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發生了什麼
當地時間2014年11月11日，一戰休戰日紀念日到來的時候，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孩子們出席一戰休戰日紀念活動。
當日，最後一支罌粟花被“種植”到倫敦塔周邊，使陶瓷材質的罌粟花達到888246朵，以此紀念在一戰中陣亡的士兵。
星辰流轉，年復一年。世界並不平靜的2014年行將過去，未知的2015年即將到來。每到這樣的時刻，人們最常做的事情，往往就是回望過去與展望未來。這一次，不妨讓我們回望的眼光放得更遠一點。
2014年是一戰爆發100週年。2015年是二戰勝利70週年。在這樣一個時空交錯的節點，再次透視歷史的肌理、梳理歷史的脈絡，成為一種必要。發生在20世紀那兩場世界大戰，究竟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該怎樣找到今日世界的座標、找到歷史給予我們的關於未來的啓迪與警示。
●“新冷戰”已經開始？
2014年，“頭條國際新聞”給了人們太多的猝不及防。
年初，人們曾以為烏克蘭街頭的反政府遊行活動僅僅只是示威而已，但事態升級之迅速、牽涉範圍之廣泛，讓人錯愕。3月16日，克里米亞通過公投要求加入俄羅斯聯邦。俄羅斯迅速給予回應，於3月18日正式允許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以聯邦主體身份加入俄羅斯聯邦。普京手起刀落之間，讓西方傻了眼。烏克蘭危機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開，烏克蘭東部燃起戰火，西方對俄製裁接踵而至。俄羅斯與西方的僵持與對峙，直至年末也未見緩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龐中英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由烏克蘭危機所引發的俄羅斯與西方的對峙，應該算是2014年國際政治舞台上的最大事件。
有人驚呼“鐵幕”即將再次落下。但在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李海東教授看來，情況更不樂觀。李海東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我認為，‘新冷戰’事實上已經是進行時了。”
●“伊斯蘭國”猖獗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的“異軍突起”，是另一件人們沒有想到的事情。6月10日，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為主的反政府武裝攻佔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各大媒體的聚光燈才開始打在這個此前幾乎無人聽説過的極端組織身上。
中東問題研究專家、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李紹先在10月的一場講座中表示，“伊斯蘭國”的崛起，標誌着中東進入了新一輪“大亂局”。中東地區各主要國家的邊境正面臨失控，一些國家面臨分裂危機。敍利亞與伊拉克的邊界已形同虛設；敍利亞與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約旦已部分或大部失控；伊拉克與約旦、沙特、土耳其的邊境也部分失控；利比亞正在碎片化；也門面臨分裂風險。“100年前，中東在一戰結束後所形成的政治版圖，正隨着‘伊斯蘭國’的擴張而面臨崩潰。舊有秩序在坍塌，新的秩序將如何發展和建立，現在沒人知道。”李紹先説。
中東地區的另一個死結繼續纏繞不清。一樁少年遇害血案，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帶爆發了持續50天之久的戰爭。冤冤相報的劇情在“聖地”繼續上演，並且看不到真正落幕的跡象。
●“埃博拉”肆虐
對大多數人而言，“埃博拉”也是在2014年才變得熟悉起來的一個詞彙，即便這種病毒在1976年已被發現。畢竟，“埃博拉”仍算是一種“年輕”的病毒，人類對其還有很多未知，目前還沒有得到證實的預防和治癒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疫苗和藥物被開發出來。埃博拉病毒自2014年3月起開始在西非大範圍蔓延，重創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和幾內亞，並且波及全世界。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報告，迄今為止，埃博拉病毒已至少奪去了7588人的生命。
