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政治兩面人”楊衞澤的人生煎熬

新年上班第一天，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楊衞澤被中紀委派來的六名身材高挑、相貌俊俏的“壯小夥”帶走。在南京火車站的站台上，有人在不經意間拍到了戴着大口罩的楊衞澤被六名“壯小夥”簇擁其間……

輿論對楊衞澤落馬的關注，遠高於早其幾天落馬的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敏。有人説，這是因為他恰好成了新年伊始被中紀委降服的第一隻大老虎；有人説，這是因為楊是本屆江蘇省委中被中紀委“收進籠子”的第三隻大老虎（前有江蘇省委委員、南京市長季建業，江蘇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少麟）；有人説，這是因為楊衞澤被季建業岳父——前江蘇省常務副省長高德正向中紀委實名舉報，社會輿論對高層官場人物內鬥一向極具好奇心所致；有人説，楊出事系典型的書記與市長惡鬥，最後弄成“兩敗俱傷”的又一典型；有人説，楊的結局是因為他長期充當“市長殺手”之報應；有人説，楊的落馬是清除“周黨”的餘波之一，未經確認眼下亦無法確認的媒體報道稱，楊衞澤在擔任無錫市委書記期間曾傍上了周永康這棵大樹，從而也就上了“周的賊船”；還有人説，楊的官位其實不算高，對其過度關注，在於楊衞澤是被持續近兩年的“出事謠言”擊倒的，民間的洞察力與算命能力着實令社會輿論“引以為豪”。

楊衞澤（資料圖）

不管楊衞澤是因何種原因“進去”的，抑或楊衞澤是因為多種原因經綜合發酵後“進去”的，筆者在本文中想闡明的是，楊衞澤的從政人生從進入省交通廳領導班子、擔任蘇州市長、無錫市委書記、南京市委書記的近20年間，就一路伴隨着非親歷者難以體會的“政治煎熬”，並在其南京市委書記任上達到“煎熬高潮”直至最終落馬。

楊衞澤1962年生，常州籍，在南通長大，家庭並無特殊背景。從其16歲考上南京航務工程專科學校港口水工建築專業（三年制大專）始至2015年元月4日被中紀委帶走，其主要人生經歷分為四個階段：

1978年12月至1981年8月，楊衞澤讀了三年工科大專，打下在交通系統的就業和發展基礎；

1981年8月至2000年11月，楊衞澤一直在江蘇交通系統打拼發展。自2000年1月起，楊衞澤同時擔任省交通廳廳長、黨組書記、江蘇高速公路集團公司董事長、江蘇潤揚大橋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共5個正廳級職務。

在江蘇交通系統20年的工作經歷中，楊衞澤最初的命運轉折點很不起眼、極易被人忽視——那是1986年5月至1988年7月期間，時任省交通廳規劃計劃處基建科長的楊衞澤被下派到蘇北邳縣加口鄉任鄉長助理兩年。下派掛職，到基層磨鍊的機會決非同齡幹部人人皆有。這説明楊在當時已被內定為重點培養的年青幹部苗子。外派結束回到省廳機關，楊未被立即提拔，而是繼續坐了兩年多的“冷板凳”（這段經歷應可視為進一步接受組織考驗），直到1990年11月，楊衞澤才被提拔為省廳的規劃計劃處副處長。這段經歷既是楊衞澤的“命門”，更是楊衞澤的第一次機遇。楊衞澤抓住了它，由此走上了一條開闊的官道。

經歷了外派磨鍊再回機關坐上兩年“冷板凳”才被提拔為副處長——別以為官小，但楊衞澤那年的年齡更小——只有28歲，顯然楊衞澤已在江蘇省交通系統年輕後備幹部羣體中拔得了頭籌。在隨後的10年間，楊衞澤從副處長快步走完了江蘇交通系統多個一把手的多道台階。

觀中國近30年之官場，由於交通系統利益交織過密，平衡各類利益衝突特難，而且還是腐敗高發區，故而，省市縣三級的交通廳局長能被空降到地方擔任黨委或政府的一把手十分稀罕。但楊衞澤是個例外。在同時擔任江蘇交通系統5個一把手僅僅11個月後——2000年12月，楊衞澤空降蘇州出任市委副書記。一個月後的2001年元月，楊衞澤出任蘇州市市長，時年楊衞澤39歲。鑑於作為地級市的蘇州市在全國城市羣的經濟分量僅位列京滬津深穗之後，楊衞澤當年已被上級黨組織寄於厚望可見一斑。

