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犯罪歷史的人應該被禁止進入公共住房嗎? - 彭博社
Brentin Mock
路透社/露西·尼科爾森我們常常談論“三振出局規則”這一源於1990年代的法律——“對犯罪採取強硬措施”的聯邦法律,要求三次重罪定罪的人終身監禁。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只需一次犯罪記錄就可以被禁止進入公共住房。1998年《優質住房與工作責任法案》由比爾·克林頓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導致新的規則由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制定,規定誰可以或不能獲得聯邦住房援助。它們賦予地方公共住房管理局廣泛的權力,可以根據犯罪歷史拒絕人們進入公共住房。任何性犯罪者自動不合格;在某個時候,這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性工作者。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房地產開發商Naftali在邁阿密海灘尋找交易,推動佛羅里達州的發展美國的駕駛和擁堵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海牙成為全球首個禁止石油和航空旅行廣告的城市一種經濟實惠的遊牧家居設計在適應城市生活方面面臨挑戰在舊金山,曾因對人或財產實施暴力犯罪而被定罪的申請者將 不被當地住房管理局考慮。與毒品相關的犯罪也可能導致你被禁止領取補助。在許多城市,僅僅因為有一個 有毒品定罪的家庭成員,你就可能被篩選出去或驅逐,並在三年內被禁止重新入住房屋。
當然,法院在對 非裔美國人的定罪方面過於寬容,尤其是在 毒品犯罪方面。因此,黑人在排斥性住房政策中受到的保護最少。
來自 艾拉·貝克人權中心的新報告解釋了對曾被監禁者的歧視成本:報告中調查的曾被監禁者中有79%表示他們被拒絕住房或被認定不符合資格;調查的家庭中有18%在被監禁的家庭成員返回時面臨驅逐、被拒絕住房或失去公共住房資格。
埃拉·貝克人權中心這就是為什麼人權活動家要求HUD取消對有犯罪記錄的人的住房禁令。HUD秘書朱利安·卡斯特羅在接受Shelterforce記者米里亞姆·阿克塞爾-盧特和哈羅德·西蒙採訪時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考慮這樣做:
米里亞姆·阿克塞爾-盧特:在許多這些重建項目中進行了廣泛的外展,但通常對於誰可以回來有非常嚴格的指導方針,篩選掉了很多人,比如有重罪定罪的人,這限制了被考慮回來的人的數量。但這些人需要有地方居住。你對這些篩選措施有何看法,它們應該如何或不應該被使用?
朱利安·卡斯特羅:我相信HUD在更大範圍的刑事司法改革對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確保人們在生活中獲得有效和公平的第二次機會。這是我們將要關注的問題,我們一直在關注,並將在不久的將來繼續評估和採取行動。因為正如國會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進行關於刑事司法改革的對話,我們也需要在住房背景下進行這樣的對話。我們在1990年代的一些政策上是否過頭了?我現在並不是説答案是肯定或否定,但這絕對值得重新評估。
哈羅德·西蒙:是否有機會,或者你們是否已經在與司法部合作,看看你們可以如何交叉?
朱利安·卡斯特羅:我們正在與司法部合作解決這些問題。例如,我們剛剛發佈了一份資金可用通知,涉及為居住在公共住房的年輕人清除記錄,幫助他們根據州法律,如果他們有資格進行清除,能夠做到這一點,關注一些與因逮捕記錄而被阻止進入住房的人與實際被定罪之間的相關問題。因此,我們正在共同努力,我相信我們將繼續以富有成效的方式這樣做,為人們合理提供機會。
我認為大家會同意,我們必須找到正確的平衡,因為我當然理解已實施限制的價值以及保持我們住房社區安全的目標。我們始終必須牢記這一目標。同時,問題是,我們是否有辦法有效地實現這一目標,同時仍然為人們提供更多機會,讓他們重新站起來,而不是因為過於繁重的法規而限制他們過上艱難的生活,無法走上正軌?
前HUD秘書肖恩·多諾萬暗示類似的重新考慮2011年對前罪犯的公共住房規則。一些住房管理局和房東正在走這條路。今年早些時候,洛杉磯縣監督委員會放寬了對有超過兩年毒品定罪記錄的人的公共住房援助限制。
在新奧爾良,這座城市既是一個監禁目的地,也是一個旅遊勝地,住房管理局在2013年認識到其刑事背景政策對非裔美國人有不同的影響——這意味着他們可能違反公平住房法。儘管有這種認識,新奧爾良住房管理局尚未實施與公平住房倡導者共同制定的新程序,以減輕這些影響。在與Pres Kabacoff的對話中,一位新奧爾良的私人可負擔住房開發商告訴Citylab,他為他的申請者制定了“禁止詢問犯罪記錄”政策。
“所以,如果你是有犯罪記錄的申請人,如果你的住房申請獲得批准,只有在那時我們才會查看你的犯罪記錄,看看你所犯的罪是否使你成為風險,”Kabacoff説。
但即使有如此寬鬆的措施,仍然會有一些從監獄釋放的人被房東和住房管理部門拒絕。當被問及這些人應該住在哪裏時,Kabacoff表示這是“只有政府才能處理的問題。”
埃拉·貝克人權中心埃拉·貝克報告建議城市通過地方住房條例,禁止歧視有逮捕或定罪記錄的人。在 麥迪遜,威斯康星州,以及在 貝爾維爾, 伊利諾伊州,已經存在一些這樣的例子。報告總結道:
截至今天,美國每年花費800億美元來施加懲罰並限制個人及其家庭的機會,代價巨大——這種代價既顯而易見又隱蔽,情感上的代價則是家庭、社區和跨代的,最終應該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