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查理兇手——從比薩快遞員到恐怖分子

身為一個有雙腳的人，也許很難體會坐在輪椅上的感覺吧！比如突然在古老的八角型圖書館裏看見電動升降椅子，意識到自己也可以像鳥一樣升上去，到那個天窗和藏書接壤的空間裏……也許這就是找到出路的那種感覺吧！《衞報》一連數天刊登了一系列關於查理的報道和評論，其中一篇講述查理兇手成長史的長文，尤其讓人感嘆。我之所以對那那篇長文感興趣，是因為它沒有像其他評論性的文章那樣把焦點放在各種主義的對壘上，而是具象地講述了關於人的故事。無論心理殘疾到什麼程度，他們也仍是人，而不是魔鬼。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停止對人的妖魔化，是否也算為終止暴力找到其中的一條出路？

巴黎第十區，從Repubique到Gare du Nord一帶，是一個移民眾多，文化混雜的地帶。在一個以歐洲中產階級白人文化自居的人的眼中，它想必應該是極富有異國情調的。在那裏，語言，食物和小商品之多樣化，甚至會混淆你的方位感，讓你一時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北非，中東還是歐洲。

據《衞報》那篇長文報道，1980年，Cherif Kouachi就出生在那裏。Kouachi是一個阿爾及利亞移民家庭的五個孩子之一。

《查理週刊》事件嫌犯之一的Cherif Kouach

信仰伊斯蘭教的阿爾及利亞在1830年被法國佔領，成為法國領屬地。一戰前後，阿裔移民作為廉價勞工被大量輸入法國。1954年到1960年代初，阿爾及利亞通過戰爭手段，付出50萬阿人的生命，終於從法國手裏奪回了自主權。戰爭造成的緊張關係，令當時居住在法國境內近20萬的阿裔移民處境難堪，左右為難。阿裔移民因此不再受法國歡迎，且不説他們的穆斯林文化和法國本土文化之間，本來就存在着衝突。法國本地人和穆斯林移民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外人很難評價。但是關於法國移民歧視之類的負面報道和紀錄片卻很多。

Kouachi在幼年時代就被父母拋棄了，是父母雙亡還是無力撫養，原因不明。隨後，他被送進了遠離巴黎的Care Homes（相當於孤兒院）。18歲，他和哥哥一起返回巴黎，逗留在東北區一帶，過起了四處借宿，睡在地板上的流浪生活。他沒有文憑，除了一張體育項目資格證，一無所有。但資料顯示，當時的他談不上特別偏激，充其量只是幼稚。他不定時去清真寺做祈禱，去俱樂部狂歡，玩説唱樂，吸大麻，喝酒……總之，和普通的小青年沒有什麼差別。

接下來，他認識一夥同城小青年，和他一樣，他們都出生在支離破碎的家庭，都早早告別學業，很多在中學時代就已經混在了一起。他們都來自巴黎第19區，一個工人階級，街霸和學渣橫行的街區。他們都沒什麼正式工作，且都有過偷盜，販毒，人販之類的前科。他們之中有個被視為“古魯”的比Kouachi大一歲的傢伙，叫Farid Benyettou，當時的職業是清潔工，卻對發生在伊拉克的“聖戰”十分狂熱。時值2004年，伊拉克戰爭剛剛結束。

這個小團伙，在後來的法庭審判中被看成是一個“二流的業餘團伙”，“法國第一個聖戰學校”， 不過團體中確實有幾個傢伙，還真的去了伊拉克，其中三個死於戰場，活着回來的也都多半斷手斷腳。當年從法國去當“聖鬥士”的青年大概有1400人，有70位法國公民或居民戰死在敍利亞和伊拉克。（和當時相比，今天，去參加“聖戰”的法國青年則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格局，他們不一定是那些窮苦的伊斯蘭移民，他們有的來自中產階級家庭，且受過良好的教育。）

在披薩店靠送外賣為生的Kouachi，也企圖去做“聖戰士”。不過在登上大馬士革的飛機之前，就被抓獲了。那是2005年1 月，他的法庭口供顯示，其實他並不是真的想離開法國。“離起飛的時刻越近，我就越不想走。但我害怕自己看上去像個懦夫。”隨後，他被判刑 3年18個月。他的律師描述道：“他其實看上去就像個脆弱的孩子，對政治略知皮毛，心理上，他被那個古魯操縱着。”那個古魯讓Kouachi覺得自己很重要，他聆聽他説話，並把他看作一個存在的個體。而Kouachi其實並不善於思考，他連伊斯蘭教和天主教都分不清。當被問及為什麼要去參加“聖戰”，他説：“之前我只是個小流氓，但‘加入聖戰’這個念頭冒出來之後，我覺得很爽。完全沒有想過會死的問題……反正經書上説殉道而死是一件好事。”

Jacques Follorou，法國《世界報》的記者評論道：“這羣失足小青年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沒有政治主張，沒有經驗，反社會，心理上處於（崩潰）邊緣，然後遇上了一個教唆者，就這樣被操控了。他們其實尋找的是身份認同感。”

