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道風雲：黑幫成員報考警校向政法界滲透
1月8日，中紀委舉行新聞發佈會，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通報了2014年反腐鬥爭的成果。黃樹賢強調，要“追究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案件相關黨組織責任”。十八大以來，山西作為反腐敗主戰場，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員落馬，其“滾雪球”效應令人瞠目。在山西盤踞多年的所謂隱秘政商圈，還有一系列盤根錯節的利益團體被連根拔出。
《財經》雜誌記者李廷禎昨日（1月11日）報道了一篇《山西黑道風雲》的文章，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文章披露山西的黑道勢力從最初的打打殺殺、敲詐勒索，演變為攀附公權，向政經領域全面滲透，這既加劇了山西官場的塌方式腐敗，也造就了當地官匪一窩的奇觀。
報道稱，煤炭業黃金10年，使山西黑金湧動，締造了大批腐敗官員，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開始有組織地向政法系統滲透。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廳破獲了呂梁“燕子幫”黑社會組織大案。綽號“燕子”的幫主馮小春初中畢業後，聚攏了一幫同學和混混，替別人打架、討債。為尋求長久發展，馮小春有意讓成員報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幫”成員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陽縣公安機關實習、工作。這幫“內鬼”，先後18次為其組織通風報信，助其成員逃脱。
“燕子幫”幫主馮曉春
後期幫主郝兵鎖
戰鬥組長楊光輝
以下為原文：
山西的黑道勢力從最初的打打殺殺、敲詐勒索，演變為攀附公權，向政經領域全面滲透。這既加劇了山西官場的塌方式腐敗，也造就了當地官匪一窩的奇觀。
1月8日，中紀委舉行新聞發佈會，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通報了2014年反腐鬥爭的成果。黃樹賢強調，要“追究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案件相關黨組織責任”。
十八大以來，山西作為反腐敗主戰場，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員落馬，其“滾雪球”效應令人瞠目。
去年10月，中央一日內對山西省委常委“進五退一”，不啻為大換血。按照山西官方媒體的説法，目前山西新班子的中心工作有三：打黑、糾風與反腐，“打黑”被放在首位。這樣的安排，與該省新任省委書記王儒林的一番講話有關。王説，太原市三任書記、三任公安局長出問題，全國罕見，“省部督、轉的自2006年以來的14件涉黑涉惡核查線索無一辦結”，要把嚴厲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和反腐敗結合起來。
顯然，山西重手“打黑”，是為了挽救該省崩坍的政經形象。
1983年以來，中國警方已發起多輪“打黑”運動。這些集中行動的效果明顯，每每爆出大案，攝人眼球，卻未能遏制黑惡勢力在許多地區的縱深發展，山西即是一個重災區。
從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中國某些區域的黑惡勢力早已完成原始積累，從最初的打打殺殺、劫財敲詐，演變為公司化、高科技化、國際化運作，並公開、半公開地從事黃賭毒、跨境賭博洗錢等犯罪活動。在此過程中，黑道通過腐蝕官員、攀附權力，向政經領域全面滲透。
在山西，這一點尤為明顯。煤炭業黃金十年，使得該省黑金湧動。與之相關的產業鏈，締造了大批腐敗官員，亦寄生着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強”，二者結伴而行、劫掠共生。
