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漢學家卜彌格: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高清組圖)
原標題：波蘭漢學家卜彌格：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國際在線消息（記者 楊晨）：2014年6月，初夏的廣州，在造型現代的廣州市圖書館地下一層展覽大廳裏，正在進行《“中歐交流使者”卜彌格的文化遺產展覽》。偌大的展廳裏進出着寥寥幾位參觀者，在展覽介紹上這樣寫道：“被譽為波蘭馬可·波羅的卜彌格先生的生平與著述，主要展示可追溯至17世紀的波蘭和中國兩國之間的早期直接交流、卜彌格的活動與作品。”
400年前的這位身兼波蘭傳教士與漢學家雙重身份的卜彌格（波蘭語名米哈烏·博伊姆），在今天名氣雖然遠遠沒有早期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大，但其實他的成就一點也不輸於同時代的外國漢學家。他是第一個將中國古代的科學和文化成果系統地介紹給西方的歐洲人，但由於種種原因他的作品一直沒能得到後人的真正認識。
這次的卜彌格展覽由波蘭駐廣州領事館主辦，波蘭駐廣州總領事謝賓表示，2014年是中國和波蘭建交65週年，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份舉辦卜彌格的展覽，對兩國關係有着更加重要的意義。他對記者説：“波蘭是世界上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波蘭駐廣州領事館成立於1955年，也是在中國最早成立的外國領館之一。希望這次展覽能夠激發中國觀眾對波蘭和中國之間相互交流歷史的興趣，更好地促進我們對兩國文化和傳統的共同理解，並能更好地發展我們目前的合作關係。”
當天展出了卜彌格關於中國和波蘭在17世紀直接交流活動的59副作品，而作者正是88歲高齡的波蘭著名漢學家愛德華·卡伊丹斯基，他是卜彌格歷史和著作的研究者。
卡伊丹斯基老人於1925年出生在哈爾濱一位波蘭鐵路工程師的家庭，兒時接受哈爾濱波蘭僑民的波蘭教育，1951年大學畢業後回到波蘭。20世紀60－80年代先後在波蘭駐華使館和廣州領事館工作。20世紀70年代，卡伊丹斯基開始潛心研究卜彌格的歷史，先後出版了《明王朝的最後使臣—卜彌格》和《中國的使臣—卜彌格》等7、8部關於卜彌格的研究著作，幾年前開始翻譯《卜彌格文集》一書。
“我從事卜彌格的研究已經超過40年了，我第一次接觸卜彌格是在哈爾濱上波蘭小學的時候，我的老師教給了我們關於卜彌格的歷史，當時我就對他和中國皇帝之間的故事非常感興趣。但是當時的我並不知道，卜彌格的作品大都是用拉丁文寫作，而且他的著作大多也沒有出版，有的甚至還被署上了別人的名字。”卡伊丹斯基老人對記者説。
2012年卜彌格誕辰四百週年之際，在中國翻譯出版了77萬字的《卜彌格文集》，這部著作是先由卡伊丹斯基將他收集到的所有卜彌格著作從拉丁文原著翻成波蘭文，再由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著名波蘭語翻譯家張振輝教授轉譯成中文。此外，還有中國海外漢學研究專家、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張西平教授從英文直接轉譯過來的關於卜彌格研究大秦景教碑的內容。這是目前在全世界能夠收集到的所有卜彌格著作的彙總，而且是在中國和全世界的首次出版。
張西平認為卡伊丹斯基在卜彌格研究領域的貢獻功不可沒，“卡伊丹斯基工作的貢獻在什麼地方啊，卜彌格那個時期的歐洲是沒有知識產權的時代，哪些是他的作品情況不明，他想方設法找到了卜彌格的手稿，根據拉丁文做了核對，這是中國學者在語言上達不到的。”
“當我大概在30多年前，第一次想寫關於卜彌格的文章時，我就聯繫法國耶穌會請他們給我提供卜彌格關於記載中國的著作手稿，他們隨即邀請我去法國查閲卜彌格的文獻，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了研究卜彌格的興趣。然後我才發現，他的著作散落在很多歐洲國家不同的博物館和圖書館，柏林、巴黎，里斯本，羅馬還有倫敦，這些地方我都逐一去尋訪。”卡伊丹斯基對記者表示。
對於《卜彌格文集》在中國的首次翻譯出版，卡伊丹斯基笑着對記者説，“現在中國可能比在波蘭知道卜彌格的人更多了。”而張西平也自豪的對記者表示，“賴以驕傲的是，這本書目前沒有英文版，沒有波蘭文版，只有中文版。而這本書的出版也是中國學術界與波蘭漢學家緊密合作的成果。”
