問題，致使全球治理碎片化，由於主體利益的差異性使得在行動的認同上很難達成共識，造成治理成本增加。同時，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社會失衡、貧富差距、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等使得全球化的推動者也對全球化猶豫不決，給全球治理體系帶來新挑戰。

非常態下的利益衝突難以調和，國際社會的諸多矛盾在非常態氛圍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險。國際社會的矛盾源於國家間的利益對抗，當矛盾各方在利益方面的政治關係發生激化，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非常態發展超出內政的心理承受程度，必然會引發內外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化。基地組織的興起及在全球製造恐怖襲擊與非常態下的利益衝突不無關係。隨着人類需求的不斷增長，資源的稀缺性不斷顯現，加大了利益衝突的風險，再加上經濟的不平衡和文化的差異造成國際人權意識的分歧，國家間的“戰略互信”很難構建。地緣政治變遷、非均勢化發展、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極端宗教勢力壯大、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都會導致非常態下利益衝突升級。在國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某一領域的衝突都會牽動其他領域的穩定，引發地區、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的全面動盪。國際矛盾和衝突是和平發展的最大障礙，減少矛盾和衝突是對各國的巨大挑戰，如何既能防止事態失控，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國家利益，找到利益平衡點，在考驗各國的政治智慧。（徐娟 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