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蠻拼的”李世默到底想説什麼？——小議李世默與王琪文章的交鋒
【觀察者網按】李世默週一到週五做生意，週末研究中國共產黨，也是蠻拼的。而他關於兩個歷史元敍事的批評及其對中國共產黨治理與改革模式的新觀察，為沉湎於左右道路之爭的思想界帶來新的空氣，也引來了思考和爭議。新話語和新路一樣，需要磨礪與思辨。作為一種創新敍述，理應接受批評。在李世默於清華發表演講《從全球政治學視野看中共與改革》之後，清華大學研究生王琪發出了他的批評之聲《去政治化時代的政治敍事——李世默的清華演講錯在哪裏》。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範勇鵬來文，認為二者涉及不同層面的問題，未必互相矛盾，反倒互為補充。特此刊發，歡迎討論。
李世默在清華大學的演講“從全球政治學視野看中國共產黨與改革”，不出所料地又成為池塘中的石子，激起爭論無數。之前李在TED的關於“兩種元敍事”的演講已經引發了圍繞中國國家能力和中共治理效率的辯論，筆者當時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不少美國學生談起中國問題，都會提起“Eric Li”作論據或靶子。
李的清華演講激起的漣漪之一，是清華學生王琪的評論文章“去政治化時代的政治敍事——李世默的清華演講錯在哪裏”。文章認為當代政黨政治存在着“去政治化”的問題，當“黨-國”體制變為“國-黨”體制，政黨失去了代表社會不同利益的功能，政治問題變成了純粹的技術問題或“治理能力”問題。文章認為李的演講，將合法性問題轉化成治理能力問題，同樣陷入了“去政治化”的陷阱，忽視了中國存在的嚴重不平等問題。
李世默做客清華大學時事大講堂
文章將李世默的身份和地位作為他“遮蔽和加劇現實存在的不平等，為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辯護”的論據，這種論證方法是不大好的。對於歷史上的死人，階級分析加之於身當然無可厚非，但對於還活着的人，還是要尊重辯論的規則，對文不對人，講邏輯不講出身。不過，作為一個資本家，李的立場和視野肯定受其身份的影響。但是，同為資本家，有人批國進民退，有人講國家能力，似乎這個身份也不能作為一個科學變量。
平心而論，沿着汪暉先生的思路，這篇文章説的道理確實是不錯的，的確指出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大問題。我認為，文章與李的演講涉及政治不同層面的問題，未必相互矛盾，反倒互為補充。我傾向於將它們看作是基於對中國問題誠實思考所提出的兩個“真”命題，兩者如車之兩翼，一旦偏廢，大車將傾。
國家能力還是國家主義？
前些年，當國家能力還不是一個熱門詞彙的時候（王紹光教授很早就提出國家能力問題），筆者已經聽不少自由派的朋友猛批“國家主義”了。在西方政治思想主流——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看來，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社會的基本就是好的，國家的基本就是壞的。公民社會強調社會力量的自發動員，治理理論強調“非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自由意味着人的權利對國家的約束，法治意味着超越國家政治權力的終極合法性之源對政府行為的制約。受其影響，國內自由派朋友也多相信政府是小的好，企業是私的好。我在國外也聽過幾場國內經濟學家的演講，在他們看來，所有經濟、社會問題，最後總能歸結到政府幹預太多。我將這種心態歸結為一種“國家主義”恐懼症。
那麼，人類為何還要國家呢？
如果問美國的開國之父們一個問題：“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什麼？”答案毫無疑問是“國家能力”。
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飽含激情地聲稱所有人生而平等，擁有不可剝奪的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可是，“提着昨日種種千辛萬苦，嚮明天換一些美滿和幸福”，畢竟只是歌詞中的一廂情願。拿着這些權利並不能換回一個安全繁榮的生活環境，反過來，沒有政治秩序，這些權利也最終無所附麗。
