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駐華大使：中國早已進入我的生活

我今年62歲了。在我幼年、童年和青年時代，中國就進入我的生活了。小時候，身邊隨處可見中國商品，包括毛巾、服裝、鞋等。最受歡迎的是中國製造的熱水瓶，幾乎家家都有一個。

我讀過許多中國的寓言故事，比如愚公移山。我們國家那時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特別是在我曾經生活過的城市列寧格勒（即現在的聖彼得堡），在街上很容易碰到中國人。

上大學以後，我開始學習中文。讀到大學三四年級時才真正明白，研究中國不僅要學中文，還要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和哲學，而且今生今世都要堅持不懈。從那時起，我從對中國感興趣，到逐漸喜愛中國了。

大學時代快結束時，我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濃厚興趣。1970年，我讀大學五年級時第一次來中國，在蘇聯駐華貿易代表處實習。如果算上那次來華實習，我現在是第四次來華工作，迄今已在中國總共工作了12年。

在華工作和生活的許多細節令人難忘。1978年夏天，我再次來到中國，在蘇聯駐華貿易代表處工作。那一年的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1979年，1978年的中國統計年鑑發佈。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統計資料從來沒有公佈過。這表明，中國已迴歸正常生活，開始經濟穩定發展的時期。我當時認為，中國擁有經濟加速增長所需的一切資源。問題在於，要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模式。

我記得中國在建立經濟特區方面最早採取的那些步驟。這同樣是1979年初的事。我還記得中國第一批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營企業。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就什麼是中國模式進行了理論探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等術語頻繁出現。他們強調，中國的經濟模式應該具有中國特色，也就是要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這些理論觀點聞名世界，對我們來説就像一股新鮮的空氣，因為當時蘇聯只有計劃經濟。

在那個年代，北京的王府井、長安街、前門等地，有大型的自行車停車場，每天都有成百上千輛自行車停在那裏。每到上下班高峯期，街上就成為自行車的海洋。假日裏，我們可以駕車到北京周邊，瀏覽名勝古蹟，比如萬里長城、明十三陵等，當時這些地方遊客很少。

那時我們工資不高，所幸去餐館花費不多，比如在餐館裏買一瓶紅星二鍋頭只花兩塊八毛五，有一種啤酒每瓶只要五毛五分錢。我記得當時經常點的菜，比如木須肉、回鍋肉、魚香肉絲等。我最愛吃北京烤鴨和水餃。

1992年到1997年，我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工作了5年。那時，俄中雙邊貿易額只有50億美元，我們曾經提出過100億美元的目標，但當時感覺很難實現，而我們現在的目標是2015年兩國雙邊貿易額達到1000億美元，2020年達到2000億美元。記得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工作時，業餘時間我喜歡一邊開車一邊聽鄧麗君的歌曲，還看過電影《紅高粱》。

2013年，我被任命為俄羅斯駐華大使。接到任命書時，全家都很高興。對我來説，再次來中國工作是期盼已久的值得高興的事情，我沒有考慮過也不願意選擇別的去處。和上世紀90年代一樣，妻子隨我在中國生活。我們只有一個女兒，女兒從小就來到中國，在這裏上過學。她喜愛中國。上大學之後，還來中國學習過一個學期。雖然她現在不在中國工作，但只要有機會，她就願意來這裏，不僅是為了看望我們，還因為中國吸引着她。

近兩年來，我去過中國的許多地方。今年我第一次去南京，參加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儀式。通過在中國的旅行，我親眼見證了中國的高速發展和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對那些規模並不大的城市的印象比對北京、上海等地印象還深。當看到寬闊的道路、現代化的機場和高速鐵路，一下子就明白了，不僅大城市，整個中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希望，在即將到來的2015年，俄中兩國各領域合作，包括經濟、政治、文化、人文等，特別是青年之間的交流，都能得到新的發展。

（俄羅斯駐華大使 安德烈·傑尼索夫 本報記者張光政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