“卡伊丹斯基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同時他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雖擁有波蘭國籍，卻是在中國出生和長大的。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於對中國的研究上。”張振輝説。
來自北外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張西平教授，代表了目前國內研究卜彌格的最高水平。談到為什麼研究卜彌格，他對記者解釋道：
“卜彌格有兩個方面的特別重要的地位和價值，這是我十幾年來研究他的原因。第一，他和中國的歷史密切相關。他是我們研究南明王朝的主要三個傳教士之一。1932年中國著名學者張元濟先生第一次從梵蒂岡複印了卜彌格帶回的中國南明王朝皇太后致教廷的文書。自那之後，中國學術界對他的研究就很關心。第二個重要原因是他對歐洲史的重要性。他是傳教士漢學和專業漢學的連接點。法國專業漢學家雷默沙，就是讀卜彌格的書，學會了中文。從卜彌格到雷慕沙，歐洲早期漢學完成了它從傳教士漢學到專業漢學的轉變。現在我們出了《卜彌格文集》就都搞清楚了。”
“西方漢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遊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和“專業漢學”。“傳教士漢學”是“專業漢學”的奠基階段。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東西交通更加便利，促使更多西方傳教士踏上中國的土地。其中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最為成功，因為他們奉行一種有效的傳教策略——適應政策，即適應當地文化。這種策略要求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期間，學習中文，熟悉中國文化，並且努力使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融合。在“適應政策”的指導下，耶穌會士寫出大量介紹中國的著述，內容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風俗、文化、地理和歷史等各個方面。”首都師範大學的王雲靖在她的碩士論文《來華傳教士與西方漢學的興起》中這樣寫道。
在張西平看來，正是卜彌格的這部漢學著作激發了之後的法國漢學家雷慕沙對中醫研究的熱情，他的博士論文《論中國人的舌苔診病》就是直接參考了卜彌格的中醫著作《舌診》。雷慕沙的這些中醫研究直接導致他被選為法蘭西學院的第一位教授，並在1814年12月11日在法國法蘭西學院主持了第一個被稱為西方漢學起點的漢學講座，漢學研究才具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面貌。這對於整個歐洲漢學界，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他研究中國，我覺得這個東西太重要了，中波文化交流有這麼一個人可真了不得，好像意大利有個馬可波羅。”《卜彌格文集》的中文譯者，今年80高齡的張振輝激動地對我説。張振輝教授從1993年開始翻譯第一本關於卜彌格的著作，通過多年的翻譯研究，他對卜彌格有兩點佩服，第一個就是卜彌格悲壯的歷史，為中國獻出生命。
“他對中國特別熱愛，忠心耿耿。用他的生命在完成（中國皇帝交給他的）使命，（在中國和歐洲之間）走了三趟，有的路程還很危險。”
在卜彌格的有生之年，他先後兩次往來中國與歐洲之間，穿越十幾個國家。如今，利用先進的科技手段，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溝通聯繫非常便利。口袋裏揣上幾千塊錢，就能在12小時內飛到歐洲去。可是在1643年這些都是不可能的，卜彌格乘船去一趟中國就要好幾個月的時間，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航行中生存下來，所以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毅力。
1643年，卜彌格第一次坐船從里斯本前往東方，一年後他先是到了澳門，學習了漢語。1647年他到海南島，1649年到達肇慶，進入永曆朝。隨後他被南明皇帝派往出使歐洲，1651年卜彌格從澳門登船返回歐洲。回到歐洲後，羅馬教廷拒絕對南明的支援，只是要他回到中國去。就這樣，卜彌格1656年3月帶着失望踏上了返回東方的旅程，原先和他同行的八個旅伴已經有四個死於途中。1658年他到達了廣西邊境，但是由於清兵的設卡，他過不去。長期的勞累使他這時候患了重病，於1659年8月22日死在廣西邊境線上，終年四十七歲。