號稱“太原地下組織部長”的張新明，正處於這場黑金交易網絡的核心。30年前，他不過是一名貧困山區的年輕農民，渺如一粟；但此後，其轉戰軍界、鐵路、化工、礦業，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場、商界呼風喚雨，財富增至百億級巨。官場腐敗，從來都是黑社會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勢力在山西綿延進化30年，已讓不少人喪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因此，正在山西展開的反腐與打黑相結合的行動，可謂正中要害。
“混混”的早期歲月
廠礦子弟結夥而行，好勇鬥狠、打打殺殺，是“文革”後黑惡勢力的主要特徵
山西大部，古屬燕趙，民風彪悍，“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此種民風，曾在“文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山西造反總指揮”楊成效，太原十三冶建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頭目，“文革”初期多次率隊大規模武鬥，省委第一書記衞恆被其揪鬥而死。1969年7月，中共中央針對山西專門發出“7·23”通告，勒令停止武鬥。
隨後山西被軍管，楊成效被逮捕、槍斃。但楊的大名響徹三晉，“文革”後崛起的各路混混，多尊崇其為黑道祖師。
“廠礦子弟多，待業青年多，打架鬥毆多，小偷小摸多”，是彼時太原的特點。太原迎澤公安分局一位老幹警稱，當時的五一路、解放路，每隔幾百米就有一幫“小混混”。太原除了“傻大黑粗”，還有一個著名綽號：華北第一賊城。
1983年－1987年，全國開展第一次“嚴打”，山西諸多“大哥”因此留下前科。
其中之一，是太原重型機器廠子弟、“山西賊王”王彥青，以撬竊企業保險櫃聞名，“比別人用鑰匙開得還快”。王的父母，是該廠子弟學校教師。
因偷竊金額巨大，王彥青被判死緩。但這個年輕人功夫了得，進入汾陽監獄後，憑拳頭當上“牢頭”，隨後組織了一場持續三個月的“地道戰”，以圖越獄。
1988年冬，王彥青率領11個獄友脱獄。隨後兩年，王多省流竄，先後殺死16人、殺傷13人，搶劫汽車、撬盜保險櫃無數。
1989年王彥青潛回太原，躲在已釋放的獄友武雙喜家，被建礦派出所女民警劉文英發現，王開槍殺劉，震驚警界。
1990年春，王彥青在湖南嫖娼時被查獲，一番槍戰後落網。被押回山西后，王和警方討價還價，大吃大喝數日，才交代一處埋屍地點。最後，其被公審、槍決。
上世紀80年代，除了王彥青，太原的“道上名人”另有“三明一利”、米家兄弟、“國民黨”、“日本人”、“李向陽”、“歪脖子小勇”、“不説理小亮”、王洋、“鋼頭”，羣雄並起。
米家兄弟中的“拐三”米為民即是張新明未來的親密盟友，其家族經營賓館洗浴，黃賭一條龍，名震太原北城。而張新明家鄉古交工礦區，一顆“社會新星”亦在升起，但他不姓張，而是綽號“王保兒”的王建軍。
1983年，王保兒因流氓、傷害罪，被古交工礦區法院判處無期徒刑。1985年改判為十年，1989年8月提前釋放。“坐牢成了鍍金”，出獄后王保兒變本加厲，在古交欺行霸市、毆打羣眾，還多次打傷幹警，卻無人敢管。
1996年公安部發起“打擊團伙犯罪，掃除社會惡勢力”運動，“頗有家庭背景”的王因流氓罪、故意傷害罪、敲詐勒索罪被判死刑。
早期的山西“古惑仔”， “主業”多是好勇鬥狠，偷竊為生的王彥青反是少數。一位《山西日報》老政法記者回憶，當時每個單位均有一幫子弟，“理着板寸，手臂刺青，穿着綠軍褲，揹着裝有半截磚的軍挎”，以此為酷，連報社、大學等文教單位亦不例外。
也有以“侵財”為主業的“領先者”，譬如王洋、“鋼頭”團伙。“鋼頭”真名曹志剛，系太原鐵路局車輛段工人，和受過第一次“嚴打”的無業遊民王洋是拜把子。
山西省高院的判決書顯示，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曹王二人多次結夥，和梁海清、“小四毛”任愛軍(此二人是未來的重要人物)等人，在太原持槍持械鬥毆、搶劫，致死人命，侵財數額動輒數千元--上世紀80年代末，此乃天文數字。
曹王二人很猖獗，得知公安系統正在調查自己後，竟給省公安廳長寄去兩顆子彈。1992年，兩人均被判極刑。
上世紀80年代的山西黑惡勢力，絕不止於太原一地。殺人越貨近百起、製造了“百萬元綁票大案”的大同王順團伙，後來震驚全國的“運城狼幫”，此時均已嶄露頭角。
張新明走的卻是另一條路徑：早期在家鄉下煤窯、拉平車。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從中鐵十二局手裏買了一輛報廢卡車，為古交水泥廠拉石頭，這是其進入運輸業的第一步。