●失聯、墜機：真相難尋
“失聯”與“墜機”，在2014年頻繁出現，刺激着每一個人的神經。
3月8日，由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值飛的MH370航班，在從吉隆坡飛往北京的途中與地面失去聯繫。機上載有227名乘客（其中中國大陸153人、中國台灣1人）。失蹤16天后的3月24日，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宣佈，馬航MH370航班已經在南印度洋“飛行終結”，未找到飛機殘骸，機上人員可能已全部遇難。11月，馬來西亞國防部長希沙姆丁·侯賽因在北京表示：“我們在297萬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尋找這架客機，我們要找的是海底六七千米那麼深的地方。人類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去探索過那樣的地方，我們對火星的瞭解也可能比這個海域更多。我們有信心，找的地方是對的，但是可能需要努力很長時間。”到2014年的最後幾天，MH370仍蹤影全無。
禍不單行。7月17日，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一架編號MH17的波音777型客機，在從荷蘭阿姆斯特丹飛往馬來西亞吉隆坡途中，在靠近俄羅斯的烏克蘭東部邊境墜毀，機上298人全部遇難。國際輿論普遍認為，MH17客機是被導彈擊落的。此事引起國際社會震驚。由於該事件與烏克蘭危機的複雜局勢有牽扯，使得此次空難的責任釐清難度加大，真相至今仍陷“羅生門”。
正當人們以為“失聯”和“墜機”終究只是小概率事件時，在2014年最後幾天，又一起事故讓人對這種想法產生了懷疑。12月28日，馬來西亞第二大航空公司亞洲航空的班機QZ8501，在從印尼飛往新加坡的途中與地面失去聯繫。兩天沒有找到飛機下落，人們一度以為這將給2014年再添一樁懸案。12月30日，這架飛機的殘骸和部分乘客遺體被找到，終於讓這起事故有了真相大白的可能。
●APEC為“亞太”緊張局勢降温
“亞太”在2014年是名副其實的“熱詞”。
事實上，自美國高調宣佈“重返亞太”以來，這一地區就不可避免地變得比以前更“熱鬧”了。海上爭端、領土爭端、歷史問題、大國博弈……這些問題的疊加，使得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日趨多元化和複雜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但2014年歲尾11月在中國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既讓中國的“主場外交”備受矚目，還因為聚焦區域合作的基調、開啓“亞太自貿區路線圖”、中日達成四點原則共識等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為一年來這一區域積累的緊張情緒降了降温。
●世界經濟依然脆弱
除了政治，2014年，世界經濟依然脆弱。10月，加拿大知名經濟學家、前財政部副部長唐納德·德拉蒙德來華時，演講的主題就是“別以為經濟危機已經結束了”，“最壞的時候雖然已經過去了，但世界經濟的復甦依然脆弱”。
時至年末，國際油價急劇跳水，引起市場動盪。俄羅斯盧布在年底的時候急劇貶值。分析認為，事情總是一環扣一環、有因有果的，經濟狀況與政治風向也向來脱不了干係。油價暴跌加上西方制裁，即便是到2015年春天到來的時候，預計俄羅斯也很難走出經濟寒冬。
●亂、亂、亂
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蘇浩在總結2014年國際形勢的特徵時，用了一個“亂”字。他説，在這個“亂”字的背後，似乎有一個“戰”字在頻繁閃現。
美國又一次在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阿富汗因北約的撤軍而變得更加脆弱。在朝鮮半島以及克什米爾地區，戰爭陰雲並未消散。在烏克蘭，在中東（打擊“伊斯蘭國”），幾場“非傳統”戰爭仍在進行之中。甚至，在人們討論東亞、南海、亞太等地區的局勢時，“必有一戰”的論調似乎也從不曾缺席。蘇浩教授説：“有時甚至感覺，似乎戰爭就在眼前。”
今天的“病灶”也許生長在當年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在蘇浩教授看來，“今天的世界與以往雖然有許多不一樣，但仍有必要將一戰、二戰這兩場20世紀的重要戰爭與今天的現實聯繫起來加以反思。”