卜彌格在他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也沒有忘記他所熱愛的中國，在一封信中他十分懇切地説：“我要回到中國的戰場上去，即使付出名譽和健康的代價也在所不惜。”最後，他付出了更高的代價－－－生命。
“他研究的東西可比馬可波羅要廣泛，深入的多！”張振輝對卜彌格佩服的另一點就是卜彌格的科學成就。“在我所瞭解的所有西方古代傳教士裏，在研究中國文明上，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其他都是把西方的東西傳過來，叫西學東漸。但他是東學西傳。卜彌格和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不一樣的是，那些傳教士是把西方的東西告訴我們，而他是把中國的東西告訴歐洲。尤其是中醫寫的特別多，對後來外國人對中醫的重視起了很大的作用。”
卜彌格出生在一個醫生世家，他的父親曾擔任過波蘭國王的御醫，他本人也讀過不少西方醫學的重要著作。因此，卜彌格來中國後對中國醫學非常感興趣，他還有個很好的助手，陳安德，雖然材料不明，但是各種資料證明他是有中醫背景的人。可以説卜彌格對中學西傳的最大貢獻就是對中醫和中藥的研究。他是歐洲第一位對中國醫學作深入研究的人，但是這個榮譽到很晚的時候才被歐洲學術界承認。
在從羅馬返回中國的途中，卜彌格已經完成了中醫研究的手稿，但最終他無法進入清軍統治下的中國，於是他把中醫著作的手稿交給了與他一同返回中國的耶穌會士柏應理，請他設法把這些手稿帶回歐洲去出版。但之後，卜彌格的中醫研究成果被長期湮沒，並遭到他人剽竊後發表。
張西平認為，卜彌格對中醫的介紹有四點重要的貢獻：他第一個向西方介紹《黃帝內經》，《脈經》，撰寫中醫學術著作《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士卜彌格認識中國脈診理論的一把醫學的鑰匙》開啓了西人的中醫研究，推動中草藥的西傳。
卜彌格對中醫研究的重點就是《黃帝內經》以及西晉醫學家王叔和的《脈經》這兩部中醫典籍。1658年他在暹羅王國為自己的《醫學的鑰匙》一書撰寫《前言》寫道：
“現在，我向你們，最有名的先生們和整個歐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綱要，這部著作是世界上最遙遠的一個地區的一個最年長和最令人尊敬的醫生的。你們應該知道，他是生活在比阿維森拉，希波克拉底、蓋侖和塞爾蘇斯要早許多世紀的一個地方的一位很有能力和高貴的皇帝。根據文獻記載，他生活在洪汜前大約四百年，在基督誕生前2697年他就開始統治那個地方了。”
在卜彌格的《一篇論脈的文章》中他不僅介紹了15種脈相，還介紹了中醫望診切脈的方法。“中國人並不是按順序看脈，而是在同時診三次脈：首先用手指輕輕地按一下診面上的脈。在診斷中間的脈時，把手指稍微按重一點。下面的區域是基礎或根，要使勁地按，按到神經和骨頭上。”
卜彌格不僅對中醫進行翻譯和介紹，還憑藉自己的醫學知識和興趣，對中醫展開研究。在他所寫的《醫學的鑰匙》著作中，他根據自己的理解將中國醫學的主要內容做了一個梳理和研究，從宏觀到微觀，逐步展開，層層深入，並且做了創造性的發揮，他繪製了不少望脈、舌診和針灸穴位的圖解，這些圖解即便在中國也是十分珍貴的。
“你看他寫的多準確呀！”張振輝攤開厚厚的一本《卜彌格文集》，翻到其中《醫學的鑰匙》一文的第十五章，裏面寫道：“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診斷不正常的脈的問題：如果脈搏動一次，要中止一次（這是説歇一下），這説明病人第二天會死去。如果脈搏動兩次後，要停一下或者中止一下，這説明病人第三天會死去。而在《脈經》第四卷中記載：“脈一動一止，二日死。二動一止，三日死。”
“卜彌格對中醫的西傳貢獻特別多，但是翻譯他的書最大的困難也是在中醫方面。”《卜彌格文集》的中文譯者張振輝説。“不僅是因為其中有關中醫論述的各種概念和理論玄妙難懂，而且卜彌格的著作中原來有過的一些中文名稱在歐洲出版的時候，由於印刷不便，都被刪掉了。因此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只能通過卜彌格用當年在西方通用的拉丁文字母對它們的拼音加以識別，將他們還原成中文。”
