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別忽略“農婦命喪派出所”，也別忽略事實
上海踩踏，巴黎恐襲，新年伊始，一件件爆炸性悲劇吸引了人們的眼球。而去年年末一個婦人的悲劇也不該被遺忘。
2014年12月下旬以來，“12月13日河南女農民工太原討薪命喪派出所”一案成為全國輿論的焦點，當事警察已經被拘捕，案情如何發展，令人矚目。
我對周秀雲女士的不幸深感痛惜，我對王友志、王奎林父子的喪妻、喪母之痛深表同情。我歷來對勞動者所遭受的不公對待——比如欠薪——深惡痛絕，比如我曾批評過那些反對“惡意欠薪入刑”的專家與媒體。12.13案被媒體報道後，乍看“河南女農民工太原討薪命喪派出所”的標題，我也是義憤填膺，並對警察進行了嚴厲批判。
但一直關心“惡意欠薪”的筆者，在閲讀大量報道後，卻對一個問題惴惴不安——斷定該案是因為“欠薪”引起的，目前是否尚缺乏足夠的依據？
在媒體眾口一詞聲討太原民警，在全國人民被激怒的時候，不知是因忽視或扭曲，有一個細節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澄清：被害者周秀雲的兒子王奎林真的是因為“討薪”而與保安發生了衝突，進而引發了後面的悲劇嗎？
筆者見到的媒體，從報紙、電視到網絡，都眾口一詞地將事件定性為“討薪”。比如，央視新聞頻道1月5晚播出的“新聞1+1”節目的標題就是“一個討薪農民工的非正常死亡”，主持人白巖松在節目中也稱“（周秀雲）在討薪的過程中，與保安發生了糾紛，沒想到警察與周秀雲他們發生了衝突”。在節目中，還播出了採訪王奎林的畫面，王奎林也直接説該案是因為討薪受阻而引發的。
遺憾的是，包括央視在內的幾乎所有的媒體，可能都犯了一個專業錯誤，僅僅根據王奎林、王友志（周秀雲的丈夫）等人單方面的表述，便將此事定性為“討薪”。我至今沒有見到有媒體對涉事另一方山西四建保安的採訪。王奎林一方的表述可能完全符合事實，但是，也可能未必。媒體在關於此案的報道中，應該説至少是不夠專業的。
周某與警察僵持（視頻截圖）
更重要的是，按常理來説，一個更為重要、更為權威的依據，卻被所有的媒體給有意無意地忽略或掩蓋掉了。這個依據，其實並不難尋找，那就是太原市公安局就此案的通報。
12月26日晚，太原市公安局通報了“12·13案非正常死亡事件情況非正常死亡事件情況”。通報明確指出：
“（12月13日）周某等10餘名河南籍農民工準備於次日返鄉，需回住地整理行李，因未戴安全帽進入施工工地，與保安發生糾紛。民警處置過程中與阻攔的周某有肢體衝突，涉嫌違反公安機關接處警相關規定，處置不當，發生周某非正常死亡事件。”
該通報講得很清楚，王奎林等人“需回住地整理行李，因未戴安全帽進入施工工地，與保安發生糾紛”。王友志王奎林父子所稱的“去工地項目部討薪遭阻攔”的説法，在該通報中並未被採信。
到底是太原公安局的通報更符合事實，還是王奎林等人的表述更符合事實，值得讀者質疑，也值得有良心的媒體繼續挖掘。
但筆者可以斷定的是，大量媒體在該通報發佈後，繼續將此案定性為“討薪”，是不嚴肅的。依據筆者接觸到的媒體來看，太原公安局通報公佈12.13案與“討薪”無關後，沒有發現哪家媒體去質疑該通報，媒體對通報內容的態度是置之不理或視而不見，依舊以“討薪”來表述或報道此案。
距12月26日太原市公安局通報此案與“討薪”無關已過了整整十天，央視“新聞1+1”節目的標題仍然是“一個討薪農民工的非正常死亡”，仍然單方面採納王奎林一方的説法。
其實，王奎林自己的表述（見 @王奎林為母伸冤），似乎也有些模糊：
“2014年12月13日事發當日，我王奎林與同李康、孟林、徐前進一同行四人於上午11:00左右，從施工生活區外出購買手機返回工地門口處大約在下午15:45左右。我自己一人先行來到工地大門，並同時準備詢問剩餘工資的發放情況及日期。”
“同時”，這個表述就比較蹊蹺。王奎林面對保安與警察時，究竟有無提起、何時提起“討薪”？
微博上有些網友還透露，王奎林與保安發生衝突後，叫來自己的父母以及班組的其它人，衝突擴大，最終悲劇發生。而某些媒體報道説“王奎林的父母聞訊趕來，欲與現場民警理論”。通報則稱周某是“攔阻”。
顯然，各方説法也有細微差別，王奎林父母捲入此事，究竟是“攔阻”還是“理論”？
筆者決不認為通報或網友的説辭就一定正確，但大把媒體既沒有指出明顯的矛盾，也沒有證明自己的調查推翻了通報，仍舊對通報視若無睹，執着地自説自話，實在令人大感失望。
希望遠比我專業的媒體們，在表述自己的正義感時，不要忘了職責所在：那就是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事實真相。要想做到這些，其實並不難：去採訪涉事保安，聽聽他們的意見就可以了；而且，案發地應該有監控錄像，這對真相的還原也應該有幫助。也許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媒體已經無法接觸到保安和監控錄像，那起碼也應該指出矛盾、承認爭議。
正義不需要謊言來加持。如果農婦確實死於該警察之手，此事的性質不會因為“討薪”增一分，或者減一分。推動案情發展，需要冷靜的實事求是，也希望警方儘快公佈更詳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