對於一個世紀前爆發的那場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世界大戰，歷史學家、牛津大學安東尼學院院長瑪格麗特·麥克米蘭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時用了這樣的標題：“一戰：一場改變所有的戰爭”。《紐約時報》在紀念一戰時一篇報道的標題是：“一場塑造了現代世界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則被許多人認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
許多學者認可一種觀點：今天我們所處的世界，毫無疑問是由一戰、二戰塑造出來的；當今世界上的我們，則仍然活在那兩場戰爭的後果和影響之中。
有一些基本的事實。如今人們所熟知的歐洲和中東的政治疆界劃分，即是由一戰戰後簽訂的條約而來；美國崛起成為超級大國，也是從那時開始發端。一戰結束時，美國已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並且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黃金儲備來支撐美元。美國海軍從那時起開始可以與當時全球最強的英國海軍相媲美。歐洲6個帝國主義國家中的4個（沙俄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在一戰結束後遭受覆滅，法國和英國也元氣大傷，或許永遠也沒法完全恢復。
一些當今世界主要衝突地區的“病灶”，也是從一戰時開始孕育。比如現在世界上最混亂的地區之一中東，現代中東格局的形成就始於一戰，中東地區大部分國家的現有邊界都是一戰的產物。
對於“中東亂局源自一戰”，有人感受得更加真切。英國自由攝影師羅素·查普曼（Russell Chapman）這段時間正在中東地區旅行，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2013年曾去敍利亞走訪拍攝難民的狀況，那片土地正是他的曾伯父、一戰中的傳奇人物之一、被世人稱為“阿拉伯的勞倫斯”的英軍少校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其家族原姓查普曼）曾經奮戰過的地方。
一戰爆發後，德國為了牽制俄國，以為奧斯曼土耳其提供一億法郎貸款為條件換取其參戰，奧斯曼土耳其於1914年10月29日正式對協約國宣戰。協約國為打擊奧斯曼帝國的實力，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煽動與土耳其人不屬於同一個民族的阿拉伯人起義，並允諾在戰爭結束後成立一個統一的、以大馬士革為首都的阿拉伯國家。1916年6月，反抗土耳其的阿拉伯起義爆發，英軍少校勞倫斯全身心融入阿拉伯世界、協助阿拉伯人組織游擊戰，配合英國從埃及派遣的東征軍隊最終攻克大馬士革。但事成之後，英法並未履行承諾，而是背信棄義，將敍利亞轉交給法國統治。勞倫斯痛感自己爭取阿拉伯獨立的事業被政客出賣，戰後拒絕出任總督等職位。以《阿拉伯的勞倫斯》為名的電影，在上世紀60年代獲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多項奧斯卡金像獎。勞倫斯遭遇意外去世後，丘吉爾在給他的悼詞中説：“在我眼中，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英皇喬治五世給勞倫斯的弟弟阿諾德（羅素·查普曼的曾祖父）發去弔唁信説：“令兄的英名將永垂青史。”
23年前，當時22歲的羅素·查普曼第一次去了中東。如同他的曾伯父一般，踏上那片土地後他便愛上了那裏。他説：“我覺得在中東的日子很愜意，我在那裏找到很多朋友。儘管我在西歐長大，但我瞭解中東的文化中東人的思維方式。有時我覺得這裏比歐洲更有家的感覺。”家族的淵源和自身的經歷，讓羅素·查普曼對中東事務也頗為了解。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回顧並分析説，英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過履行對阿拉伯人的承諾。不僅如此，在一戰期間，英國還對猶太人許諾過，允許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存在一個永久的猶太人家園。今天巴以衝突無解的根源，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於此。
