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新常態：在改革轉型中把握底線思維

“熊”了七年的中國股市突然啓動牛市行情，與一路下瀉的國際油價走勢形成鮮明對比。一向被通稱為經濟“晴雨表”的股市，似乎並沒有與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相一致過，相反卻被看作是典型的“政策市”而備受詬病。但是，目前的行情不僅與利好政策相關，更多地似乎願意從中國經濟的走勢和結構性改革全面深化中尋找邏輯，分享改革紅利，逐步走向成熟和規範。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經過去將近七年，世界經濟還在探尋復甦之路，過程顯得漫長且並不平衡。在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經濟終於走向有力的復甦征途，但歐洲、日本經濟起色不大，依然不振，而且新的外部壓力在傳導，前景並不確切；新興經濟體也受到大形勢的拖累，增長放緩，尤其是俄羅斯經濟，正遭遇油價大跌、盧布急貶之後大衰退的嚴峻挑戰。這對我們來説，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彼此互補性強，聯繫緊密。俄羅斯倒下不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

世界經濟的穩定，都把目光投向中美。而對於中國來説，正處於一個新的階段，換擋提質是這個階段的表徵和要求。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增長正成為過去時，進而轉向中高速增長的軌道，預計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達到7%左右的水平。隨着時間的推移，今後還會經歷中低速增長階段，以及增長速度大體和發達國家持平的階段。從人均收入水平來看，中國將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餘斌認為，這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也是一個落後國家在成功實現經濟起飛後，必經的“追趕進程”中的真實場景，呈現出倒U型曲線。目前，中國正處在這個曲線的右側，一段時期內會穩定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區間內波動，這種情形被稱作“新常態”。對此，理論界、實務界都在熱議，在很多場合被反覆提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在中江國際論壇上的演講提及新常態時，有他的一番見解。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經歷“三態”——舊常態、過渡態以及新常態。“舊常態”是指過去中國經濟粗放發展模式，主要依靠大規模的能源投入來拉動經濟，造成了能源短缺、環境惡化等諸多環境問題，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政府主導，市場化程度雖大幅度提高，但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過渡態”就是經濟發展不穩定，高速發展不可持續，處於換擋期；同時，處於結構調整的陣痛期，一些舊的產業被淘汰，新的產業不斷出現。在過渡時期，經濟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和不利因素，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等方面的問題交織碰頭。同時，經濟發展面臨兩難選擇，既要穩增長，又要調結構、控風險。

李佐軍判斷，2012年開始從舊常態中轉型，2016年或2017年之後的十年、二十年裏，中國經濟將處於新常態。新常態的內涵具體表現為，一是有不同於過去的新政策，中國經濟將處於相對穩定、可持續的狀態。二是從產業結構看，第三產業比重占主導地位，高科技、綠色低碳產業進一步提高；從區域經濟結構看，新型城鎮化進一步推進，城鄉差異進一步縮小。三是經濟質量和效益、整體競爭力進一步提高。四是經濟增長動力有別於傳統的“三駕馬車”，而更多依賴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動力，而“制度變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發動機。五是財富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老百姓分享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整個分配中的比重。六是制度與環境的優化，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由人治轉向法治。

關於中國經濟如何向新常態平穩過渡，李佐軍認為需要推進七個方面的轉型。第一，投資結構轉型，從原來依靠勞動力能源、資源的一般生產要素向依靠人才、技術、信息等高級要素轉型。第二，排放結構轉型，增加水蒸氣、氧氣的排放，減少廢水、廢氣的排放。第三，產業結構轉型，推進產業的高級化、特色化、聚集化、品牌化、綠色低碳化、融合化、國際化以及信息化。第四，區域結構轉型，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消除城鄉差異，以及推進中西部、南北各個地區的均衡發展。第五，經濟增長的動力轉型。第六，財富分配的轉型，由原來的強調國富向民富轉型，由少數人先富起來向更多人富裕起來、更多行業共同富裕轉型。第七，經濟目標轉型，由原來的追求經濟數量向強調經濟質量和效益轉型；由追求大國向強國轉型。同時，全面創新和風險控制也是促進中國經濟向新常態平穩過渡的重要手段。全面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發展模式創新以及管理創新。控制風險，一方面要解決、鎖定、釋放和化解存量風險；另一方面要控制增量風險，利用底線思維，應對風險衝擊的準備。