“如果説這個古魯的課堂只是一所業餘學校，那麼真正讓Kouachi畢業並獲得資格證書的，則是他服刑的監獄。”（——《衞報》）

法國南部的Fleury-Merogis監獄，是歐洲最大的監獄，男性囚牢可容納3800人。建於1960年，以暴力，毒品和高發自殺率，以及“囚犯綁架囚犯當人質”而聲名狼藉。在Kouachi服刑期間，那所各方面狀況還停留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監獄，其擁擠度高達150%。據《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f Prisons（國際監獄觀察）》的報道，它曾被描述為對人的健康和安全極度危險之地。其擁擠程度就連動物都無法承受，沒有窗户，沒有風景，只有天窗和渾濁的空氣。2008年，一個視頻被囚犯們秘密地傳送到外界，囚犯之間的暴力，漏水的天花板，惡臭的廁所，停滯而冰冷的供水系統等監獄場景最終被媒體曝光。有個犯人説：“我們冷得像街頭的流浪漢一樣。”該監獄在各種審查和壓力之下，才不得不實施改善計劃，但這已是Kouachi出獄之後的事了。

把該視頻偷遞出去的囚犯之一Amedy Coulibaly，和Kouachi成了監獄裏的難友。他蹲大牢的原因是搶劫。7年之後，他和Kouachi一起，參與了查理慘案，殺死了一名穆斯林警察和Kosher 超市裏的四名人質。

Amedy Coulibaly

Coulibaly出生於巴黎南部一户西非移民家庭。他成長的那個街區，Grigny，是巴黎最混亂的黑人街區之一，住着上萬居民，其中至少40%失業，貧困，販毒，人口走私和青少年犯罪率之高，被稱為“社會垃圾桶”和“憤（糞）青的土壤”。Malek Boutih，一位前反種族歧視人士，該區的社會黨議員説道：“那是個被國家拋棄的地方。法國人珍視的價值觀，自由，平等之類，在那裏是不存在的。”據説，招聘人員只要在地址欄上看到它的地址，就會毫不猶豫地把求職信扔到廢紙箱裏。

一位曾為Coulibaly青少年時代的搶劫案辯護過的律師回憶道：“Coulibaly是個頭腦發熱，膽大包天的青少年。他的父親是來法國打工的卑謙的西非窮人。像那個區的很多小青年一樣，他不想讓自己成為父親的模版，總想着賺快手錢，卻一次次地入獄。”

在監獄裏，難友Kouachi和Coulibaly不但建立了友情，還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精神導師，一個叫Djamel Beghal的傢伙，他因在美國駐法國大使館投擲炸彈，被判刑10年。在英國和法國情報局的眼裏，他被視為基地組織在歐洲的招聘人員之一。不難猜測，他的洗腦工程，也是使Kouachi和Coulibaly變得越來越偏激的原因之一。

離開監獄的Kouachi，在魚店找到了一份工作，還結了婚。之前教唆他去做“聖鬥士”的那個“古魯”，則由清潔工變成了一名護士。Coulibaly亦拿到了一份可口可樂工廠的實習工合同。

然而出獄不到一年後，Kouachi和Coulibaly就因涉嫌參與“解救阿爾及利亞恐怖分子Smain Ait Ali Belkacem”的計劃而再次受到警方調查。這名被判無期徒刑的恐怖分子曾在1995年炸彈襲擊巴黎Musee d’Orsay火車站, 並造成30人受傷。警方在Coulibaly的家裏找到大量的衝鋒槍彈藥，Coulibaly因而再次入獄。至於Kouachi，整個調查期間，他一直保持沉默，因為證據不足，他被釋放了。此時，Coulibaly的妻子，超市收銀員Boumeddiene因不願意在收銀時揭下面紗，正待業家中。

Coulibaly在監獄裏表現良好，2014年的春天就被提前釋放了。Boumeddiene在監獄門口迎接了他。這對戀人本來可以過上平凡的生活。但Coulibaly最終還是荷槍實彈衝進了查理的編輯部。一份關於他的心理記錄顯示：“幼稚，有精神分裂人格。缺乏內省能力，不能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缺乏道德感，卻希望能變得有力量。”在查理事件中，殺害了四名人質的他，竟然在屍體之間，漠然地給自己做三文治。

Kouachi的哥哥Said，是查理慘案三個兇手中唯一沒有進過監獄的。但他曾被懷疑和基地組織有關。在慘案發生之前，他和妻子以及年幼的孩子生活在法國東北部的Reims，在鄰居們的眼裏，他生活得像一位隱士。

查理慘案得到了空前的媒體關注。如果三位兇手仍活着的話，這是否是他們所希望的呢？歐洲又將如何面對這種“國產恐怖主義”？是繼續做“我是查理”還是選擇“我不做查理”……今天早上我一打開收音機，就聽到英國劍橋本地電台在討論這些話題，有個聽眾説，言論自由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侮辱了我的老媽，那麼就不要怪打在你臉上的拳頭——暴力仍在持續。可悲，那些被侮辱和損害的以及正走在報復路上的人。