另外，在一戰戰況膠着、勝負不明的情況下，英法就已密謀簽訂了《賽克斯-皮科協定》，計劃瓜分奧斯曼帝國的領土，這一協定在中東版圖上隨機劃出了邊界線，“創造”出了以前從未存在過的國家，卻絲毫沒有考慮生活在這些土地上人們的感受。英法也完全無視中東地區的自然地理、民族、宗教和歷史傳統，把阿拉伯人、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劃分到了不同的國家，卻把遜尼派為主的地區和什葉派為主的地區強捏在一起。
“在一戰尾聲之時，英國和法國依舊有很強的殖民野心，認為他們能掌控一切，包括掌控中東局面。自負是可怕的，尤其當它與實力並不匹配時，只能導致災難。” 羅素·查普曼説。
殖民主義留下的的爛攤子，加上上世紀20年代中東大規模發現石油這一戰略資源，使得中東成為地球上最具戰略意義的區域之一。
2014年是一戰爆發100週年，同時也是二戰爆發75週年、柏林牆倒塌25週年。羅素·查普曼顯然非常認同許多歷史學家提出的這一觀點：“一戰永遠地改變了世界，而二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戰的繼續。”
歷史從不重複但卻有韻律
馬克·吐温曾説：“歷史從不重複，但卻有韻律。”蘇浩教授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有必要將一戰、二戰這兩場20世紀的重要戰爭與今天的現實聯繫起來加以反思，歷史雖然無法為我們提供未來的行動路徑，但至少會為我們提供寶貴的教訓。
在蘇浩教授看來，奉行“叢林法則”和“強權政治”導致悲劇，是必須要吸取的教訓之一。他説：“一戰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以歐洲國家為主的西方列強奉行強權政治和叢林法則的邏輯，大國爭霸和無限擴張必然走向對抗。但我們很遺憾地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有國家奉行強權政治，靠強權來處理問題。”
李海東教授認為，二戰結束後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而造成的悲劇，同樣值得我們警醒。他提醒説，雖然冷戰早已結束，但冷戰思維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大行其道。
一戰和二戰前後的歷史告訴我們的另一個重要教訓在於，“聯盟政治”必然導致衝突和悲劇。李海東教授説：“聯盟政治的幽靈始終沒有走開，一些國家仍然堅守着這一不合時宜的策略。這種理念給整個世界都帶來了不確定性因素。”
李海東教授專門提到了二戰，他認為，歐洲在一戰結束後沒有處理好德國的問題，是二戰爆發的伏筆。鉅額賠款和領土被瓜分，使得德國人心有不甘，在養精蓄鋭恢復幾年後悍然再次走向戰爭。李海東教授説：“今天的美國似乎還沒有吸取一戰和二戰的教訓。美國今天對待俄羅斯的態度和做法，與一戰後英法對待德國很類似。美國通過北約東擴來‘懲罰’俄羅斯，把歐洲從多元化的道路上拉到了同質化、聯盟化的道路上。”李海東教授還説：“二戰爆發前英法對德國法西斯施行‘綏靖政策’給予我們的另一個教訓是，對於有強烈擴張野心和軍國主義傳統的政治力量，必須以一種強有力的態度和手段果斷制止。”
政治家對於形勢的判斷，應該慎之又慎，錯估形勢的代價是極為沉重的。“一戰爆發時，一些國家領導人對形勢、對侵略方領導人的實際意圖判斷失誤，對戰爭爆發、發展及其後果的嚴重性估計不足。”李海東教授説，誰也沒想到一場原本被認為會速戰速決的戰爭會持續4年，導致1000多萬人喪生、歐洲失去一整代青年人的大災難。
軍備競賽的後果應該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視。一戰爆發之前，歐洲列強正在進行軍備競賽。但在戰爭真正爆發之前，並沒有多少人能夠意識到各國擁有的機槍、長射程炮彈等新式武器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一戰中破壞性最大、時間最長的戰役“凡爾登”戰役，主要就是以炮戰為主，交戰雙方傷亡近100萬人，被稱為“凡爾登絞肉機”。
儘管上世紀那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都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在技術層面，“危機管控”不力，對今天的世界而言也是教訓。斯科特·安德森在其著作《阿拉伯的勞倫斯——戰爭、謊言、帝國愚行與現代中東的形成》中描述道：“一戰爆發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在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永遠在爭權奪利的歐洲列強們一直都在不停地製造危機，希望藉此佔到對手的一點小便宜。一種獨特的‘戰爭迷霧’正在升起……但公眾對歐洲列強無休無止的虛張聲勢、耀武揚威已經習以為常，因為每過幾個月就會爆發危機，沒過多久又平息下去。”戰爭就在這種“習以為常”中爆發。斯科特·安德森言猶在耳，今日的世界看起來似曾相識。