為此，《卜彌格文集》一書的作者卡伊丹斯基在張西平的幫助下，多次來到北京，在北京的圖書館查閲了大量古代中醫的典籍和它們的英譯本，以及有關的中藥大辭典，並請教中醫專業人士，才最終完成了這項艱鉅的工作。“雖然我小時候在東北，看過中醫，知道中醫和西醫的區別，但這些不足以讓我翻譯例如《黃帝內經》這樣的專業醫學著作。”卡伊丹斯基説道。在他看來，雖然翻譯工作困難，但正是卜彌格的中醫著作奠定了他中學西傳的重要地位。“著名德國東方學家阿塔納修斯·基歇爾、18世紀德國曆史學家和東方學家戈特利布·拜爾、法國漢學家雷慕莎等人，都宣傳過卜彌格對中醫的研究，他們自己對漢學和中醫的研究也都受到過卜彌格的影響。今天，我們看到中醫已經普及到了全世界，給各國人民的健康帶來了無限的福祉，我們不能忘記這位中醫西傳的偉大先驅的無量功德。”
作為向西方全面介紹中草藥的第一人，卜彌格生前唯一出版過的著作是1656年的《中國植物誌》。書中介紹了31種動植物，包括23種植物和8種動物。卜彌格充分發揮了他的繪畫才能，為每一種植物和動物都繪了圖，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例如介紹大黃時，先是一副圖解，然後是長篇文字介紹了大黃的植物特點和加工過程。由於當時大黃是歐洲急需進口的中藥材，卜彌格的介紹大大促進了歐洲對大黃的認識。
“他的《中國植物誌》是歐洲發表的第一部論述遠東和東南亞大自然的著作”。卡伊丹斯基對記者説，“它對中國植物和動物的介紹和其中的插圖，是歐洲近一百年內人們所知道的關於中國動植物的唯一資料，而且它的內容涉及面很廣。”
張西平認為，在中國植物知識的西傳上，卜彌格是開拓者，無論是從來華傳教士漢學的角度，還是從歐洲對中國植物認識史的角度，卜彌格都是成績卓著的。“瑞典植物學家林奈在1753年發表的《植物誌》中，提到的中國植物名稱只有37種，而卜彌格憑一己之力在近百年前就已經記載了21種中國或亞洲的植物，這説明他的研究是多麼超前。”
2014年5月18日，由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組織了“波蘭中國文化研究的重大進展·《卜彌格文集》”出版學術座談會。座談會集聚了來自國內多所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會上來自國內各領域的學者就卜彌格的著作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發言。其中來自浙江大學歷史系的年輕學者王永傑也做了他關於卜彌格《中國地圖冊》的博士論文研究報告。
“卜彌格在西方漢學史上的一大重要貢獻就是他用經緯度繪製了中國地圖。”王永傑對記者説：“我是把卜彌格的地圖冊放在整個西方對中國地理認識的發展中來看。在卜彌格前後，也有歐洲人繪製過中國地圖。最有名氣的莫過於衞匡國。他和衞匡國同屬於17世紀，但是1655年衞匡國的地圖集在西方正式出版了，而卜彌格的地圖集一直深藏在梵蒂岡圖書館，長期未得到世人的重視。”
卜彌格的《中國地圖冊》包括當時中國的浙江、福建、四川等十五個行省地圖，一張中國全圖，一張海南島圖，一張遼東地圖。由於他善於繪畫，他的地圖都是彩色繪製。而且因為他懂漢語，在中國長期居住，他繪製的地圖比那些沒到過中國來的繪圖者更加準確，他還對馬可波羅時代的中國地名做了再次考證，改正了一些錯誤，對後世西方瞭解中國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區劃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王永傑總結了卜彌格《中國地圖冊》的幾個特點：“一是，地名非常詳細，甚至包括了縣級地名；二是，他繪製彩色插圖，配有大量中國動植物及皇帝會見大臣等人物場景，形象生動；三是，他還重視中國礦產，在每幅行省地圖上都標註了當地的礦產資源。”
除了主要集中在對中醫、中國植物和中國地圖西傳方面的研究，卜彌格的研究也涉及到中國的各種習俗和文化，包括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中國人的服飾，中國的城市建築及交通，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孔子，甚至中國的“城隍神廟”這種民間信仰。但是他的這些貢獻，作為後代的中國人和波蘭人都知之甚少。
“現在的卜彌格還不是很普及，只是專家知道，關於他對中國文明介紹的著作了解不多。大多人關注他代表南明出使歐洲求救。在我看來，這不是他最重要的影響。他最重要的是介紹中國古代文明。”張振輝説。