上世紀80年代末，張借用中國煤炭博物館勞動服務公司的手續，在太原北郊向陽店鐵路專用線發煤。甫一出道，張新明就知道依附權力賺錢，遠比只會打打殺殺的混混們高明。
張新明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不同於那些胸前臂上紋龍刺劍的街頭霸王，這亦是官員願意與其交往的一個因素。
“黑社會性質組織”
“一丁二偉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滿林為大”，以斂財為目的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在上世紀90年代紛紛成型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加強公安工作的決定》，公安機關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成為主旋律。
上世紀90年代前期的山西警方“打黑”主戰場，並不出在各大工礦區，而是在糧食產區晉南。
第一大案，當屬1991年破獲的運城“狼幫”。以運城傳染病醫院鍋爐工張永強為“幫主”的23人團伙，從1988年起，到處網羅“兩勞”釋放人員、流氓無賴和賣淫女，使“狼幫”很快發展成擁有60多名骨幹、100多人的特大流氓集團，其“盈利模式”，是安排賣淫女“放鴿”敲詐、聚賭放胡、攔路搶劫。
“狼幫”最大特點，是武器先進、堪比正規軍。其擁槍100多支，其中一支“五四”手槍歸幫主使用，還有微型衝鋒槍1支，半自動步槍2支，五連發仿製手槍20多支，單、雙管獵槍80餘支，子彈千餘發，手榴彈20餘枚，烈性炸藥20多斤，管制刀具百餘把。
警方對“狼幫”的最後定性是：一個以社會渣滓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
1994年5月，運城司馬光祠堂被盜，盜賊將11尊泥塑雕像的頭部鋸下，走私到海外。新華社內參報道後，中央領導批示：“山西是古代文物集萃地，一定要保護好地上地下的文物。”緊接着，晉北忻州一帶的羣體拐賣外地婦女事件，亦被媒體曝光。
為此，山西警方展開了專項“嚴打”，史稱“南征北戰”。在彭真的老家侯馬市，“侯百萬”、“郭千萬”兩個特大文物涉黑集團浮出水面，警方抓獲了125名“盜墓賊”。
侯林山、郭秉霖兩人，盜掘、走私春秋戰國古墓，“富可敵市”，百萬、千萬絕非誇張，其經濟實力已可和地方政府抗衡。彼時，兩個犯罪團伙高薪養人，馬仔均擁有汽車、摩托、大哥大、傳呼機、“五連發”獵槍，硬件、火力遠勝警方。後來，以其人其事為原型，還拍成了一部電視劇。
此案要害，在於這是山西首個暴露出“政界警界保護傘”的涉黑案件。山西省公安廳正科級偵查員範文龍，侯馬市委副書記張洪生、政協主席李剛、政法委書記許進學，公安局副局長賈守德、路西刑警隊副隊長劉林、幹警周志國，侯馬市澮濱辦事處副主任姚河平等人，因此紛紛落馬。
1995年，一起更加震撼的大案發生，即“6·29搶劫運鈔車案”。此案已非警員給黑道提供保護傘，而是警察直接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
四名案犯是白法義、徐成吉、蘆裕山、徐存科。其中，徐存科是太原公安局防暴隊中隊長。抓捕徐存科時，徐的同事郭曾中彈犧牲。最後，憤怒的太原警察將躲在家中的徐存科當場擊斃。其餘三人，最後全部被判死刑。
1997年，我國修訂《刑法》，在第294條中創造了“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這一概念，定義是“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羣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
2000年12月，最高法頒發了《關於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從四個方面規定了“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特徵，其中第三條是“通過賄賂、威脅等手段，引誘、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活動，或者為其提供非法保護”。
從這些司法條文看，“狼幫”、“侯百萬”、“郭千萬”、徐存科團伙時期，正是黑惡勢力向“黑社會性質組織”演進的關鍵節點。