2015年世界會更無序還是更有序
“除了反思我們人類的錯誤之外，我們還要反思怎樣才能建立一個真正穩定的國際秩序。”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蘭説。
這確實是一種現實的需要。龐中英教授認為，今天的世界又走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有關新的世界秩序應該是什麼、將是什麼樣子的討論已經出現，各種“秩序之爭”不絕於耳。二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建立的一些基本秩序，到今天仍然是需要得到維護的，比如台灣迴歸中國，德國、日本是戰敗國需承擔歷史責任，等等。龐中英教授説：“和平、正義、公正是永恆的。”
但龐中英教授同時指出，二戰勝利距今已70週年，國際格局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國際秩序也應該有新的發展。他説：“蘇聯已不存在了；歐洲走向了一體化進程；G7、G8和G20等機制是對聯合國主導的多邊主義的修正；2001年的‘9·11’事件之後，美國從‘神壇’上走了下來，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被嚴重削弱。” 李海東教授也指出，新興大國的羣體性崛起，是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新特徵；核武器的存在使許多人認為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很低。
新的國際秩序應該如何建構，中國在其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對此，蘇浩教授認為，要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就應該轉換新的邏輯。他説：“有西方輿論認為，中國崛起造成了權力轉移，而權力轉向新興大國必然帶來對外擴張和衝突。他們用‘國強必霸’的邏輯來解讀中國，這是根本的認知錯誤。西方邏輯認為自己才是唯一的、統一的一元世界，因而‘實力決定論’、‘權利轉移論’在西方很有市場。西方理論的‘修昔底德陷阱’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戰爭因此而變得不可避免。而中國文化則認為，世界是多元的、共存的二元世界，這是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邏輯。”
對於即將到來的2015年，李海東教授直言，現在世界上存在的各大熱點問題，很可能沒有一個能夠得到徹底解決。龐中英教授則顯得樂觀一些。他認為，危機在2015年依然會存在，但總的來説，世界還是會走向“治理”的，儘管阻力會非常大。面對當今世界的諸多安全挑戰，應該説各國都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危機，並正逐步走向危機管控和治理。他説：“這體現在三個層面上。在多邊層面，防止一個國家主導全球所有事務，聯合國依然在發揮着作用。在區域層面，正在加強大國協調，2014年的APEC會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雙邊層面，國與國之間的協調機制已經或正在建立，例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衝突、不對抗”的和平理念、危機管控的具體措施，都是比較好的實踐。”
在新的世界新秩序建立的過程中，中國無疑將扮演重要的和平力量。李海東教授認為，中國應是推動大國合作過程中的主導力量，中國作為區域穩定器、壓艙石的作用會更加突出。他説：“歷史告訴我們，戰爭不會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和平的環境對於中國和世界都是更為有利的。”
在新舊兩年交替的時候，作為一個普通的個人，遠在中東的羅素·查普曼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如果大國可以剋制對權利的慾望，戰爭就可以輕易避免。我希望所有讀到此文的人新年健康快樂，也請你們不要忘記那些處境比你更糟糕的人。付出比索取更能獲得快樂，如果你能用舉手之勞幫助他人，請不要猶豫；如果我們都能為人類同胞做些什麼，每個人都將會生活得更好。” （記者 陳婧 實習生 段弄玉 林宇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