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嶺：“太陽花”學運帶給台灣巨大傷害
由中國台灣網(taiwan.cn)、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CCTV4)共同主辦的“2014年兩岸關係十大新聞”評選活動正在進行中，3月19日台灣爆發的“太陽花學運”位列備選項之中。
毫無疑問，3月18日發生在台北的“太陽花”社會政治運動是2014年台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兩岸關係歷史上值得關注的事件。它產生的複雜根源、新媒體的動員方式、超乎尋常的政治結合、尷尬的退場機制以及對兩岸協議的杯葛和制約都值得做進一步研究。這一事件對台灣政治、社會乃至兩岸關係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太陽花”事件的領導者以“反對黑箱服貿”為理由，打着“反馬”、反“全球化”、反“中國大陸”的旗號，以暴力方式佔領台灣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並不乏以惡毒的口號煽動反對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的目的。這一事件甚至繼續延伸它的影響力，對年底的“九合一”選舉有所波及。
“太陽花”事件具有民粹性質
“太陽花”社會政治運動絕對不是一場簡單的學生運動，它是由學生、社會各界反政府人士組成的民粹運動，這場運動在客觀上是“台獨”話語塑造和史觀強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縱觀李登輝、陳水扁執政以來的20餘年台灣教科書不難發現，“事實台獨”教育已經成為台灣史觀教育的常態。“台獨”史觀塑造、“台灣民族”塑造以及相關幹部培訓等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太陽花運動”作為一場有預謀的社會政治運動，早有籌備，遲早都會到來，只是找到了所謂“服貿黑箱操作”的導火線而已。硝煙散後不難看出這些運動領導者的政治身份，或公然宣稱自己是“台獨分子”，或是民進黨員，或是民進黨主要政治人物的文膽，或是職業的社會運動專業户，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領導者在運動結束後，紛紛以之為政治資源尋求在政治舞台上的進一步發展。
社會運動與民進黨內政治勢力結合
“太陽花”社會政治運動是台灣社會運動與民進黨內政治勢力合流的重要事件。
民進黨內的部分勢力重視公民社會、社會運動，由來已久。2008年民進黨敗選下台後，蔡英文系、新潮流系特別注意了公民社會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同時關注了香港的相關動向。應該説，從陳水扁執政後期的“倒扁”運動開始，稍事休息的社會運動就重新在台灣社會中燃起戰火。馬英九執政後，由於種種原因，台灣的社會運動再次興起。這股力量以“生活台獨”為基礎，以反對“藍綠惡鬥”、爭取公民權益等為主要內容，漸次尋求與台灣主流政治勢力的結合。“立法院”內的政治勢力充分利用了這股力量，而民進黨內的部分政治勢力則敏感的抓住這股社會運動力量的發展趨勢，通過“統一戰線”的方式與他們逐漸結合，併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實際領導者。
這種結合的政治利益，在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中已經有所體現，在即將進行的“立委”補選中也有所體現，儘管這一政治盤算因陳為廷的襲胸醜聞而流產。毋庸置疑的是，未來民進黨依然會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把它作為反對國民黨及台灣當局的重要武器，並在運動的醖釀、發動、組織和退場中培養自己的隊伍，凝聚自己的隊伍，為2016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政治操作厲兵秣馬，做充分的準備。
阻礙兩岸關係 扼殺台灣發展機會
“太陽花”社會政治運動延宕了“兩岸服貿協議”，使台灣失去經濟整合與升級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
此次“太陽花”社會政治運動就是因“兩岸服貿協議”而起。此次運動的導火線就是反對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30秒時間宣佈完成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之後，在各種勢力操縱下，運動的矛頭指向馬英九，並迅速發展成一場“反馬”運動。
在反對“服貿”與“反馬”過程中，運動組織者提出了“將服貿協議退回‘行政院’；先建立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再用其來審查服貿；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五大原則；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立委’不應只聽黨意，並要求政黨不要以黨紀處分控制‘立委’投票”等訴求，這些訴求在台灣島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妥協中迅速變質，並使得“兩岸服貿協議”被擱置，兩岸未來協議的談判、簽署及通過陷入未知狀態，兩岸“協議拉動型”和平發展模式被中止，台灣經濟也失去了整合升級的機會。
今年11月10日，中韓FTA談判實際上達成了一致，台灣有可能進一步失去發展的機會。而這一切損失的起因，都歸結於這次“太陽花”社會政治運動，在其組織者和背後指使者。
“太陽花”社會政治運動作為一定時期內台灣社會矛盾爆發的窗口，既反映了國民黨內的鬥爭，也反映了民進黨內的博弈；既有島內政治的成分，也有島外政治的成分；既有對政府不滿的力量，也有對自己生存發展環境堪憂的力量；既有“台獨”的勢力，也有“民運”的勢力；既有反對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也有島內分配政策不合理的問題；既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帶來的兩岸因素的正面成分，也有沒得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紅利的部分民眾的負面因素問題。總之，作為台灣社會政治史上的一個事件，它總會被做各種解讀，並被不同的人羣賦予不同的含義。(作者：朱松嶺，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