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圍觀跟拍跳軌自殺 要不要譴責惹爭議(圖)

23日，日本某電車線上再現跳軌自殺事件，而眾多候車乘客竟掏出手機，搶拍被撞裂的電車車窗的照片。(右圖)

近年來日本青年自殺率居高不下，尤其跳軌自殺事件比較頻繁。乘客經常遇到因電車撞到自殺者而取消或延遲發車的現象，甚至已對此麻木不仁、習以為常。

災難攝影飽受爭議

王希怡：這件事應該屬於災難攝影的一個案例。災難攝影引起的爭議一直很多，國內國外都有。其中最受爭議的就是1994年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作品《等着吃小女孩的禿鷲》，最後攝影師凱文·卡特受不了排山倒海的輿論批評而自殺。但是在卡特死後20年的今天，圍繞災難攝影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息過。

趙海建：一方面，災難攝影有積極的意義：有時候單憑一張富有感染力的照片，就能引起千千萬萬看到照片的人去關注甚至伸出援手；但另一方面，災難有時候也會成為被消費的對象，用來實現拍攝者的野心，或者換取名利。

王璜：確實，但這兩者的界線有時候並不是太清晰，這也許只有拍攝者自己心知肚明。

王希怡：智能手機和社交軟件的普及客觀上也助長了圍觀者的“看客心態”。很多人已習慣了一有點風吹草動就掏出手機猛拍，再傳上網分享。這甚至已成為一種潛意識的舉動。

王璜：地鐵裏有太多“低頭族”。他們坐地鐵的時候往往思緒很遊離，沉浸在一個虛擬世界中。他們拍照之前可能並不會仔細思考對外界的影響，因為已經區別不了現實與虛擬。

拍照應注意場合

趙海建：不管是拍照還是自拍，都應該考慮場合。比如去年在曼德拉的葬禮上，奧巴馬、卡梅倫和丹麥女首相施密特面露微笑大玩自拍；剛剛過去的悉尼人質事件中也有人開心自拍，這些都遭到輿論的嚴厲指責。在這種災難或悲傷的氛圍中，他們的所作所為顯得格格不入。而且，通過網絡傳播範圍大，社會影響不好。

王璜：前幾日，西安醫生在手術室裏自拍的事件也引發很多爭論。雖然在國外這種事兒恐怕也經常發生，不應如此小題大做，但是從人文關懷的角度來説，這確實是有悖“人情”的。

趙海建：有沒有給予受難者基本的尊重，有沒有體現出基本的人道關懷——這種態度上的差別，應該是區別該不該進行道德譴責的關鍵。

王璜：這個事情的背景其實是這個年輕人已經自殺了，而並不是等着大家救援。

王希怡：客觀上説，有些災難是圍觀者即使想施以援手也無能為力的，憑他們的力量無法改變結果，比如“9·11”襲擊，那麼這時候如果他們拍照，我覺得沒必要過多從道德方面指責他們。

冷漠只會互相傷害

趙海建：這件事情在日本網友中出現了兩種言論，一部分人認為這些拍照者人情冷漠、行為可鄙，拍照只是為了向人們炫耀自己的見聞。

王希怡：這就是從眾心理，它會產生責任分散效應，即大家都覺得這麼多人都在，別人不動我也不動，別人拍我也拍，反正法不責眾。這是一種特別殘忍的冷漠，社會上的道德焦慮，就是對這種冷漠的恐懼，因為人人都有需要別人施以援手的時候，而冷漠最終只會造成互相傷害。

趙海建：另一種觀點則稱，這種行為可以讓眾人知道跳軌自殺會擾亂乘客的行程，十分令人厭惡，從而減少類似事故的發生。

王璜：這恐怕就要從日本的社會和文化角度來解釋了。首先，卧軌會造成列車大幅度晚點和各種系統上的混亂，這在嚴格要求準時的日本社會是很難接受的。其次，卧軌自殺在日本時有發生，人們從一開始的同情變成了麻木甚至會無情地感覺麻煩。第三，日本的“恥文化”發揮了“威力”，即強調做了一件影響他人的事應感到羞恥，一些圍觀拍照的日本人恐怕是想拍照警醒吧。

趙海建：不管出於什麼文化背景或目的，我們對任何災難，都應該抱着更多的同情心，拍與不拍都應該有個正確的態度和底線。 (本報國際問題資深編輯 北大三劍客 王璜、趙海建、王希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