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展望2015：如何為這動盪世界尋找安全？
作者的話
2014年，即將過去的一年。
年初的時候，基輔的民眾不會想到，自己表達“親俄”、“親歐”立場的街頭抗議會引發持久的動盪，國內的危機外溢為俄美之間的“新冷戰”博弈。
釣魚島爭端引發的危機已經造成了中日之間的“僵局”，日本對戰爭罪行的否認也讓其在東北亞面臨外交困境。
“伊斯蘭國”的異軍突起是2014年極端組織的“黑馬”，比“基地”組織更有雄心且更有戰略，引發各路追隨者興風作浪，對原有的民族—國家組織架構形成了巨大沖擊。
2014年新年的頭幾天，莫斯科百姓手裏的盧布還有些購買力，臨近年底，已經貶值近50%，麪包價格都漲得厲害。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的退出給新興市場帶來了巨幅震盪。
埃博拉病毒早在幾十年前就是一個熟知的存在，今年在西非三國的肆虐讓其成為令人談虎色變的東西。
利馬的氣候談判在艱難中達成妥協，但卻給2015年的巴黎大會留下了未解的難題，中美之間已就減排達成了共識，兩個大國間的妥協能否給來年帶來福音？
複雜的世界運轉帶來的不確定性加劇了不安，對未知的恐懼也驅使人們尋找安全感。為此，本版年度策劃把主題定義為“安全”：傳統安全、經濟安全以及人類自身的安全。
預測不是做結論，而是依據專業知識給讀者呈現一個看待問題的角度，讓這個不安的世界變得有跡可循。
●傳統安全篇
伊斯蘭國會被消滅嗎？
“伊斯蘭國”從名不見經傳的小組織，瞬間演變為聲震全球的極端組織，始於今年6月的“壯舉”：攻佔伊拉克摩蘇爾、提克里特，直逼巴格達。西方媒體驚呼，這是“9·11”本·拉登後恐怖主義新標誌。與碎片化的“基地”組織不同，“伊斯蘭國”具有遠大“抱負”。它宣稱，其目標是要消除戰後中東國家邊界，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發國家，5年內要佔領西亞、北非和中亞以及南亞一些國家。
美國已經發動N輪空襲，並組建了全球反恐聯盟，但卻沒從根本上撼動“伊斯蘭國”的根基。2015年，如果國際社會繼續實行現行舉措，“很難消滅該組織”，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田文林判斷。
“首先，美國不願在中東加大反恐投入。”田文林分析，數年來，奧巴馬一直謀求從中東脱身。“重返中東反恐”與奧巴馬此前的外交政策方向背道而馳，由此決定了奧巴馬對打擊“伊斯蘭國”始終心存牴觸。
與此同時，美國主導的反恐陣營雖説龐大，其實並不給力。伊拉克安全部隊飽受教派矛盾、貪污腐敗、裝備給養等困擾，戰鬥力很弱。約旦和沙特等海灣國家國小力薄，根本沒能力與“伊斯蘭國”正面對抗；埃及國內問題成堆……“地區反恐力量難以形成合力，無法對‘伊斯蘭國’構成實質威脅。敍利亞和伊朗反‘伊斯蘭國’意願最強、軍力也相對強大，但美國卻將其排除在聯盟之外。”田文林説。
另外，“如何突破‘反恐投入越多、留下的爛攤子越大’的困局”，美國也是心中無底。當年，美國傾其國力在中東反恐 ，但極端恐怖勢力反而更趨壯大。“這表明，在反恐問題上，‘高投入不等於高效益’，甚至可能‘越反越恐’。但僅靠當前的‘輕腳印’反恐戰略(包括無人機反恐，動用特種部隊進行精確打擊等)，很難對‘伊斯蘭國’這種‘升級版’的極端組織構成致命打擊。”田文林分析。
日本會否成為亞洲的麻煩
日本與鄰國的外交困局很大程度上源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系列右傾化的舉動。最近，安倍晉三再次當選日本首相，也讓人們對日本能否實現轉變表示了懷疑。
“除了防衞相以外，安倍內閣成員維持了大選前的原班人馬。”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劉江永教授觀察：“這表明，安倍首相將繼續推行他既定的內外政策方針。”
這種既定方針其實有着清晰的路線圖。2015年上半年將強力通過有關行使集體自衞權的相關法案修訂，實質上突破憲法限制，增強海空力量。下半年將爭取連任自民黨總裁，建立安倍長期政權。在外交方面，安倍首相可能首訪美國，加強日美同盟關係，尋求修訂日美防衞合作指針及網絡安全合作。
“修憲”是安倍一直以來的願望，也是引發國際社會反對的一個誘因。“2016年7月參議院選舉之前，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尚未超過參議院2/3以上的多數議席，安倍2015年尚難實現修憲目標。”劉江永分析。
在今年11月中日達成“四項原則共識”之後，釣魚島問題作為中日關係的“隱患”並未消除。“日美防衞合作指針”是否會視中國為“威脅”？日本是否會在“防衞裝備轉移三原則”掩護下，以“積極和平主義”為幌子對外軍售，特別是對同中國存在領土主權爭議的國家軍售，給中國製造“麻煩”？
“如果安倍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及安全保障問題上無視中日之間達成的四項原則共識的精神而我行我素，中日關係不僅難有根本改善，甚至還會出現倒退。”劉江永説：“安倍曾表示在戰後70年要發表談話。其是否承認日本在歷史上的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給亞洲鄰國帶來巨大損害，表示反省和道歉，值得關注。”