太原上世紀90年代的七大犯罪團伙--“一丁二偉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滿林為大”，無不帶有鮮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特徵。
上述對聯中描述的七個人，分別是指丁巍、林二偉、曹志生、任愛軍、米新民、郭喜平和綽號“三馬虎”的李滿林。
上世紀末，在太原解放路，“拐五”米新民因捅死“道上”另一大哥“小魚胖”，從此亡命天涯。2014年張新明落網後，“拐五”在其兄“拐三”開辦的太原“金大酒店”被擒。其餘六人，均在本世紀初席捲全國的“打黑”中落網。
七人中最有名的，當屬李滿林。1986年，17歲的李滿林和朋友去太原綠柳巷跳舞，一個叫王強的人踩了其朋友的腳，李滿林等人便手持菜刀，將王強砍死、王的同伴劉晉平砍傷。隨後，李因流氓罪被判刑兩年。
刑滿釋放後，李滿林開始糾集昔日獄友、刑滿釋放分子、勞教和有劣跡的社會混混，通過設賭抽頭、放高利貸聚斂錢財，勢力逐漸壯大，成為稱霸一方的“山西賭王”。
1993年，李滿林手下、綽號“李向陽”的吳鐵虎，到“小四毛”的勢力範圍太原華洲賓館設賭。“小四毛”命人把吳綁到太原東山痛打，還敲詐了幾千元；隨後，李滿林另一手下“賴黃毛”張海默，又被“小四毛”和任曉峯打傷。
為了報復，李滿林率隊持槍，在太原柳巷老字號“大觀園澡堂”和“小四毛”團伙火拼，當場打死杜大忠，重傷任曉峯。從此，小四毛對其服軟。
一位和李滿林哥哥李茂林有過交往的太原人告訴《財經》記者，“三馬虎上面有人，太原、省裏和北京都有。”“大觀園”火拼後，李滿林很快被取保候審，成為黑道傳奇。
李滿林鋒芒畢露，且“上面有人”，丁巍、林二偉、曹三胖等人紛紛避讓，尊其為“大哥大”。
1994年開始，李滿林的賭場遍佈太原，宛若內陸澳門。山西一些著名的民營企業家，往往一場豪賭就傾家蕩產。欠下李滿林團伙的高利貸，必須及時償還，否則必定斷胳膊斷腿。
設賭放貸讓李滿林財大氣粗，其常到澳門葡京豪賭，輸贏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已是常事。
2003年元月，被稱為“山西涉黑第一大案”的“三馬虎”黑社會組織團伙案宣判：李滿林死刑，處罰金800萬元；其餘27名罪犯或死緩、或有期。
這一時期的山西黑道，除了明顯的暴力斂財，“公司化運作”已開始出現。
早年曾追隨王洋、“鋼頭”的“小四毛”任愛軍，從1996年起，與幾名香港、廣東人合夥，在太原秘密開設多處賭場。1998年，任愛軍使用虛假的銀行票據分別虛報100萬元、2250萬元註冊資金，註冊了太原市“任氏達”貿易公司、太原市“國平”工貿公司，開立銀行賬户，通過轉賬、提現，掩飾其犯罪資金的來源和性質。
2002年12月，任愛軍因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綁架勒索罪、搶劫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非法持有槍支罪、賭博罪、洗錢罪等14項罪名，被判無期徒刑，但目前已出獄。
當混混遭遇大佬
混混的軟肋是逆體制，與政法力量對抗，這讓他們註定無法從“黑惡勢力”向更高階段演進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張新明，還不是新聞人物。
開始發運煤炭後，張新明的婚姻發生變化，其和鄉下的髮妻王豔離婚，迎娶了太原鐵路局運輸處主管的“千金”李豔清。
彼時運力短缺，掌握車皮的鐵路貨運部門炙手可熱。顯然，這門婚事使張的煤炭發運業務如虎添翼，這也是張邁向上層的關鍵一步。
1992年之後，受小平南巡鼓舞，中國經濟開始快速增長，而“雙軌制”亦在部分領域製造了不少混亂。“工農商學兵，一起來經商”，是當時一大奇觀。
彼時的張新明，突然“入伍”。一份資料顯示，1992年，張新明通過關係，掛靠到中國武警部隊(廊坊)學院，成立了武警學院山西經營總公司，後又掛靠武警黃金部隊和森林部隊，利用部隊提供的軍牌運煤。此間，張一直想轉成現役，但始終未遂。
2014年5月，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張稱其武警身份是真實的，“1986年進入武警學校，契機是武警從地方上招納生產經營人才。到1993年，開始擔任內蒙古森林武警總隊綜合訓練基地主任，兼任華北黃金實業集團董事長，後者為武警的三產企業。”
真實情況是：1994年2月，“太原南郊個體户”張新明和武警黃金指揮部生產經營部簽訂了聯辦企業協議，武警部門向張新明提供15副軍牌(實際提供10副)，收取車牌管理費。