近年來國內外關於卜彌格的認識在逐漸加深。除了今年在北京的卜彌格研討會外，2009年9月26—30日在波蘭的克拉科夫曾舉辦過為紀念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逝世350週年的“17世紀波蘭耶穌會士在中國”國際會議，由德國《華裔學志》雜誌社與克拉科夫孔子學院合作舉辦。來自比利時、德國、波蘭、葡萄牙、美國及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學者，包括漢學家、科學史家、拉丁文專家和宗教人士30餘人參加了會議。2014年9月，波蘭的格但斯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的使臣—卜彌格》一書的英文版，相信這會進一步擴大卜彌格在西方的影響力。
雖然卜彌格經離開了將近四百年，但是他為中國和波蘭兩國友好、為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學西傳的研究留下的物質和精神遺產卻是永恆的。四百年的歷史縱橫，中國把他忘記了，世界也把他忘記了。但是《卜彌格文集》的三位作者又將這位波蘭的中歐文化交流先驅的事蹟展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張西平認為，卜彌格研究對中國學術界有着重要的意義。“從晚明以後，關於中國歷史的記載不再僅僅是中文了；大航海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耶穌會入華後，關於歐洲的記載也不再是歐洲語言了。這是一個交錯的文化史，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歐洲。過去的世界史各自寫各自的，中國不在世界中，世界沒有中國。通過對卜彌格的研究説明一個問題，我們在中國史研究中，必須關注外文的材料，對中國史的推進必須在全球化視野下展開。這是一個全球化史的觀點。”
把中國放在世界當中，才能瞭解在16世紀以後，中國與世界在整個全球化的互動當中所獲得的進步和發生的各種事情。同時，在全球化進程中，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強大，任何一個國家最早和中國交流的先驅者都應該是他們國家值得紀念和尊敬的人。
“這就好比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時，你要了解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歷史、途徑、人物和著作，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要挖掘這些材料，取得對象國的認可。這本書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樣波蘭人看着很親切，是他們自己的先輩學者，不是中國政府推廣的。”張西平同時表示。
波蘭駐廣州總領事謝賓在展覽開幕致辭中講到，卜彌格就是中波兩國在歷史上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最好例證，也是我們兩國在當今合作的良好基石。“舉辦卜彌格的展覽，就是展現了中國人和波蘭人早期之間的直接交流。除了直接交流外，沒有一種更好的方式能夠了解其它國家的文化。這點在過去很重要，在今天依然重要，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在觀看展覽的觀眾中有一位羅先生，他已經來過一次，但上次因為時間不夠沒能全看完，這次專門再來看一次。他説，“我出過國，反過來體會中國文化別有一種感覺。一個外國人能夠對中國的東西做到這樣細緻的描繪，中國人自己卻沒有這樣做的。外國人對中國的東西可能會有另外一個視角來看，中國人自己在裏面，可能會看不到這種東西的價值。”他接着説道：“以前的中國是地大物博，外國人來跟我們學習，現在我們陷入了一種西方中心論，（有一種）覺得不如西方人的心態。”
不論東方西方，任何一種文化的生長和傳播都植根於民族自信之上。在全球化大融合的今天，外來西方文化的融入本應更加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但當下的國人似乎急於向西方尋找其文化優勢，丟失了對本國文化的自信。事實上，東西方在數千年來的發展史中一直是相互融合、相互撫育的夥伴關係，在全球化的每一個階段中也都伴隨着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擁有其各自的價值。
2014年11月7日，該展覽又在中國澳門繼續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