楊衞澤出任蘇州市長註定只是個過渡——也即崗位歷練以豐富從政資歷和經驗。2004年6月至9月，楊衞澤被中組部選中，參加美國哈佛大學公共管理高級人才培訓班學習（中美交往的一個重要人文合作項目）。對於楊衞澤，這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二個重大的時間節點。這意味着，楊衞澤雖仍在蘇州市長任上，但其已被列入副省級乃至正省級後備幹部名單，受到更高層級的重點關注和重點培養。

事實的確如此，2004年11月，在其從美國培訓回來後僅兩個月，楊衞澤出任無錫市委書記。2006年11月，江蘇省委正常換屆，楊衞澤開始擔任江蘇省委常委。第二年8月，楊衞澤當選中共十七大代表。就此，楊衞澤進一步“上升”的政治空間顯然更為開闊了。時年，楊衞澤才45歲。

由於楊衞澤在44歲就已升任省委常委，一年後被選為中共十七大黨代表，2011年3月又出任政治分量更重的南京市委書記。2012年8月楊衞澤連選連任中共十八大黨代表，在隨後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楊衞澤當選十八屆中央後補委員。在171名後補中委中排名率68位。由是，楊衞澤的政治前景可謂光明一片。

然而，有“光明面”必有“陰暗面”，楊衞澤在江蘇交通廳長任上，與其搭檔的副廳長章俊元“出事”；其當蘇州市長，與其搭班的副市長姜人傑“出事”；其當無錫市委書記時，與其搭班的市長（楊離任後接任無錫市委書記）毛小平，未及把市委書記的位置坐熱而“出事”；其當南京市委書記時，與其搭班的市長季建業又在2013年“出事”，在季“出事”之前，書記市長搭班“還尿不到一個壺裏”；進入2014年，南京市又有三名區委書記排着隊“出事”……這一系列的“出事”，不可能不涉及到高層對楊衞澤的看法（就算楊本人清廉，至少也得承擔反腐領導責任和用人失察的領導責任），亦註定會被社會輿論拉出來用放大鏡進行“煎烤”。

這一系列特殊的“政治煎熬”，迫使楊衞澤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塑造成“出污泥而不染”的廉潔形象。

主政南京後，楊衞澤已被“政治緋聞”纏身，為擺脱被動局面，強作鎮定的楊衞澤明顯亂了“政治章法”——請品味南京市長季建業“出事”當天楊的一段會議講話：講話以“秋高氣爽、天高雲淡，令人心曠神怡”作為開頭，隨後提到要“在新的起點上展望未來”，“不能拘泥於陳舊的思路舉措”，“要多點道法自然的傳統，少點人定勝天的霸氣”，“要看到大自然對人們總是堅持‘人定勝天’執念的報復”。這段講話，由時任南京市委書記楊衞澤在特定的敏感時間與場合所講，作為一個高級官員，幸災樂禍情緒如此不加絲毫之掩飾，實乃高層官場之大忌，這足以從一個側面印證楊衞澤在當時的“政治煎熬”已到了何種程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進入2014年，楊衞澤手下六合區區委書記婁學全、溧水區委書記姜明、建鄴區區委書記馮亞軍，在不到三個月時間內相繼“出事”。緊接着曾擔任南京河西開發指揮部指揮長的李強，在連雲港市委書記任上落馬，令楊衞澤再次被輿論“煎烤”。於是，精神已近乎崩潰的楊衞澤再走兩招“臭棋”：

其一，2014年9月13日，就在中紀委宣佈對南京市委常委、建鄴區委書記馮亞軍進行調查4天后，針對“楊衞澤被中紀委帶走”的境外報道，楊衞澤親自給南京市部分官員羣發如下短信：“現在國內的網絡比文革大字報更險惡，海外的敵對媒體比侵華日軍更殘酷。這十天我正在井岡山學習，井岡山斗爭歷史和其精神，使我更淡定更從容面對任何敵對攻擊、惡意中傷和傳謠惑眾。”

其二，當晚，楊衞澤在井岡山幹部學院學習的心得體會：《當官不易是當幹部的應有之義》在“南報網”上公開刊發。楊衞澤在此文中自我表白“不做不仁之事、不沾不義之財、不染不正之風、不幹違法之事，永葆先進本色，永當時代先鋒。同時，積極營造良好的從政環境，讓制度敬畏、規則意識融入我們的精神世界，切實使每一位黨員幹部一絲不苟做事，一身正氣做人，一清如水為官……”。四個多月後，以上所有的表白包括楊文中大段的“政治表態”都成為全國民眾鄙視其扭曲的政治人品的茶餘飯後之笑料。