由於大陸會議制定的《邦聯條例》太過於鬆散和低效，華盛頓將軍的大陸軍陷入無兵無餉無裝備的窘境，獨立戰爭難以為繼。更可怕的是有錢人的獨立債券及其他動產投資沒有了可預期的回報。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精英們忍無可忍，在費城召開會議，制訂了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明確宣示了其宗旨為“組成更完美的聯盟，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和平，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前五項宗旨都涉及國家能力，只有最後一項涉及自由。美國憲法既拋棄了傑斐遜式的理想主義，也用一套高效的制度設計代替了無能的《邦聯條例》，高度強調國家能力。從此美國走上了崛起之路。
如果問美國的開國之父們一個問題：“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什麼？”答案毫無疑問是“國家能力”。
200年後，再問美國的政治領袖：“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什麼？”答案卻變成了“自由”，或者是自由的各種現代別名：民主、憲政或法治。
也許他們並非真的這麼想，只是內外有別，“宣傳有紀律”。在國內，自由主義是自由和秩序之間的一種平衡。且看佔領華爾街和福格森抗議，國家毫不猶豫地動用專政機器維護秩序。只有在對外時，特別是在推廣民主和顏色革命時，他們才跳過了憲法宗旨的前五項，直達終點：自由。
於是，美國在海外的戰略主要是支持社會力量、削弱政府能力、推行私有化、鼓勵多元化。這在所謂“第四波”民主化國家中，導致了政治秩序的衰敗，也即國家能力的失敗。面對這種失序局面乃至誘發的人道災難，美國等西方國家卻治理乏術。政治秩序的誕生極其艱難，摧毀卻十分容易。翻遍西方政治哲學史，政治秩序永遠是一切政治價值的前提。
二百多年的自由主義進化史，不僅影響了美國對外戰略，也反過來影響了美國自身。對自由的過多強調，使部分美國精英也像吸食了致幻劑般失去了真正的政治洞見和智慧。正如李世默所説，在過度的程序主義和法律主義下，美國國家也逐漸發生衰敗，國家能力衰落，產生重重困境。歐洲也一樣，程序民主的合法性過度擴張，不僅導致國家能力停滯，而且使試圖超越民族國家、建立超國家精英政體的一體化努力屢屢受挫。歐盟的2005年類似於美國的1787年。只是1787年的美國，政治精英頑強地追求國家能力，成功跨越立憲時刻。2005年歐盟的立憲計劃卻在形式民主的噩夢中折翼。由此歐洲陷入衰落與失能的泥潭，9年後仍未逃出生天。
同一個東西，正面看是國家能力，負面看是國家主義。然而現實的發展，似乎否定了自由主義者的擔心。
按照王琪的文章，歐美國家的確發生了“國-黨”體制阻礙社會利益表達的趨勢。但是這並未與國家治理能力形成正相關。這顯示，汪暉理論確實提出了真問題，但是這並不能否定李世默的關切，即國家能力。也許，汪暉理論是對的，李世默的演講也沒有“錯”。
能力與正義都是合法性基礎
鑑於自由民主體制面臨的失能症，西方學者近年來也重新發現國家能力問題，比如福山。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與李世默的觀點形成呼應。但是西方學者討論國家能力，主要是為了尋找克服形式民主病症的藥方，卻無意追求實質民主的實現。因而，中國知識界對同一問題的關注，應特別留意避免西方思想的陷阱。
在這方面，汪暉先生這樣的聲音令人尊敬。西方一些學者也在試圖從同樣角度解開西方問題的癥結，比如皮凱蒂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可以説，面對着同樣的問題，李世默與福山站在類似的角度（僅僅是角度），而汪暉與皮凱蒂站在類似的角度。從單一角度分析顯然都不完整，我們需要結構性的理解。