1994年，給黃金指揮部上繳了40萬元後，張新明改投武警內蒙古森林總隊“安森生產經營公司”，該公司給張新明發放了58副車牌。1995年－1998年期間，張新明向森警總隊上繳管理費290萬元。2000年元月，森警總隊又分得80萬元和兩輛車。
上述事實，均被寫進了山西省產權事務中心2000年對“山西華北黃金實業集團公司”做出的《產權界定意見書》中。
“傍”上軍隊，是張新明的關鍵一步。
上世紀90年代後期，張新明三兄弟在太原長治路建設了金業公司新辦公樓。1998年，國家禁止軍隊經商，張與軍隊脱鈎，開始正規的公司化運作。
人脈和財富的增長，使得張新明家庭出現新一輪“內亂”。1998年，妻子李豔清懷疑張新明和公司女出納倪燕萍有染，於是花錢買兇，希望教訓一下倪。
山西省高院的終審判決書顯示，1998年4月21日，預收了李豔清4萬元的張文革和史晉慧二人，由張文革駕車、史晉慧攜刀，來到倪燕萍家樓下等候。等到倪後，史晉慧朝其腹部、左臂處刺了數刀後逃竄。為了製造假象，史晉慧同時搶走了倪燕萍的皮包。法院判決書還顯示，皮包裏有倪的“警官證”。
事發第三天，李豔清被抓獲。張文革、史晉慧則逃往四川，不久後落網。
上世紀80年代的首輪“嚴打”，張文革因流氓罪和扒竊，被拘役和勞教過；而史晉慧也因盜竊罪被判八年。張文革和“三馬虎”等人亦有交情，自認為在太原杏花嶺區大小算個人物，並不畏懼警方和張新明。
李豔清僱兇一案，經過太原中院、山西省高院兩級審理，最後史晉慧被判死刑，張文革和李豔清被判無期。判決書顯示，量刑較重的原因，是杏花嶺公安分局鑑定倪燕萍“構成重傷”，省高院司法鑑定認為“倪燕萍生殖功能重度損害達到傷殘五級”。但是，倪後來成功懷孕產女。
三人均不服判決，家屬全部開始上訪，控告張新明、杏花嶺區公安局長邵建偉以及法官，但張始終屹立不倒。
對張新明而言，社會混混不足為懼，與手握鐵路貨運大權的妻子家族反目為仇，卻異常兇險。但張最後擺平此事--不僅迎娶了倪燕萍，“李豔清也沒坐牢多久就出了獄，現在全家已和好”。
“古典混混”和“現代大佬”的偶爾交鋒，前者慘敗收場。
外籍黑幫崛起
警方將本地“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大規模剷除後，突然出現的地下權力真空被外籍黑幫覬覦、佔據，這是“打黑”前不曾料到的一幕
本世紀初，隨着大規模“打黑除惡”，太原以及全山西省一批著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土崩瓦解。
突然出現的“地下權力”真空，吸引了以東北和新疆為代表的外地黑幫向山西滲透。太原迎澤公安分局一位幹警稱，“在本地混混的壓制下，這羣人以往比較老實，不成氣候。本世紀初，集中打擊本地黑勢力後，這羣人突然崛起，人丁興旺，至今困擾省城治安。”
2005年12月2日中午，太原最繁華的商業區解放路和水西關交叉口，近百名新疆籍人員手持長刀劇鬥，致使2人死亡，多人受傷，場面慘不忍睹。
警方事後查明，2005年以來，新疆莎車籍人員和墨玉籍人員在太原爭搶地盤，時有衝突。莎車籍團伙為把墨玉籍團伙趕出太原，從2005年10月份開始，精心策劃了這場毆鬥。
一週後，警方組織500餘名警力，對莎車籍嫌疑人展開集中搜捕，抓獲76名犯罪嫌疑人，繳獲管制刀具81把、棍棒22根、斧頭3把。21名長期在柳巷、朝陽街服裝城以及公交車站偷竊的未成年慣偷，也全部由民政部門送回原籍。
這種有組織的依靠新疆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繁華商業地段大規模盜竊、搶劫，已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特徵。“但沒有好的辦法”，“抓了放、放了抓，攆走又回來、春風吹又生”，當地一些幹警極為苦惱。
2005年12月20日和22日，太原學府街和長風街又發生兩起類似毆鬥事件。毆鬥的幾十人個個臂裹白毛巾，手持棍棒，均操東北口音。
2005年12月24日，太原警方在省體育場抓獲54名持械的東北籍犯罪嫌疑人，並收繳手槍1支；隨後，又有70名手持兇器的東北籍犯罪嫌疑人落網。
經查，這些東北籍疑犯的“主業”，是以暴力、威脅等手段，從事“看場子”，控制娛樂場所“小姐”，並常在一些老闆、城中村村官的僱傭下，聚集幾十人、上百人乃至數百人，進行“擺場子”、打砸等暴力犯罪。
除此，東北籍黑幫還多涉嫌尋釁滋事、故意傷害、非法拘禁、設局賭博、敲詐勒索、吸毒販毒、護送黑車等暴力違法犯罪活動。
“外地籍人羣涉黑犯罪問題，困擾着整個山西，至今沒有徹底解決。”山西省公安廳一位退休幹部坦言。