楊衞澤是國內官場又一個極富典型意味的“政治兩面人”。客觀地説，作為其正面，楊衞澤是一個能主政一方並能打開工作局面的幹部。若説他的一路升遷全憑庸俗的官場依附關係和官場歪門邪道是説不通的。若有誰非要那麼講，無疑於把共產黨視為瞎子和聾子，這當然與事實不符！而作為其反面，面對兇險之官場，尤其是身居高位後時時處處都在直接感受“高處不勝寒”的楊衞澤，面對共事者與搭班者一個個因腐敗而倒下，最終依然步其同僚之“不歸路”，既讓人們感慨不已，又在人們預料之中。

楊衞澤究竟犯了哪檔子事？目前依然只有媒體對傳言的“整合、加工和包裝”，但有一條傳言若在日後被證明可以坐實，無疑是楊衞澤政治人生的最大悲哀：楊衞澤2004年11月出任無錫市委書記直至2011年2月，在此期間，周永康於2007年當選政治局常委並於2012年秋卸任，如果在此期間楊衞澤的確傍了周永康之“大腿”，無疑是楊衞澤為官半世的最大昏招。

筆者姑且不議人身依附、拉幫結派、擁立山頭乃中共執政之大忌，亦是高級幹部為官之大忌，單從外派蘇州、主政無錫、掌管南京，從當選十七大代表再到十八大代表再到十八屆一中全會當選後補中委，楊衞澤為官的上升空間其實早已打開，並不需要周永康予以額外的開掘……

但凡“政治兩面人”，其本質上一定是個政治投機者。從大歷史觀有角度，政治投機者皆不會有“好下場”；從現實生活的微觀角度，政治投機者也許會風光一生一世，但這依然只是表象，內核是其一生一世都活得“心累”和“心寒”——楊衞澤顯然是這個特定羣體的一個最新代表。

楊衞澤的案情有待官方權威發佈。在這一等待期，社會各界尤其是執政黨本身，尤該深刻思考：什麼是中國官場批量滋生“政治兩面人”的氣候與土壤？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有那麼多的官員或主動或被動地滑向了“政治兩面人”的泥淖難以自拔？為什麼一個45歲就擔任省委常委、並連續跨屆擔任9年省委常委、深得組織長期培養、信任的高級官員最終還是轟然倒下了？為什麼從年齡上劃線，楊衞澤“出事”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

筆者以為，根子上的問題不是出在人的本性之“惡”，不必遷怒於市場經濟這隻“大染缸”，也不必過分強調權力不受監督云云，而是整整兩代官員政治信仰的整體性缺失，至少是嚴重不足。普通人有信念，生活才有目標。官員有政治信仰，拒腐防變就有了最管用的“原始抗體”和主心骨。

信仰一旦缺失，官員在政治上必然缺鈣。官員在政治上立不起來，就不可能在履職時對權力抱有敬畏感以及行權時的神聖感。此外，缺乏政治信仰的官員不可能擁有感恩情懷，亦不可能有自律意識。再一方面，楊衞澤這一代的官員羣體，普遍缺乏嚴肅、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紀律生活、民主生活等“黨內三會”的嚴格錘鍊，導致他們在行權時不同程度缺乏（少）政治責任感和政治擔當意識。

而黨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學習建設和黨委、黨組自身組織生活的長期不健全，黨組織內部批評與自我批評事實上的“長期廢止”（在習大大主政前全國皆如此，習大大主政後局面已開始逐步有所改變）等一系列弊端與病態，又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和間接“害”了一撥又一撥的“楊衞澤們”。

“楊衞澤們”的腐敗不同於“59歲現象”式的腐敗，是一代“接班人的腐敗”。其對中共的政治殺傷力顯然比“59歲現象”更甚。楊衞澤這一代高級官員，都是文革結束後重新恢復高考後的科班生，自從他們進入高校的那一刻起，各類思潮紛湧而起。隨着思想糾偏和反腐力度的不斷深化，時至今日，思想界的風氣才有所改觀。所以，“楊衞澤們”的下場雖説是自作孽所致，但他（她）們思想理念也並非憑空而生。貪官要清除，反腐制度要建立，但“楊衞澤們”及整個國家為此支付的沉痛代價再次警示我們，反腐敗僅靠“老虎蒼蠅一起打”，僅寄望於建立防範制度還遠遠不夠。必須再跨前一步甚至兩步，從更原始的政治信仰抓起，首先從目前在崗的中高級黨員領導幹部的政治信仰抓起，從目前的在校大學生抓起——能認真切實的抓起來麼？筆者以為，這正是人民已然認定習大大“與眾不同”及對習大大充滿政治期待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