問題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發展軌跡大不相同。西方國家成功的首要因素是成功的國家能力建設。而此後西方國家逐漸走向平等、經濟民主和福利國家的道路卻並不僅僅是由於汪暉所説的“黨-國”體制。如果沒有技術創新和生產力發展，沒有殖民擴張和全球價值鏈的收益，政黨代表不同階級利益所進行的競爭就會是一場“零和”遊戲。其結果，要麼是工人階級被鎮壓，要麼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崩潰。正是由於創新和國際不平等的經濟秩序，西方國家，包括被很多人理想化的北歐模式或萊茵模式國家，得以在國內形成分利方案，達成“正和”格局。共同體內之善治，是以國際體系的不義為前提的。
中國已經沒有可能重複這個故事。我們可以通過創新和發展生產力來部分解決財富稀缺的問題，但是目前不可能通過體系外資源來解決國內分利問題。事實上，在資本全球流動而勞動無法流動的情況下，勞資博弈處於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候，對外經濟交往恰恰會導致新貴階層的出現，產生反平等的效果。因而，基於西方左派的“全球知識”無法解決中國面臨的地方問題。中國的問題不是簡單的“去政治化”的結果，政黨的“再政治化”也不一定能解決。
中國怎麼辦？
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回到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來尋找答案。
自由主義更多強調的合法性的權利維度，主張憲政。李世默式的觀點主要講績效合法性。汪暉的觀點主張實質正義合法性。我認為在當下中國，這三者具備有機結合，互為補充的可能性。
面對着同樣的問題，李世默與福山（圖）站在類似的角度（僅僅是角度），而汪暉與皮凱蒂站在類似的角度
先説憲政合法性。福山認為，歐洲、中東、印度等地歷史上高度發達的宗教權力，作為一種世俗國家權力之“外”的權力資源，在不同程度上承擔了約束國家權力的功能。例如，一般認為歐洲的基督教產生了獨立而統一的教會，對國家權力的約束最強大；伊斯蘭世界的宗教力量雖然很強，但未形成獨立統一教會；印度次大陸則由於宗教力量過強，阻礙了國家權力的正常發展，故而未能產生強有力的政治國家。基於這些差異，歐洲最先產生現代法治的現象得以解釋。中國歷史上不存在與國家權力可分庭抗禮的宗教力量，因而國家過於強大，而法治未能伸張（參見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沿着福山的邏輯往下走，則共產黨就是中國的憲政權力來源。福山有意迴避的一步，李世默無意中替他走了出來。既然習慣法、自然法、成文憲法、神法、議會主權，都可以是一種憲政權力來源，那麼先於國家憲法存在、作為國家創建者和人民利益代表者的中國共產黨，當然也可以是一個憲法性的立法者。
再進一步，福山的觀點也忽視了中國式的法治傳統。中國的國家權力從來都不是沒有約束的。古代天命觀將統治者的德，即保障人民的福祉視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這個天命其實體現於人民的滿意之中，使虛幻的天命與可觸摸到的民意相結合，對國家權力形成約束。沿着此路徑，孔子提出以德治國，孟子主張仁政，荀子呼籲仁政，董仲舒發明天人感應，“民為貴，君為輕”、“天聽自我民聽”等寶貴思想都體現道德力量對政治權力的制約。所以中國古代政治雖然沒有超然於政治權力之外的宗教力量作為制衡，但有非常強大的儒家價值觀和道德力量相約束。
更根本性的監督力量來自人民的反抗，即任何統治者都不得不面臨被人民反抗剝奪政治權力的可能性，“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然，這一邏輯在西方近代政治發展中也一樣存在，啓蒙以來的歐洲政治哲學爭論中，從未迴避人民的反抗權力。暴力反抗從來都是歐洲憲政發展的背景變量，美國開國之父傑斐遜也認為美國人民應保有每20年進行一場暴動的權力。
由此可見，在中國的“地方知識”中，憲政性合法性與績效合法性內在相通，並不互斥。中國歷史諸帝國，其天命不僅要求實現統一而普遍的政治秩序，更需要績效的證明。回顧歷史上人民行使暴力反抗權的案例，多是由於國家未能提供政治秩序和治理績效。
説起中國傳統，除了先秦的天下傳統，秦以後的帝國傳統，還有60多年的社會主義傳統。社會主義傳統包含着汪暉所説的實質正義合法性。正是這個傳統破除了中國幾千年的等級社會結構，實現了普遍的政治平等和經濟民主，實現了民族的“現代化”。
