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振峯：“依法治國”方略的由來與發展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重點研究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重大問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體目標和重大任務。所有這些，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傢俱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境界，體現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共同努力、接力探索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用什麼樣的方式治國理政，如何更好地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始終是黨的歷代領導集體孜孜以求、不斷探索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開創了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新局面。然而，新中國的法制事業也經歷了曲折。“文化大革命”中，國家法制建設遭到嚴重破壞。

改革開放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歷史性任務，鄧小平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指針。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忠實於法律和制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這是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的文件正式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重要原則。

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頒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強調刑法等七部法律通過後，“它們能否嚴格執行，是衡量我國是否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標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這一概念。

1980年11月22日，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應中央領導同志要求撰寫並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一文，總結了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最後強調指出：“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是我國民主和法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體現了以法治國的精神，堅決維護了法律的權威，認真貫徹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各項原則，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具有除舊佈新的重大意義。”這是最早提出“以法治國”的重要文獻。（韓振峯 北京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