烏克蘭能擺脱危機嗎
布熱津斯基早在《大棋局》中就把烏克蘭列為地緣政治支軸國。“親歐”還是“親俄”始終是擺在烏克蘭領導人面前的艱難選擇。北約需要烏克蘭成為其壓縮俄羅斯戰略空間的關鍵力量，而俄羅斯則認為烏克蘭是阻擋北約入侵的戰略緩衝地帶。
從街頭抗議，到總統“跑路”，再到克里米亞獨立，東部“獨立建國”，烏克蘭國家內部政治對立，領土分裂。這種危機也外溢至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新冷戰”。
2015年，烏克蘭仍是一個熱點。“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能否發揮作用？俄羅斯是否會在西方經濟制裁的壓力下屈服？烏克蘭能否認識到俄羅斯在其加入北約這個問題上的嚴正立場？西方與俄羅斯能否通過和談尋求妥協之道？”中國社科院烏克蘭研究室主任何衞認為這些因素是影響烏克蘭危機的主要因素。
目前，西方以制裁手段迫使俄羅斯就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烏克蘭的政治精英能奉行‘左右逢源’的策略，兼顧西方和俄羅斯的利益，西方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利益衝突才能得到緩解。相反，如果烏克蘭力圖通過加入歐盟和北約來抵禦俄羅斯的影響力，那麼這一如意算盤只能激發俄羅斯更大的不滿，使烏克蘭危機更為難以解決。”何衞説。
●經濟安全篇
發展分化成世界經濟新常態
站在2014年年末，路透社用“脆弱”來形容今年全球經濟的表現：中國經濟的減速、歐元區經濟增速疲軟、新興市場中俄羅斯盧布大跌。如果再加上有影響力的事件，那就是國際油價大跌。
歐洲有的經濟學家概括“我們又面臨一個充滿不確性的時代和新一輪全球經濟頹勢的風險。”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則用時下的熱門詞彙“新常態”來形容2015年全球經濟可能出現的狀況。
“發達國家經濟體總體上仍然處於低速復甦新常態。美國經濟受產業結構調整和出口帶動，會繼續領跑西方經濟。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將平穩增長。”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預測。
但全球經濟發展面臨諸多難題。“刺激性復甦結束，調整性回落開始，趨勢性增長未到，世界經濟正進入艱難的結構調整與發展方式的轉型期。各國潛在經濟增長率普遍下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危機後遺症難根除，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人口普遍老齡化，全球中短期內難有重大的技術突破，生產率普遍下降，經濟發展缺乏活力與動力。”中國現代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指出。
2015年，發展分化是全球經濟的新常態。“發達國家經濟走勢和政策取向繼續分化。美國經濟增長加速，將開始提高政策利率；歐洲和日本經濟繼續低迷，繼續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主要新興經濟體的經濟也保持增長態勢分化，中國和印度將繼續中高速增長，而俄羅斯、巴西等將出現衰退或零增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甄炳禧説。
新興經濟體應防範風險
風險，風險，在市場上，能夠避風躲浪的永遠是強者，弱者只能隨着大潮大浪的漲跌而聽天由命。12月18日凌晨，美聯儲的會議決議發出暗示：可能在明年加息。
這無疑會加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在去年6月份至8月份，美聯儲減少購債規模的決議讓各國出現了明顯的貨幣貶值、股市下跌、債市下跌。
這一幕已經在俄羅斯上演，在西方聯手製裁與國際原油價格下跌的雙重壓力之下，盧布直線下跌。一年內，盧布已經貶值50%。其他新興國家的貨幣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大幅貶值。
“2015年美聯儲將擇機升息，美元將因此持續走強，由此引發全球資本回流美國，致使大宗商品尤其是油價長期走低，引發新興市場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增長減弱、金融不穩。”陳鳳英分析。“這給世界經濟前景蒙上陰影，為全球經濟發展增添更多不確定因素。”
除了受美國加息的影響，“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將面臨如下主要下行風險：全球需求繼續不振；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影響上升。”甄炳禧説。