由是觀之，中國共產黨站在了憲政、治理績效和實質正義合法性的歷史結合點上。我並不是説這個黨已經完美地承擔了其使命，但是它具備這諸多合法性的潛質。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上承傳統的統一普遍秩序和良好治理的道統，中承建國立憲的奠基身份，下承完成民族復興和社會公平的使命，古道今道，東學西學，得到了溝通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不可盲目樂觀。按馬克思的觀點，歐洲國家應先實現資產階級革命，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其邏輯就是自由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前提。但是這兩個階段的共同特徵都是強大的國家能力。國家能力只有在無階級社會才會成為“明日黃花”。而在中國，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撞到一團，問題更為複雜。近些年執政黨講“市場發揮決定作用”、講“法制”，解決的是自由主義問題；汪暉提出的階級平等和實質正義的問題，需要“再社會主義化”來解決；但是在中國特定國情和世界歷史的階段特徵之下，這些問題都需要“國家能力”和“有效治理”。由此來看，治理並非僅僅是個技術問題，它本身就是個政治問題。
餘論：左派**、**右派還是保守派？
李世默的演講和王琪文章關注的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各有其道理。有朋友問，他們不都是左派嗎，怎麼還吵架？關於左派右派的區分，一言難盡，非本文要點。值得指出的是，汪暉先生是地道的左派學者，放到國際思想界的光譜中也是如此。而李世默，以及國內一些關注國家能力、治理效率的學者，嚴格來講，不算左派。他們自成一派，名字沒想好，但應該屬於抱有“保守觀”的一派。“保守”這隻鞋已經被美國新保守主義穿爛了，容易引起誤解，中國新興的這些保守派應不同於美國的各式保守主義。
他們的某些觀點並不新鮮。他們強調政治秩序、國家能力和法治。這也是中國共產黨近年來強調的主要方向。他們所關注的核心命題：秩序，是政治學最古老、最長壽的命題。同時，他們身上有着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同時也對政治實踐和時代精神都着敏鋭的感觸。他們對統一普遍有序狀態的偏愛不完全來於西方政治哲學理念，更多是受中國歷史傳統和中國政治實踐的啓發。
如果説保守派關注秩序和效率，左派則更關注公平和民主。所以保守派對合法性的論證更多關注能力、較少關注民主。而左派更多關注平等和民主，較少關注能力。我認為未來中國這兩派的爭論與合作應該是一種積極現象。兩者都比某些自由派更符合中國需要。某些自由派強調的政治自由是與治理能力離心的，其強調的經濟自由是與社會主義相悖的。做個未必恰當的類比，這個保守派和左派的關係，有些類似於美國建國時聯邦黨與民主派的關係。沒有前者無以立國，無以提供政治秩序，而沒有秩序一切都是扯淡。沒有後者，社會公平無法建立，國家在火山口上無法長久，無法維穩。前者是後者的條件，後者是前者的基石。但與美國經驗不同的是，這二者相互補充的最佳方式，是將國家能力看作工具，將民主看作是價值。西方自由民主是與此相反的，美國式憲政是以民主為工具，以能力為價值。
左派對新興的保守派還有一定的警醒作用。如前所述，西方不少學者也開始關注國家能力問題。他們的關注是有導向性的。正如19-20世紀西方學者通過關注民主問題而將民主去價值化一樣（參見張飛岸的《被自由消解的民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現在西方學者關注國家能力問題，也是以去價值化為目標的。如果按照這個方向，世界會走向霍布斯式的叢林時代。西方國家在18、19世紀能力強大時，不講道義，只講能力。20世紀第三世界興起，西方開始塑造道德優越感和意識形態優勢。21世紀，隨着西方道德形象的失敗，又有人開始塑造能力神話，試圖抹平西方的道德赤字，重新制定規則。這個時候，中國思想界很容易再次掉進西方的陷阱，陷入失語狀態。我認為，中國現在要爭的，不僅是國家能力，也是國家善治。從這個意義上，王琪文章的觀點，有利於提醒中國提高社會公平、改善實質正義、補充自己的話語權陣型。如果中國能利用這個最好時機，一方面強化國家能力，一方面提高善治，則可超越西方一個身位，在更有利的位置展開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