彼時，張新明麾下的金業集團，也被捲入這一問題。
2004年元旦深夜，金業集團的保安隊長曹連尉、保安曹連勝兩兄弟，率領其餘六人，在山西省委大樓斜對面的人行道上，將東北人付士玲當街槍殺。
付士玲，遼寧撫順無業人員，暫居太原，人送綽號“付老大”；曹連尉，吉林安圖縣人士，綽號“曹老大”。
按照警方的説法，曹氏兄弟在給金業集團擔任保安的同時，還在太原從事“護場子”，向一些歌廳強行收取“保護費”，和“東北同行”付士玲因為搶地盤發生衝突。
警方資料顯示，曹氏兄弟作案後，找到時任太原小店看守所所長的陳貴峯，請其將作案槍支藏匿。陳貴峯隨後將兩支制式連發獵槍拋於小店區一水渠內。在法庭上，陳貴峯稱自己與曹氏兄弟是多年的朋友。
曹連尉至今在逃，故槍支來源不得而知。但有金業集團原職工實名舉報稱，起因是張新明本人在唐都酒店消費時，和“看場子”的“付老大”發生衝突，而非曹氏兄弟。“曹氏兄弟只是保安，陳貴峯自稱和他們相交已久，有點奇怪，自降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自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佈後，中國各地開始海選村官。在土地較為稀缺的城中村，競爭非常激烈。太原不少兩勞釋放分子，開始利用賄賂和暴力聚攏選票，強買強賣強攬工程，為東北幫“擺場子”帶來巨大“訂單”。
向政法界滲透
進入新千年後，山西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開始有組織地向政法系統滲透，而“領先一步”的大佬則開始向金融界和政界滲透，利用官員獨有的審批權力尋租獲利
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廳破獲了呂梁“燕子幫”黑社會組織大案。綽號“燕子”的幫主馮小春初中畢業後，聚攏了一幫同學和混混，替別人打架、討債。經過數次“戰役”，“燕子幫”在當地站穩腳跟，人馬逐漸壯大。
為尋求長久發展，馮小春有意讓成員報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幫”成員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陽縣公安機關實習、工作。這幫“內鬼”，先後18次為其組織通風報信，助其成員逃脱。
2004年，馮小春、郝兵鎖等67名“燕子幫”成員被抓獲，繳獲各類槍支47支，其中半自動軍用步槍1支，子彈1400餘發。郝兵鎖被判死刑，馮小春被判16年。
為“燕子幫”提供保護的中陽公安局長劉植生、紀檢書記李保全，亦被移送檢察機關。
同期，山西黑道向政法界滲透的另一典型案例，發生在霍州。2006年1月，靈石縣市民李建國在霍州可可西里迪廳被毆致死，牽出霍州檢察院幹警朱耀軒及在公安局治安科上班的朱耀光。
媒體調查發現，和朱氏兄弟一起毆打李建國的，有幾名通緝在逃犯，和朱氏兄弟是拜把子。隨後，朱氏兄弟的政法手續和家族黑社會背景被媒體“扒糞”，霍州黑社會性質組織“光頭幫”和“小刀隊”為此全軍覆滅，其保護傘臨汾市委常委王月喜亦被拿下。
更轟動的“警黑一家親”案例，當屬2005年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當年5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民警李忠義到太原旅遊，在十字路口等紅燈時，和太原尖草坪區刑警大隊刑警劉立民發生爭執。
劉立民的“小弟”--當地混混張吉、安勝利等人，在省委大樓對面，用大棒、鋼管把李忠義毆打致死。該案庭審時，張吉等人當場承認，他們主要依靠偷竊為生，偷來的錢一多半要分給劉立民，法庭一片譁然。
警匪勾結，甚至警匪合流，成為彼時及未來諸多大案的共同特點。
2010年，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長申公元被中紀委雙規。這位曾在臨汾致力於打黑的“全國特級優秀人民警察”，2006年向黑礦主李克偉索要現金2900萬元，價值83萬元的汽車一輛，此後開始為李的違法犯罪提供保護。
2009年，申公元明知李克偉隱瞞礦難正被通緝，仍將其藏匿於兒子在京的房中達三個月之久。2010年李克偉自首後，申公元隨即落馬。
2010年的另一樁大案，是陽泉以關建軍、關建民、許建軍、王紅玉為首的涉黑組織被破獲。“黑老大”關建軍，公開身份是陽泉城區公安局巡警大隊長。