國際清算銀行(BIS)指出，美元的強勢正在對新興市場和全球經濟的穩定性構成威脅。一旦美聯儲開始加息，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收緊形勢只會惡化。
新興經濟體如何應對？甄炳禧給出瞭如下策略：“新興經濟體應該根據自身面臨的現實挑戰，採取合適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實現‘保增長’目的；堅持結構性改革和產業調整，夯實長期發展基礎；加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和合作，通過擴大‘南南合作’，促進新興經濟體經濟穩步復甦。”
可以肯定的是，“2015年世界經濟最大的兩個驅動輪當為中美兩國。中國海外投資會翻倍增加，‘一帶一路’戰略初見成效，對世界經濟會發揮突出拉動效應。”何茂春預測。
●人類自身安全篇
氣候談判或有實質進展
某媒體在一期關於氣候大會的節目中打出了這樣的標題：《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我們能夠樂觀嗎？》這種設問方式本身就帶有一種懷疑。
這種懷疑來自於歷史的經驗。減排與發展的矛盾，國家之間的分歧，一直是氣候談判進展緩慢的主要障礙。
此前，原定2009年完成的“巴釐路線圖”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和2010年坎昆大會上均未能達成一致，2011年德班氣候大會不得已將談判期限延長到2015年，各方同意在2015年底的巴黎大會上達成協議，以取代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換句話講，巴黎大會是“最後的機會”。
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何建坤教授卻對氣候變化的前景感到樂觀。當然這種樂觀並非盲目，而是有所根據。
11月12日，中美兩國在北京聯合發表了一份關於氣候變化的聲明。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峯值，美國則承諾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的目標。
中國和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温室氣體排放國，此舉標誌着多年來陷入僵局的國際氣候談判出現了重大轉折，有望在明年年底的巴黎峯會上達成一項成功的全球氣候協議。
英國媒體在發表的社論中説，中美兩國的聲明為原本毫無希望的氣候變化大會注入了希望。在之前的10月24日，歐盟也公佈了自己在巴黎大會上的碳排放目標——到2023年，總排放量較1990年降低至少40%。
“巴黎氣候大會是對2020年以後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設定減排目標的一種安排。目前從大國的表態來看，對明年達成重要協議的目標還是很有信心的。”何建坤説。“中國帶頭減排，既是國內需要，又是國際需要。發展可再生能源和節能減排既保障了未來全球的生態安全，又保障了國內能源供應安全。”
反思誰製造了埃博拉危機
現代技術的進步，讓航天器都載着生命飛上了天，但在應對傳染性病毒方面，人類卻屢屢栽了大跟頭。
據路透社25日報道，曾幫助發現埃博拉病毒的科學家彼德·皮奧特表示，此次在西非暴發的埃博拉危機很可能要持續到2015年年底。
世界衞生組織24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暴發於西非國家的埃博拉疫情已導致19497人疑似或確診感染，其中7588人喪生。
埃博拉其實是個熟悉的陌生詞。首例個案早在1976年就被發現，此後偶爾在幾個非洲國家暴發過。“目前已知的五種埃博拉病毒株中的4種，動物寄主都來自於非洲。這就是為什麼埃博拉一開始就和非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原因。”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海方介紹。
這場被世界衞生組織定為現代社會“最嚴重的公共衞生危機”的疫情，由於一開始並未得到國際機構的重視和實施應有的防治措施，而使危機更進一步一發不可收拾。
更可怕的是“簡單地把‘埃博拉等同於非洲’的單面認知，潛在地影響了當地和國際社會在非洲干預危機的方式”，劉海方説：“長時間裏，把埃博拉絕對妖魔化的宣傳，讓‘隔離’這種措施被視為唯一的有效措施。”
西非三國的公共衞生危機，被妖魔化為整個非洲的災難，這讓醫療衞生條件較好的南部非洲也深受其害。旅遊業者在8月份時就感嘆：“埃博拉又把非洲囚禁成了孤島，與其他世界隔絕。”
“一位來自疫區的利比里亞同學激動地説，最需要的措施是及時給予受感染人物資和心理上的護理以及長遠的防疫知識”。劉海方説，我們要反思的，不僅僅是“全球危機面前，怎樣捐棄前嫌，通力合作來共同應對全球性的問題”，“還有地域歧視，這也許是深入人心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