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我不是查理，可以嗎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面對面卻相互仇恨。

查理雜誌社襲擊案使這種距離的存在，突然間顯示出來，刺疼人們的眼。

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世界的恩怨故事可上溯千年，從來不缺乏相互屠殺的情景。但是，除了邊緣地帶的交叉爭奪，比如君士坦丁堡之圍、十字軍東征或摩爾人格林納達的陷落，兩大文明基本上各安於地中海之一側，自成體系。如同大土耳其蘇丹給歐洲國王的一封信裏所説：“本蘇丹對歐洲兩頭豬之間的爭端不感興趣”。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鄙視也罷、憎恨也好，對大多數人而言，都太遙遠了，遠的不值得放下手裏的生計。

今天的情勢則大不相同。筆者八年前曾在德國南部一個小城學習，只記得滿街的土耳其移民，路邊到處是土耳其水煙店和Döner（一種土耳其肉夾饃）店。其實整個西歐都是如此，許多穆斯林移居基督教的老家，在法國和德國各佔約5%和10%的人口。穆斯林和基督徒朝夕相處，兩顆心的距離，忽然變得無比重要。

慘案發生後，關於言論自由、文化多元、移民政策、伊斯蘭國等的討論井噴。這些討論都涉及了問題的某些方面，但都無法解答事情為何發生以及為何發生在此時此地——兩教的衝突已經上千年、穆斯林大量移民歐洲已上百年、巴以衝突已60多年，為何仇恨的這次爆發卻在這一年？正如集體心理學、現代性、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操縱等研究視角可以解釋集中營、大屠殺、種族清洗和恐怖主義的某些方面，卻回答不了為何它們都集中發生於20世紀以降。

人們習慣於從微觀層面來理解問題，但是世界常常需要結構性的理解。

斷想刀筆

作為對襲擊的抗議，歐美民眾舉着筆哀悼受難者。筆的特寫成了一種符號，象徵言論自由、民事力量、觀念寬容，令曾經作為雜誌編輯的我亦頗為動容。但是任何符號都有着定向的意藴表達，只及一點不及其餘，從起點上就已經違背了寬容與反思的精神原則。

筆從來不代表單向度的價值

筆從來不代表單向度的價值。“武人之刀，文人之筆，皆殺人之具也。刀能殺人，人盡知之；筆能殺人，人則未盡知也”，明代李漁如是説。筆能起鐘鼓禮樂的功能，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筆也能亂是非，力量甚於挖掘機，故北齊魏伯起説“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即使在今天的西方，筆的危害也引起人們的警惕。人們熟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卻未必知道諸多州憲法都特意加上了保護個人隱私權的條款。德國憲法個人權利的第一條不是言論自由，而是人格尊嚴不可侵犯。明白人都知道，言論是武器，有時更甚於槍。

經歷過“印刷民族主義”的現代化和意識形態的世界大戰，生活在網絡時代的我們，似乎更應對筆的價值保持敏感。因為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是，筆在多數時候依附於權力和金錢。所謂歷史的書寫，往往將受侮辱、受損害的隱於晦暗的幕後。這比暴力的統治來得“高明”，因為它總是以一種高尚、普遍和進步的道德姿態出現，卻像卡夫卡的“城堡”一般似近卻遠，像唐吉訶德的風車一般令人慾搏無門。

於是，葛蘭西發明了一個概念，“文化霸權”——在階級統治的社會中，當人們如何思考都被馴化以後，他們就失去了反思和反抗的機會，餘下的只有任人擺佈的命運。所謂言論自由，在國家立法和暴力機器面前，在資本的豢養和贖買之下，無非只是幫兇或遮羞布。而在無權無錢者眼裏，它是無所不在的霸權。隨着全球化的推進和異類帝國蘇聯的解體，文化霸權也覆蓋了全球。

反抗者，無論是羅馬帝國壓迫下的不列顛王子，還是今天山河破碎的中東人民，既無法抵抗強大的軍事機器和經濟體系，更沒有用筆來辯駁的能力——須知筆的“火藥”十分昂貴，它由金錢、意識形態霸權和信息壟斷打造而成。

不久前，筆者聽了美國國安委前官員萊弗裏特博士夫婦的演講。他們講到美國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就在沙特秘密培訓武裝分子，並投送到阿富汗去誘發蘇聯的入侵；講到美國在伊朗追求獨立的路上處處為難；講到美國為了保證石油美元結算、給自己和盟國獲得廉價石油而扶持沙特石油家族，長期壓制某些穆斯林派別。生活在中東的人們，眼看國家被拆散重組，政府被顛覆扶植，教派被分而治之，經濟被制裁剝削，他們要麼附着權力，操一口流利的殖民話語，要麼無聲地埋沒在由筆定義的歷史中無人知曉，一切的愛和痛都成為人類文明的邊角廢料。