這一涉黑組織，13年來涉及違法犯罪案件46起。專案組凍結該組織資金近2.6億元，查封在北京等地的房產27套，拘留收禁車輛30餘部。
關氏兄弟的一大財源，是壟斷了陽泉的“地下賭場”。
從1997年開始，關氏兄弟就開始在陽泉火車站附近的景都大酒店設賭抽頭，隨後在陽泉市區開設地下賭場多達十餘家，其規模浩大，甚至吸引來了石家莊和北京的賭客上門。
2005年上半年，公安部在全國發起“禁賭風暴”，嚴厲打擊境內外賭博、賭場。而同一時刻，關氏兄弟大肆擴張，在陽泉市南莊百坊倉庫等地開設了啤酒機、蛋蛋機賭場，由專人管理，專人放哨、專人專車接送賭徒。
如此無畏，完全仰仗關建軍的巡警大隊長身份。
而在太原，這場“嚴打”，讓張新明的“戰友”武全旺被迫跑路。不久，“三馬虎”、“小四毛”時代的老大、馬仔們紛紛出獄。這些人一個共同選擇，多是奔赴澳門賭場，加入從內地吸引客人到澳賭博的“洗碼仔”隊伍。
這種洗碼仔，並非普通意義上的澳門本土洗碼仔，不靠抽取投注額1.2%的碼糧生活。他們賺取的是客人去澳門賭博時所帶賭資的“提成”，額度可達到賭資的40%。
曾在澳門打拼過的一個太原籍洗碼仔介紹，山西籍洗碼仔羣體，在澳門勢力龐大，所吸引來的山西客人，其下注量已和江浙客人齊名。一些洗碼仔，早已不單純靠洗碼為生，而是開設了大户室，成為部分大型賭場的合夥人。
這些洗碼仔中的佼佼者，有梁海清、綽號“兔兔”的劉明禮、綽號“六毛”的劉慶元、原“三馬虎”團隊成員“臭雞蛋”、大同謝江、古交武全旺、榆次侯連會、晉中趙幸福等人。甚至到了後期，張新明和其大哥張新躍，也積極加入了這門生意。
這種洗碼仔，時常遊走於合法與非法間。在澳門，賭博合法，但多倍託底式的大額下注不合法；在大陸，通過地下錢莊將大額現金和存款轉移到境外，是涉嫌洗錢。而對賴賬者暴力拘禁、討債，更是不被任何一處法律所允許。
2009年，山西晉城公安局在局長李亞力的安排下，一舉端掉了趙五慶、崔晉霞和毋紅梅三個跨境賭博中介組織。當地公安機關在對三個案件的梳理中，發現了賭博代理人的一些“秘訣”。
首先是尋找當地有錢人，類似於營銷學裏的“顧客精準定位”。在山西，豪賭逐漸成為煤炭行業暴發户的病態生活方式。趙五慶的客人中，大多是身價上億的煤老闆，也有一些具有經濟實力的國企經理，甚至國家幹部。
晉城智博煤業公司的老闆趙武智，從2007年起，多次在趙五慶的安排下飛到澳門賭博，先後輸掉近億元。“要麼跳樓，要麼還錢！”在趙五慶威逼下，趙武智煤礦被搶走；陵川縣奪火鄉奪火村支部書記王志保，承包煤礦發家，最後被趙武智帶到澳門，一夜返貧。
其次是“優質服務”。為了誘惑“財神爺”去澳門，趙五慶們的服務可謂五星級。從代辦理澳門通行證到乘機、住店，兑換籌碼、甚至提供女人全程陪賭。趙五慶在澳門太子星廳租設了賭場，由專門人員聯絡賭徒，為參與賭博的人兑換籌碼；還在珠海開辦了珠海兆慶貿易有限公司，負責資金流轉，通過該公司將賭資“洗白”。
賭客一旦輸光了錢，借下高利貸，趙五慶會立即翻臉不認人，打手不斷上門討債，甚至不惜故意傷害。晉城警方稱，趙五慶等人的涉案額，已經達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2012年，太原市公安局宣佈查獲了一羣暴力討債的洗碼仔。經查，綽號“胖老三”的史建輝，以太原盛輝貿易公司為掩護，頻頻組團帶領太原、晉中、呂梁和臨汾的富商，集體到澳門豪賭。
柳林縣老闆高繼平，因此欠下了史建輝千萬元，最後被扣押在太原“嘉怡大廈”62個小時。打手們輪番虐待高繼平，逼迫其打下了2400萬元的欠條；中陽縣煤老闆南三平，被史建輝帶到澳門賭博，不僅輸掉了煤礦，還欠下鉅額高利貸，最後被史建輝的打手挑斷腳筋。
在山西採訪時，所到之處，皆能聽到當地一些煤炭富豪在澳門輸得傾家蕩產的故事。這種大規模跨境賭博洗錢、暴力討債，沒有警方人員的故意放縱甚至暗中保護，絕無可能。
山西大規模的跨境賭博和洗錢，已經嚴重影響到當地政經生態，導致資金外流，有的地區經濟凋敝。
“張新明案發也與此有關，所以謝江、武全旺也同時被抓。”有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
張被帶走後兩天，在逃多年的“拐五”亦被抓獲，其長期躲在“拐三”開辦的太原金大酒店裏。太原萬柏林公安分局一位幹警介紹，位於萬柏林區的金大酒店和杏花嶺區的東金大酒店，全部是“拐三”的產業，長期設有“百家樂”，就是公開的賭場。
2008年，蘇浩接任太原市公安局長兩個月，就派人端掉了東金大酒店賭場，抓獲133人，批捕32人，“拐三”倉皇出門避禍。知情人士透露，此事“不久就擺平了”，“我們的一些幹警，平時根本不敢查金”。
染指煤炭業
