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李世默和“週末政治”新範式

李世默12月21日的清華演講《從全球政治學視野看中共與改革》，用“週末我浪費時間研究中共”一語開題，借用古今中外五位著名政治學者各自不同的角度，進一步解釋了他一直以來的觀點：西方實行的自由民主制，難逃自身的生命週期，正在無可挽回地轉入衰敗，突出體現在“普遍陷入治理危機和改革困境”；反觀中國，由於特殊的一黨體制，保障了政治自主性，也保持了“改革原動力”，在國家治理和深化改革方面，具有相較於西方國家的制度優勢。

瞭解李世默觀點的人都知道，他的政治科學論述，是從同時否定共產主義教條式烏托邦和自由主義烏托邦兩大“元敍事”這個邏輯起點展開的。從否定“元敍事”，到肯定中共，這之間貫穿着一個簡明清晰的邏輯線條。簡述如下：

共產主義教條式烏托邦“元敍事”的基礎，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階段論”線性歷史觀，將歷史發展視為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運動，從中發現內在規律，最後推出共產主義烏托邦這一終結於歷史盡頭的“理想社會”。

一旦解放思想，走出對於歷史線性發展的迷思，放棄對歷史運動的絕對化理解，學會保持懷疑，這個“元敍事”也就不攻自破。

走出對於歷史線性發展的迷思，放棄對歷史運動的絕對化理解，學會保持懷疑，這個“元敍事”也就不攻自破。

而自由主義“元敍事”也是一樣。其基礎就是近代以來的理性主義（源於科學）和普世主義（源於聖經信仰），將個體的人視為某種抽象存在，再賦予一些絕對化的追求，通過邏輯推導，得出民主政治+市場經濟這一終結於歷史盡頭的“理想社會”。

一旦解放思想，走出對於原子論社會形成觀的迷思，放棄對抽象觀念的絕對化理解，學會保持懷疑，這個“元敍事”也同樣不攻自破，即刻瓦解。當然，作為人類的美好理想，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都不應被否定。

也就是説，對兩大傳統“元敍事”的否定，與其説是對兩個相互對立的政治立場的否定，毋寧説是對同一種特定的思維方式的否定。共產主義烏托邦元敍事將人類歷史絕對化，將社會運動絕對化，而自由主義則將人的抽象觀念和行為模式絕對化，都是同一類思維方式的產物。

具有巨大感召力的共產主義理論卻很容易成為教條，與之類似，自由主義理論最終也成了教條，顛來倒去不離“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平等公正”等等。美國小布什總統當年為了伊拉克戰爭發表題為《自由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的演講，短短20分鐘裏將“自由”一詞重複了38次，相較於共產主義烏托邦文獻，也算是有過之無不及了。

所以，儘管很多人不願意承認，可事實就是如此：兩大主義貌似針鋒相對、不共戴天，其實歸根結底其思維方式同宗同源，內在的共同點甚多，難分彼此。

為什麼説中共做對了

那麼，當今世界有哪個國家的大黨，在其政治實踐中，既放棄了共產主義烏托邦教條，又拒絕了自由主義教條，而且着重在思維方式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特別強調實事求是，注重實踐經驗？

哪個大國的執政黨，在長達三十幾年時間裏，寸步不離地走在改革前行的道路上，堅持改革優先、改革掛帥，將一切不利於改革、有礙於改革的東西都毫不猶豫地破除揚棄？

不用説，那些信奉自由主義的政黨，沒有一個能做到。堅持將自由絕對化的政黨，其政治早晚被資本所綁架；堅持將民主絕對化的政黨，其議題早晚被民粹化的庸眾所劫持。同理，人權也好、法治也好、平等也好、公正也好，一旦絕對化、天天被高調宣揚、成了空想烏托邦，也就必然成為政治的桎梏、政府的枷鎖，導致政治失去自主的行動能力，最終發生整體的衰敗。

為什麼一向領先的西方國家，會自縛手腳，將自由主義教條一再拔高，越來越絕對化，越來越高調宣揚呢？追根溯源，實際上他們是幹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蠢事。回顧歷史，在西方崛起並建立其全球統治的初期，當然不是靠觀念先行，更不是按自由民主烏托邦藍圖行事，而是靠遵循動物本能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但是後來為了搶佔道義高地，為其全球統治提供合法性基礎，為其帝國主義行徑提供辯護，不得不將自由民主拉到絕對化的高度上，成了某種脱離實際的先驗原則。