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譽所長夏斌在中國青年經濟學人論壇上演講時説，當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就是處於困難微妙的調整轉折時期。“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是對當前經濟現象最為形象的概括，但是，“三期疊加”僅僅是對中國經濟“現象特徵”的表象描述。至於“換擋”換到哪個擋位？“調整陣痛”表現在哪些方面？會陣痛到何種程度？以及更重要的這三者不同的動態變化之間是如何互相制約與影響的？最後會對經濟大勢起什麼樣的決定作用？以上“現象特徵”的表象描述並不能清楚回答全部問題。

在這個轉折期，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夏斌認為，不必過度悲觀。經濟增速下行是經濟內在邏輯發展調整的結果，適度地調整有利於中國經濟持續健康成長。儘管增速在下行，但產業需求、區域結構、分配等指標都出現較好勢頭，資源環境成本在減少。而中國在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中，如果能繼續保持6.5%-7%的增長，相對而言仍然是絕對的高增長，這意味着對逐步解決中國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提供了進一步的財力支撐。雖然前期經濟的“超級繁榮”確實在銀行體系內積累了一些問題和風險，但是目前的銀行體系已經有所準備，今年三季度末，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達到12.93%，有近2.5%左右的撥備覆蓋率。

另一個不必悲觀的理由是30萬億元的優質國有淨資產，這是中國經濟防範大震盪的本錢和巨大的財力保證，也是金融危機以來，令美國、日本等政府羨慕不已的調控資源。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對當前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心中有數、居安思危，並已在悄悄開始逐步化解風險的行動。

國盛證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兼首席研究員周明劍對中國經濟堅定看多，不僅從牛市中看到經濟向好的深層邏輯，而且認為牛市將助推改革深化和結構轉型。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鍾偉同樣比較樂觀。他認為，次貸危機在遠去，2015年整個宏觀經濟趨好，經濟復甦會更加明顯，中國經濟有望增長7%。從長期看，中國有希望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從短期看，中國經濟放緩、結構調整，回到新的軌道上，是非常困難的過程。2015年中國經濟或將出現新的貨幣政策框架，但框架相對穩定。房地產將處於調整期，未來，健康產業將取代房地產業，互聯網業將取代銀行業，成為中國的支柱性產業。

對未來謹慎樂觀前提是具備“底線思維”。這是夏斌的觀點。他説，當前的中國經濟，如果任市場自然發展，政府不去作為，經濟硬着陸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採取總量刺激政策，忽視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不準備忍痛付出代價，那只是拖延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時間而已，其結果同樣是危險的。怎麼辦？不能走極端，要走中間道路。換句話説，政府要基於底線思維，有作為，又不過度作為。

何謂底線思維？夏斌説，於中國國情而言，可以在回答“三期疊加”現象描述背後的疑問中展現：

經濟增速換擋期，換擋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增速要下來。我們能容忍的底線在哪兒？一是穩就業，穩住社會能容忍的較低的失業率；二是穩風險，在經濟增速下降中允許一些企業破產出清，但不能引致傳染最終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兩者説到底，均為確保社會的穩定。

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調整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要深化改革。改革必然應直面風險暴露及帶來的陣痛。那麼改革的速度底線在哪兒？底線在“部分陣痛”，不能因陣痛加劇而引致“生命危險”，也就是不能引發國家的全局性、系統性風險。譬如資本賬户開放改革，當國內諸條件不成熟，且資產泡沫風險猶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開資本流動大門會引起中國經濟的混亂，那麼該項改革只能漸進推進。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過剩產能的底線是什麼？全國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縮水，金融可以去槓桿，企業可以破產，但是不能讓當前的經濟增長對就業有劇烈的衝擊，也不能因部分企業債務問題連鎖引發全國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和經濟危機。換句話説，對業已存在的風險，只能用時間換空間，力爭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機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説到底，底線思維就是政府在實施各種調控技術中，必須堅守就業穩定和不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大局。這既是出於對經濟的考慮，也是出於對社會和政治大局穩定的考慮。若確實能做到二者，GDP增速再低一點，改革步伐再快一點，並不可怕。（記者 楊良敏 姜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