能源基地獨有的產業結構，註定了黑惡勢力會染指以煤炭為主的礦業，這成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山西黑道的“主旋律”
2003年開始，中國煤炭價格節節攀升，從而造就了晉陝蒙地區前所未見的暴富人羣。
一位古交礦主提供的收據顯示，2003年，其煤礦坑口價為每噸160元；2005年－2008年四年間，其坑口價分別為240元、450元、850元和1000元。
黑惡勢力一直寄生於利潤最高的黃賭毒。當煤炭利潤堪比黃賭毒時，自然引來了各種勢力的爭奪。
在孫中山題字“以平定煤鑄太行鐵”的陽泉，“黑老大”兼巡警大隊長的關建軍，把礦業搶奪戰攪得高潮迭起。
2003年煤炭市場好轉後，關建軍黑社會團伙先後霸佔了平定西鎖簧煤礦、平定胡家莊煤礦、平定卓正煤礦、寧艾煤礦、北莊煤礦、昔陽北坪煤業等眾多煤礦的經營權；其組織成員還在陽泉市郊區、平定、盂縣大開“黑口子”，公開盜竊國家資源。
陽泉附近的昔陽縣北坪煤礦，前身是北南溝村辦煤礦。在多次資源整合後，法人代表吳嶽林已無力繼續投資。關氏弟兄突然介入，表示願意貸給吳嶽林350萬元，條件是承包該礦十年。
關氏弟兄隨後引入了福建宏達土石方公司，墊資承包北坪煤業的土石方工程。2009年，早就設計好了的關氏弟兄準備將該煤礦以5億元價格出售，但又不想支付宏達公司已墊付的工程款。2009年4月，關氏弟兄組織200餘名“混混”，持械闖入宏達公司駐地大肆打砸，造成多人受傷，對方只得撤離礦區。
法人代表吳嶽林不簽字，煤礦無法過户，而吳堅決不賣該礦。但在喝了關氏弟兄提供的一杯水後，吳嶽林被關建軍抓到陽泉戒毒所“強制戒毒兩年”。
同病相憐的宏達公司老闆積極幫助吳嶽林行政複議，將其救出戒毒所。但緊接着吳嶽林又被關建軍抓回陽泉，關進戒毒所，反覆數次。最後，吳嶽林遠走廣西避禍。
吳嶽林被抓期間，北坪煤業以5億元被非法出售，更名為“安順北坪”煤業，開採者亦變更為華通路橋公司。
關建軍落馬後，因煤礦手續變更中的諸多瑕疵，北坪煤業所在村委會和華通路橋公司陷入曠日持久的訴訟。去年7月，華通路橋董事長王國瑞突然被中紀委帶走。有觀察者分析，已落馬的山西省委原常委、統戰部長白雲和陽泉市原紀委書記王民，或涉王國瑞一案。
有當地人稱，華通路橋公司因採用露天開採，和當地居民經常發生摩擦。而出動“護礦隊”站場子，是這些老闆的基本方法。
和陽泉人一樣，爭礦引發的礦區大規模毆鬥，在山西各大礦區居民眼中，已成家常便飯。
2009年10月12日，山西臨縣白家峁煤礦的保安科科長李保明，帶着兩大卡車“打手”包圍了佔領煤礦的村民，一番械鬥後，4名村民喪生；
2011年6月，福建煤商卓杏生帶領200多人，乘坐40多輛轎車、越野車，手持獵槍、大刀、木棍，在晉中市和順縣上元煤礦打砸搶半小時……
針對煤商羣體的黑社會性質侵財案件，亦開始在山西高發。
2008年4月，臨汾“混混”師澤峯等四人，闖入鄉寧煤老闆劉某家中，將其捆綁蒙面，敲詐了1000萬元撤離；
2010年11月12日，山西洪洞縣公安局副局長王建勳夫妻，被三個覬覦其財富已久的外地人入室搶劫後殺害，媒體稱“王為億萬富翁，在洪洞擁有煤礦”。
提及綁架煤老闆，不得不説到與張新明交好的山西省公安廳原副廳長蘇浩。2007年12月，同煤集團熱電公司總經理劉麗軍遭到綁架，劫匪開價500萬元。劉的父親，是彼時同煤集團董事長劉隨生。時任大同公安局長的蘇浩很快偵破了此案，獲得一片好評。不料，2011年11月12日，兩名男子又結伴洗劫了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的豪宅，劫走財物5000餘萬元。
為了幫助白培中隱瞞財產來源，時任太原公安局長的蘇浩操縱幹警辦假案，最後引發山西官場“連環潰敗”，至今餘音不絕。蘇浩的繼任者李亞力、柳遂記亦連續倒台。本是黑幫天敵的公安局長連續三任涉貪涉腐，令人噓唏。
對張新明而言，自2003年開始，對一系列煤礦的爭奪，一直伴其前行，屢屢成為新聞明星。
表面看，張“吃相文雅”，並不使用暴力奪礦，但據《財經》記者在古交的調查，這一切均是表象。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張新明家族涉嫌在古交大規模私挖濫採，並頻頻通過操縱司法，設局對其他礦主進行“趁火打劫”(詳見本期“張新明再起底”一文)。
山西黑道風雲30年，其做大做強的軌跡，正和山西官場沉淪同步。在山西官場因腐敗而到達崩潰臨界點時，黑道亦完成了可怕的升級換代，從單純的暴力團伙，轉型為公司化運作、並向政界警界深度滲透的社會毒瘤。
萬幸的是，清算已經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