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胡門弟子（46）

民族氣節

雖然師生二人在一起，無所不談，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是傅斯年是一個有立場的人。在學術上，他秉承了胡適的科學研究方法，而且終生未變，而在政治問題上，他不僅自己不過分涉足，而且也力勸胡適儘量少介入。關於這一點，傅斯年與他的好友顧頡剛的觀點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希望胡適能在學術上有所作為，因為這也是他們渴望推舉和樹立起的一面旗幟，尤其是在新史學研究方面，胡適作為領軍人物，在學界是有一席之地的。傅斯年不管在什麼時候，都追隨其後，並鼓勵胡適還需要在學問上一展身手。所以，在胡適與傅斯年的交往過程中，傅斯年雖一直自稱學生，但他在很多問題上，對胡適也有啓發。傅斯年作為一個有真性情的人，他知道自己對政治不太感興趣，但是，一旦有涉及知識分子的良知問題，他是毫不含糊的。

比如，在抗日問題上，傅斯年表現得要比胡適更有氣節。1933年6月4日這一天，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保全華北的重要》一文，主張有節制和理性地對待日本問題。當傅斯年通過文章得知胡適在華北問題上主張向日本做出退讓以求換來短時間的和平時，傅斯年憤然退出《獨立評論》，以示自己的反抗態度和不滿立場。他的抗日立場非常堅定，尤其是“九一八事件”之後，他在《獨立評論》上連續發表文章，“鼓吹抗日，反對華北特殊化”。他的這些言論，顯然與胡適的觀點相左，同時，也引來了一些日本人和親日分子的不滿。也是在這一年，傅斯年出版了《東北史綱》一書，此書是傅斯年為抗日打前哨的，反駁了日本人認為東北不是中國領土的謬論。可見，傅斯年在民族氣節問題上的堅定性，與他那種不卑不亢的性格不無關係。

自從傅斯年給胡適寫信要求退出《獨立評論》編輯部後，胡適認為他並沒有看到自己的原文，因斷章取義誤解了他，並且表現得還算大度。後來，他們的好友丁文江從中斡旋和調解，才化解了這一誤會，傅斯年也沒有再叫嚷着要退出《獨立評論》編輯部。他們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就是在這種尊重與摩擦中得以不斷發展和鞏固的。傅斯年曾説：“我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先生，但我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此話也可見出傅斯年對胡適的看法，尊重中帶有平實的自信。

傅斯年在歷史研究上有一個重要的治學觀點——“史學即史料學”。這是他所主張的“客觀主義史學觀”的重要體現。他曾説：“本所同人（仁）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鈎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莫母森之着史立點。史學可為絕對客觀者乎？此問題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觀知識多矣。”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還談到了語言與思想結合的重要性：“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民族的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代的語言學的成就也很能這一大題目。”同樣是在此文中，傅斯年還提出了一個讓他後來在中國史學界佔有一席之地的治學方法，他説：“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他提出的“擴張研究的材料”一條裏，運用白居易著名詩句“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改寫的一句，可謂是形象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