結果，國際上，雖然在意識形態軟戰上有效打擊了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同時也因為不得不實行雙重標準，製造了極大的混亂；而在國內，則差不多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因為長期以來在人權、法治、平等、公正等標準上過於高調，導致了理想和現實的衝突無法調和，結果少數族羣和弱勢羣體的騷亂抗爭持續不斷。

美國社會反覆出現“弗格森現象”毫不奇怪。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聯邦政府高調地揹負起人權理想和法治責任，將“理論上的平等”逐條地體現在國家法律當中，承諾在所有社會事務上不分種族、膚色、文化、性別和血緣的絕對公正。這看起來真的很像“偉大社會”，但實際上，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沖突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根本解決不了。結果，法律和秩序兩者發生了對立，法律強調人人平等，現實秩序卻要求維護等級，最終只能任由司法和警察背離修正案的法律原則，強行“實事求是”。

反觀中國。其實誰都明白，中國並沒有發現“偉大的”真理，之所以做對了，無非是憑經驗和常識避開了一些明顯的謬誤。由於堅持改革掛帥，而不是抽象原則掛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也就很自然地被當作改革的障礙物、誤區甚至陷阱，而被拒之門外了。因為政治的決斷和自主、政府的威權和強勢，都是改革得以強力推進的必要條件，在攻關克難的關鍵階段，既不能被資本所綁架，也不能受到民粹的干擾。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常識邏輯，只要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誰都能發現。

新的政治科學範式？

這就是李世默“週末浪費時間研究中共”之後的基本結論，從否定兩大“元敍事”出發，很自然地走到了肯定中共、肯定改革，其中沒有邏輯誤區。

2015年的第一場爭論，圍繞李世默的清華演講錯在哪裏、對在哪裏展開，但看起來有點混亂。反方將傳統的左派理論引入爭論，作為主要的批判論據，其實還是落入了傳統的“元敍事”窠臼，並未完全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後果”到底是什麼。李世默浪費了很多週末研究政治，消解“元敍事”，可並沒有推出另一個對立的“元敍事”。因為“去階級化”、“去政治化”的結果，既消解了階級這個概念本身，同時也消解了生產製造這一傳統政治概念的思維方式，這才是關鍵。

當然，不能否認階級的存在，甚至也要肯定階級鬥爭仍會發生，傳統的左派理論自有道理，就像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平等、公正這些自由主義核心觀念也都統統有道理、有根據、值得追求一樣。但關鍵在於，它們一旦被絕對化、被高調無度宣揚、被當成原教旨成為激進運動的旗幟和反叛戰士們的武器，立刻就陷入了徹底的荒謬。

看看香港和台灣那些熱衷於佔領運動的青年學生們，手裏五顏六色地舉着從左到右的各種旗幟，其實對於歷史和政治都極為無知，雖然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骨子裏卻個個都是歷史墳墓裏的政治殭屍，誰會認為他們站在正確的一邊呢？

這就是李世默們的基本觀點和立場。這一政治立場無法歸類到傳統的左派和右派當中，若一定要分門別類，不妨就稱為“週末政治”，因為其基本主張是懷疑地看待所有政治教條，無論是階級鬥爭，還是自由民主，一律打折扣、相對化、因地制宜、低調處理，拒絕任何絕對化、原子化、極端化、二元對立化、激進化的高調宣揚，就像是輕鬆過週末一樣。

甚至也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範式：承認自由民主的價值，但也對其進行制約；承認憲政法治的價值，但絕不令其至高無上；承認平等公正的價值，但實事求是，並不無度宣揚。

要説新，相對於近幾個世紀以來的理性主義、普世主義和激進主義，這的確是新；要説舊，中國古代傳統的“中庸之道”，説的正是凡事都要拒絕絕對和極端，保持中正平和。

那麼，問題進一步轉化為：在“頂層設計”上，誰來對自由民主實行制約，誰來平衡憲政法治的地位，誰來控制平等公正的調門？毫無疑問，在當今中國，這也就是中共作為執政黨要發揮的作用。

只要執政黨具有“德治”的品格，具有自我反省、自我糾錯和療毒的能力，並接受全體人民的監督，那麼，一個既保持了很強的政治自主性，又保持了持續的改革原動力，不受抽象觀念束縛，不被社會利益集團綁架的良好政治體制，中正平和的政治結構，就有望建立起來。

而在信奉“週末政治”的人們，用黃仁宇先生大歷史的眼光看來，當今中國，正走在這個道路上，前景甚是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