《查理雜誌》的編輯不是霸權者。也許，他們本身就是用嘲笑來抗議這個霸權的一羣頑童。不幸的是，他們終究被（誤）綁在了霸權者的戰車上，成為犧牲品。

反省結構

慘案背後，存在着結構性根源，即世界權力結構的不平等。而高明的筆，總是善於用表象掩蓋實質，比如亨廷頓的如椽大筆，將世界衝突化妝成文明的衝突。更多的西方思想大咖，則重複着制度決定論的腐朽神話。可憐的是，霸權之下，受壓迫的人們大多也相信這些神話。

現代世界體系始於美國革命，因為美國革命終結了“自然國家”的歷史，開創了憲政國家的時代（參見筆者發表於《東方早報》2013年6月21日文章）。其立國精神之一，是《獨立宣言》中所説的“所有人生而平等”。一般人很少會注意到，傑斐遜筆下的這個“平等”指的是羣體的平等，即作為羣體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有建立平等的國家的權利。但是在自由主義化的過程中，最晚到林肯的筆下，它被解構為個人的平等。

美國的憲政發展，是以拋棄傑斐遜的啓蒙觀為前提的。從傑斐遜到小布什，完成了一個從人道普遍主義到霸權普適主義的封閉迴路。基於普適性的自然法觀念，美、英、法建立了一個文明高地，特別是美國，自詡為“上帝的聖城”。但是高地一旦建立，就形成了自己的標準。別的地區要麼靠攏而成為“文明”，為宗主國輸送經濟供養和政治忠誠；要麼自甘“野蠻人”身份，成為被消滅、改造的對象。

這造成一個結構性矛盾——由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國內較好的社會平等、個人自由和福利，是以在世界上造成系統性的不平等為代價的。縱觀美國曆史，美國外交和戰爭手段的主要對象就是各種形式的“獨立性”，即任何民族、國家或宗教、文化羣體，如果想在美國的霸權體系下追求獨立性，就會成為美國的敵人。正如一位拉美獨立領袖所嘆：華盛頓、傑斐遜開創的美國親手扼殺了拉丁美洲的華盛頓和傑斐遜。

德國思想最早顯示了這個矛盾帶來的身份焦慮：從歌德、席勒、赫爾德、斯賓格勒到康德、黑格爾，一方面羨慕啓蒙主義的光明，一方面忌恨普適主義的霸道。德國道路、俄國革命、第三世界的獨立運動和左翼政權、伊朗的宗教共和國以及今天的所謂“無賴國家”和恐怖主義，都是這個邏輯之藤上結出的果。無論這些果是甜是苦，是善是惡，它們多少有着共同的味道：追求獨立自主。因而它們也遭遇了共同的命運，遏制和圍剿。它們面對的除了槍炮，還有意識形態，和筆。

面對意識形態霸權，能怎麼做？大體上，反抗者有兩種手段：一是“粗暴地講道理”，像馬克思那樣，把世界的真相殘酷地掀開；二是動粗。今天的世界“先知”——西方思想——握有最精良的武器，你服從他，就要接受他的一切；你背離他，就會過的很慘，甚至被先知的武器所消滅。那麼，中東宗教極端主義的各種先知們，既然沒有講道理的資格和機會，那麼動粗似乎是符合邏輯的選擇。

這裏無意為恐怖主義洗白——動粗也要有底線，“查理週刊事件”無疑逾越人道的底線。恐怖主義必須打擊，沒錯，但如果我們的反思僅僅停留於“恐怖主義即對全人類宣戰”（且不説誰能夠代表全人類），而我們的反應也僅僅是樹立“暴力和言論自由”的二元對立，那麼我們只會離問題的解決更遠——因為這個世界的問題不是太多元，而是多元太受扼殺。

歷史上的宗教邊界已經不存在了，西方和穆斯林世界已經相互滲透、犬牙交錯。不可能再有下一次十字軍，如果有，只能是短兵相接的悲劇。倘若要避開這悲劇，則無論東方西方、無論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應該警醒霸權和文化霸權的誘惑和危害，既要反對槍的屠殺，也要反對筆的蠻橫（再次強調，並非特指《查理週刊》）。

最後，申明一下：我不是查理，也不是恐怖主義同情者。這樣，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